《花月痕》解說與賞析

魏秀仁

《花月痕》是中國小說發展史上第一部描寫妓女生活的長篇小說。全書16卷52回，最早有清光緒十四年福建雙笏廬木刻本，另有上海書局、上海普新端記書局、上海育文書局石印本和大達圖書供應社、世界書局鉛印本，1981年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過校點本。書名原題《花月痕全書》，眠鶴主人編次、棲霞居士評閱。眠鶴主人是作者魏秀仁的別號，棲霞居士生平不詳，據他所撰《花月痕題詞》的題署，知他是貴州貴筑(今貴陽市)人，他為《花月痕》各回所作的眉批和回后評語多半是用八股文的眼光評文章作法的，對了解小說沒有多少價值。

魏秀仁，字伯肫，一字子安，又字子敦，亦號眠鶴道人、咄咄道人、不悔道人，清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據福建師范大學圖書館藏《魏子安先生年譜》載，他生于嘉慶二十三年，卒于同治十二年(1818—1873)。他的父親魏本唐，號又瓶，中嘉慶二十四年己卯科鄉試第一名，時稱魏解元，曾任永安縣學訓導、臺灣縣學訓導、上杭縣學教諭、汀州府學教授等。著有《讀經札記》、《愛卓齋集》。魏秀仁自幼隨父研習經史，二十八歲考中秀才，次年又接連考中道光丙午科舉人，頗負才名。此后卻三試進士不第，內心甚為抑郁不平。道光二十七年，他首次在京會試落第后赴陜西，主渭南象峰書院講席。咸豐六年四月，他第三次在京會試落第后到山西太原，開始做山西巡撫王慶云的幕僚(王系魏本唐同年舉人)。咸豐八年(1858)，他應聘做太原知府保齡的家庭教師，《花月痕》小說即作于此時。這年九月，他由太原再赴四川，仍入王慶云幕，并主講芙蓉書院。咸豐九年，王慶云調兩廣總督，以病乞罷，魏秀仁從此失去依托，遂決計返回福建。同治元年，他自重慶乘舟輾轉返抵福建家中，繼續教學和著述，生活異常困頓，在貧病潦倒中去世，終年五十六歲。魏秀仁的著作除《花月痕》小說外，還有《陔南石經考》、《陔南山館詩集》、《陔南山館文錄》、《陔南山館詩話》、《故我論詩錄》、《論詩瑣錄》、《陔南山館駢體文抄》、《碧花凝唾集》、《咄咄錄》、《幕錄》、《春明摭錄》、《彤史拾遺》、《銅仙殘淚》、《榕陰雜綴》、《湖壖閑話》、《蠶桑瑣錄》、《丹鉛雜識》等三十余種80余卷，但多未刊行，今福建尚存部分抄本。

小說《花月痕》敘韋癡珠與劉秋痕、韓荷生與杜采秋兩對情人悲歡離合的故事。韋癡珠、韓荷生都是博學多才的舉人，二人同時游幕并州，彼此欽佩，遂成知己之交。多愁善感的韋癡珠由并州軍營諸將領公請“辦理筆墨”，大材小用，志不得伸。他與太原妓女劉秋痕相戀，欲為秋痕贖身，因妓家索價過奢，不能如愿，抑郁無聊，終于落拓而死。秋痕本是貧家女，聰慧善歌，性情憨直，懶于逢迎，而對癡珠卻一見傾心，擬終身相從。癡珠死后，她痛不欲生，乃自縊殉情。英姿煥發的韓荷生受駐軍并州的欽差大職，受臣明經略之聘，佐理軍務，參與機要。后因領兵平亂有功，官升兵科給事中，飛黃騰達，名聲赫赫。他與雁門名妓杜采秋相戀，明經略用巨金購置一所園林，取名寄園，贈予二人居住。后來，韓荷生赴京會試，被破格錄在一甲第三名探花及第，不久又因戰功得朝廷賜爵封侯。采秋也因率兵破敵立功，封一品夫人。小說的結局是： 癡珠子小珠考中進士，授編修，乞假奉癡珠、秋痕靈柩回鄉安葬，旋又奉使出國，海上遇癡珠顯靈，父子相見;荷生告病還鄉，吁請開缺，在鄉里構筑園亭，與夫人柳氏及妾紅卿、采秋一同隱居。

