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謂:“一切文學，余愛以血書者。”后主之詞，真所謂以血書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詞亦略似之。然道君不過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則儼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

【校】

手稿本，“尼采”，原作“德國尼采”，作者自行乙去“德國”二字。“身世之戚”，手稿本作“身世之感”。



這里引用尼采語，出自尼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第二卷之《誦讀與寫作》，現(xiàn)在通譯作：“一切寫作之物，我只喜愛作者用自己的心血寫成的。”后面尼采接著說：“用你的心血寫作罷： 你將知道心血便是精神。”尼采對于王國維早年思想的影響僅次于叔本華。如果撇開尼采的獨特哲學內(nèi)涵的話，可以將此句理解為： 文學是作家的泣血之嘔，是源于作家靈魂深處的叫喊。

王國維舉出詞史上兩個可以稱得上寫“血書”的詞人，是李煜和宋徽宗。李煜是南唐后主，成為趙宋的階下囚，最后被鴆殺。宋徽宗趙佶被金人擄去，過了九年的俘虜生活，死在五國城(今吉林省境內(nèi))。他們兩人的命運非常相似： 九五之尊，享盡人間繁華;國亡身滅，受盡常人無法體驗的屈辱;又具有超凡的知力，觀物彌深，感慨彌深。王國維批《詞辨》時曾說：“天以百兇成就一詞人。”李煜和宋徽宗遭遇之“兇”，是蕓蕓眾生無法體會的，因此他們詞中的感慨比常人要深刻得多。但是兩人的境界還是有差異的。李煜存詞三十余首，多作于國破后，愁怨深廣，超越同時詞人;宋徽宗亡國以后在北地的詞，只有兩首，廣為傳唱的就是王國維提到的《燕山亭》。但是，宋徽宗在《燕山亭》里吟道：“天遙地遠，萬水千山，知他故宮何處?”凄婉可憐，但還只是一己的“身世之戚”，不過他的身世遭際比普通人更為悲慘，感慨也更為沉痛而已。而李煜則不同。李煜透過切身遭際的世變，對于人生的悲劇有了更為深刻的體味;或者說，他將自己的不幸升華了，揭示出人類的普遍性悲劇，將被浮華遮掩的宇宙人生的悲劇本質(zhì)敞亮出來。如《菩薩蠻》：“人生愁恨何能免?”《相見歡》：“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虞美人》：“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浪淘沙》：“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這種對“人間”悲劇性本質(zhì)的審視和叩問，已經(jīng)超越了一己之悲，直透生命的本源。所以王國維說：“后主則儼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李煜詞對于生命悲劇本質(zhì)的揭示與宋徽宗僅道一己之悲戚，在境界層次上顯然是有大小之異的。王國維在《人間嗜好之研究》里說：



若夫真正之大詩人，則又以人類之感情為其一己之感情。……彼之著作，實為人類全體之喉舌，而讀者于此得聞其悲歡啼笑之聲，遂覺自己之勢力亦為之發(fā)揚而不能自已。



李煜后期詞中所寫，就是“人類之感情”;其著作，就是“人類全體之喉舌”。而徽宗尚不足以當此。

值得提出的是，王國維的《人間詞》，也多對“人間”悲劇的審視和叩問，在這一點上，他與李煜是同情的。也正是接受了叔本華的悲觀主義哲學思想，王國維才能對李煜詞的精神內(nèi)涵具有超越一般人的體會。

這里需要談談前代論者對于李煜、趙佶詞的認識。清代如賀裳《皺水軒詞筌》、徐釚《詞苑叢談》等常將李后主和宋徽宗相提并論，但一般還是從傳統(tǒng)的“亡國之音哀以思”角度來作解釋的，李清照《詞論》談及李煜詞就說：“語雖奇甚，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也。”

另一種評論是責備帝王愛好小詞，荒淫誤國。據(jù)說宋兵圍城時李煜還在作長短句，上囚車前竟然作詞曰：



三十余年家國，數(shù)千里地山河。鳳閣龍樓連霄漢，玉樹瓊枝作煙蘿。幾曾慣干戈。一旦歸為臣虜，沈腰潘鬢消磨。最是蒼惶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



蘇軾就叱責說：“后主既為樊若水所賣，舉國與人，故當慟哭于九廟之外，謝其民而后行。顧乃揮淚宮娥，聽教坊離曲哉!”蘇軾的責備是有道理的，身為帝王，就應該為江山社稷、天下蒼生著想，不能沉湎于咿咿呀呀，毫無作為。陳叔寶、隋煬帝，又多了一個李后主，文采風流，可苦了百姓!但是，王國維不這么認為。1906年的《教育小言》里，他說：



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學家。何則?政治家與國民以物質(zhì)上利益，而文學家與以精神上之利益。物質(zhì)上之利益，一時的也;精神上之利益，永久的也。



文學家所志者，真理也，是天下萬世的真理，是人類永恒的福祉，“而政治家及實業(yè)家之事業(yè)，其及于五世、十世者，希矣”(王國維《論哲學家與美術(shù)家之天職》)。從這種審美超功利文學觀出發(fā)，王國維寬容了李煜作為一國之君的罪愆，而推尊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這種評價態(tài)度，此前有沈謙，他說：“李后主拙于治國，在詞中猶不失為南面王。”(《填詞雜說》)其后有張伯駒。張氏《叢碧詞話》說：



后主與道君詞，都是由亡國換來。李唐、趙宋江山，今日何在?唯其詞真能使征馬踟躕，寒鳥不飛。千載而后，讀者猶哽咽憐嘆，雖亡國終是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