關于《花月痕》小說的創作經過及創作主旨，謝章鋌的《課余續錄》有如下一段記載：“是時(指咸豐八年)子安旅居山西，就太府知府保眠琴(齡)館。太守延師課子，不一人，亦不一途，課經、課史、課文、課字畫、課騎射，下而課彈唱，課拳棒，亦皆有師。人占一時，課畢即退。子安則課詩之師也。巳時登席，授五言四韻一首，命題擬一首，事畢矣。歲脩三百金。以故子安多暇日，欲讀書，又苦叢雜，無聊極，乃創為小說，以自寫照。其中所稱韋瑩字癡珠者，即子安也。方草一兩回，適太守入其室，見之，大歡喜，乃與子安約，十日成一回，一回成，則張盛席，招菊部，為先生潤筆壽。于是浸淫數十回，成巨帙焉。是《花月痕》者，乃子安花天月地、沉酣醉夢中嘻笑怒罵而一瀉其骯臟不平之氣者也。雖曰《虞初》之續，實為玩世之雄。” 謝章鋌是作者同鄉好友，在作者由四川返鄉后直至去世的十余年間，他與作者的交往十分密切，對作者一生的事跡、思想、著述都很熟悉，因而他的記述能夠真實地反映小說的創作過程。這段記載揭示了《花月痕》小說的核心人物韋癡珠為作者自況的秘密，使我們明白為什么小說處處暗示韋癡珠的文韜武略實皆出韓荷生之上。作者正是借描寫韋癡珠與劉秋痕、韓荷生與杜采秋兩對人物的不同遭遇以抒發他一腔懷才不遇的牢騷憤懣，所謂“一瀉其骯臟不平之氣》”。

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及《中國小說的歷史變遷》中，把《花月痕》和刊行于《花月痕》前后的幾部長篇作品歸之為“清之狹邪小說”，認為它們屬于清代人情小說發展的最后階段，它們都極力效法《紅樓夢》的筆調以“摹繪柔情，敷陳艷跡”，是《紅樓夢》的余波。他還指出：“行文亦惟以纏綿為主，但時復有悲涼哀怨之筆，交錯其間，欲于歡笑之時，并見黯然之色。”這一藝術特點，在韋癡珠、劉秋痕一對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尤為突出，如小說第15回寫癡珠初到秋心院訪秋痕的情景：

癡珠便進二門，只見三面游廊，上屋兩間，一明一暗，正面也垂著湘簾，綠窗深閉。小院無人，庭前一樹梧桐，高有十余尺，翠蓋亭亭，地下落滿梧桐子。忽聽有一聲：“客來了!”抬頭一看，檐下卻掛了一架綠鸚鵡，見了癡珠主仆，便說起話來。靠北小門內，走出一個人來，擋住道：“姑娘有病，不能見客，請老爺客房里坐。”癡珠方將移步退出，只聽上屋簾鉤一響，說道：“請!”癡珠急回眸一看，卻是秋痕，自掀簾子迎將出來。身穿一件二藍夾紗短襖，下是青縐鑲花邊褲，撒著月色秋羅褲帶; 云鬟不整，杏臉褪紅，秋水凝波，春山蹙黛，嬌怯怯的步下臺階，向癡珠道：“你今天卻來了!”癡珠忙向前攜著秋痕的手道：“怎么好端端的又病哩?”秋痕道：“想是夜深了，汾堤上著了涼。”便引入靠南月亮門，門邊一個十五六歲丫鬟，濃眉闊臉，跛著一腳，笑嬉嬉的站著伺候。癡珠留心看那上面蕉葉式一額，是“秋心院”三字，旁邊掛著一付對聯，是：“一簾秋影淡于月，三徑花香清欲寒。”進內，見花棚菊圃，綠蔓青蕪，無情一碧。上首一屋，四面紗窗，雕欄繚繞。階上西邊門側，又有一個十二三歲丫鬟，眉目比大的清秀些，掀起茶色紗簾。秋痕便讓癡珠進去，炕上坐下。……秋痕道：“我病了，一早晨沒有看我媽去。這回松些，看了我媽，要回東屋，聽見鸚鵡說話，我就從窗縫望出去，看不清楚;后來打雜出來辭你，我心上就怕是你來了，趕出外間，向竹簾一瞧，你正要轉身，急得我話都說不出來。”癡珠道：“你病著，我偏來累你。如今坐一會兒就走罷。你看天色也要變了，下起雨來好難走哩。”……秋痕因問起癡珠得病情由，癡珠略將前事說說，便吟道：“三年笛里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就嘆了一口氣。秋痕款款深深的安慰一番。

這段文字著意模仿、學習《紅樓夢》的筆調，可謂得其仿佛。文內有景有情，情景相生，互為襯托，而人物之精神風采，則栩栩欲活。

《花月痕》所寫的園林，有愉園，有寄園，有柳溪。它們都規模宏大，景物眾多。作者描繪這些園林中的亭臺樓閣、花草樹木、曲廊山石、湖光波影、畫舫水榭，著力效法《紅樓夢》寫大觀園的筆意。

《花月痕》的回次安排表明，作者寫韋癡珠與劉秋痕、韓荷生與杜采秋兩對人物的故事發展，基本上是交替著筆的。作者通過這兩對人物窮達升沉的兩種不同遭際的相互穿插，相互比較，相互映照，鋪展開全部的故事情節，同時也就自然而然地組織成了全書的整體藝術結構。可以說，小說里的韋癡珠是作者自身的影子，韓荷生則體現著作者向往建功立業的幻想。作者通過對這兩對人物不同遭際的描寫，一實一虛，一真一幻，因而，小說的整體藝術結構是實與虛、真與幻的交叉與對應。這種藝術結構無疑受了 《紅樓夢》 的甄賈二府、甄賈寶玉以及正照、反照風月寶鑒藝木結構的啟示。在小說的第25回，作者借書中人物之口大談《紅樓夢》的正、反、色、空，其中有云：“倒是妙玉算做寶玉的反面鏡子，故名之為‘妙’。”又第36回寫采秋做夢云：“突見秋痕一身縞素，掀著簾迎出來。采秋驚道：‘秋痕妹妹，你怎的穿著孝?’秋痕淚盈盈道：‘采姊姊，你不曉得么?癡珠死了，我替他上孝哩。’ 正在說話，忽見荷生閃入，采秋便說道：‘癡珠死了，你曉得么?’ 荷生吟吟的笑道：‘癡珠那里有死?不就在此!’采秋定神一看，原來不是荷生，眼前的人卻是癡珠，手里拿個大鏡，說道：‘你瞧!’采秋將喚秋痕同瞧，秋痕卻不見了。只見鏡里有個秋痕，一身艷妝，笑嘻嘻的不說話，卻沒有自己的影子。” 這兩個例證是作者取法《紅樓夢》藝術結構的注腳。

由上可見，《花月痕》作者對《紅樓夢》的學習是多方面的，也有不少創新的地方。但由于創作思想上的巨大差距，他的成就只能局限在藝術技巧方面。

我們知道，作者生活的時代發生了第一次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革命和第二次鴉片戰爭等一系列改變了中國社會性質的重大事件，這時，中國已經開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大清王朝的封建統治岌岌可危，封建統治腐朽不堪。但我們從作者為小說所作的序文以及他在小說中插入的許多議論來看，他的最大理想只不過是希望封建統治階級能夠識拔賢才，使懷才不遇之士能夠施展抱負，以便繼續維持大清王朝的封建統治。他不滿意于社會的某些黑暗現象，有牢騷，有憤懣，但卻不具有正視和批判社會現實的思想覺悟。所以，他對小說的社會背景的描繪異常粗疏，他在小說中所塑造的人物大都游離于現實生活，缺乏時代特征，這就不能不大大降低這部小說的藝術真實性。

《花月痕》最后八回通過一些幻想的情節把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失敗寫成勝利，又通過一些編造的妖異故事對太平天國極盡詆毀、誣蔑之能事(如寫太平軍有妖婦蕭三娘助戰，采秋得仙姑傳授符箓兵法，率女兵女將擊破蕭三娘妖術等等)，這些章節對于前四十四回的故事來說，顯得十分突兀，也很不相類。蔣瑞藻《小說考證》所錄無名氏《雷顛隨筆》有評語云：“《花月痕》小說，筆墨哀艷凄婉，為近代說部之上乘禪，惜后半所述妖亂事近于蛇足，不免白璧微瑕。”魯迅先生對這個“蛇足”的批評是：“至結末敘韓荷生戰績，忽雜妖異之事，則如情話未央，突來鬼語，尤為通篇蕪累矣。” 這個“蛇足”除了進一步暴露出作者守舊的封建士大夫的頑固立場及其對太平天國革命的敵視態度以外，是毫無藝術價值可言的。

然而，小說這個“蛇足”與前四十四回的故事如此之不相類、不協調，它是否有可能為別人添加?這是個頗值得研究的問題。這里，得先明確兩點情況。第一點是，作者的《花月痕前序》末署 “時咸豐戊午暮春之望眠鶴主人序”，《后序》末署“時咸豐戊午重九前一日眠鶴道人撰”，棲霞居士的《題詞》末亦署“時咸豐戊午重陽日貴筑棲霞居士讀畢謹題”，這些都清楚說明咸豐八年(戊午，1858)作者旅居山西太原時小說已經完成或已經基本完成。第二點是，小說第45回以影射手法寫太平軍將領李昭壽投降清軍，為咸豐九年事，第49回寫太平天國的京城被攻破，為同治三年事，而第51回寫韋小珠奉癡珠、秋痕靈柩回鄉安葬，書中則明文點出“已是丙寅二月”，即同治五年，這些又都清楚說明小說最后完成的時間應在同治五年之后。對這兩點互有矛盾的情況，我們原可作出非常簡單的解釋，即：第44回末寫到秋痕之死。小說的主要故事已告結束，作者原稿的全文本來只有這四十四回; 同治五年之后，作者在福建又補寫了最后八回，同時對全稿作了修訂。

但足以引起我們懷疑的尚有下面一些情況。一、查《魏子安先生年譜》，同治元年作者回到福建以后，未見有補寫或修訂《花月痕》之記載。二、《花月痕》 初版刊行的時間為光緒十四年(1888)，距離作者去世已有15年之久了。三、小說最后八回所編造的采秋帥領女兵女將破敵立功以及采秋筑壇與蕭三娘斗法諸種熱鬧情節，明顯受當時流行的俠義小說影響，編造這類故事情節的目的在于迎合一般讀者的口味，以便刻書牟利，這與謝章鋌所記作者著書的主旨是不相稱的。四、謝章鋌的《課余續錄》還有一段記載，更值得我們注意，他寫道：“子安既歿，予謂子愉(魏秀仁弟秀孚字)曰：‘《花月痕》雖小說，畢竟才人吐屬，其中詩文、詞賦、歌曲無一不備，且皆嫻雅，市儈大腹賈未必能解。若載之京華，懸之五都之市，落拓之京員，需次之窮宦，既無力看花，又無量飲酒，昏悶欲死，一見此書，必破其炭敬、別敬之余囊，亂擲金錢，負之而趨矣。于是捆載而歸，為子安刻他書，豈不妙哉!’子愉亦以為然，逡巡未及行，其同宗或取而刻之，聞已頗獲市利，近又聞上海已有翻本矣。”這里一方面指出了以刻書營利為目的的書商們(市儈大腹賈) 對“嫻雅”的《花月痕》的出版不感興趣，一方面又指出了有人借刊刻《花月痕》以牟利的事實，個中曲折，謝章鋌或不便明言，卻是很可玩味的。總之，上述種種跡象顯示：在作者去世后的十五年中，小說由別人增補能吸引一般讀者興趣的最后八回，同時修改前四十四回的有關文字，使之與所補八回的情節相吻合，特題之曰《花月痕全書》，這并非絕無可能之事。將來魏秀仁的其他著作如得以整理出版，相信會有更直接的材料能夠澄清這一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