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溪、夢窗、玉田、草窗、西麓諸家，詞雖不同，然同失之膚淺。雖時代使然，亦其才分有限也。近人棄周鼎而寶康瓠，實難索解。

王國維將史達祖(梅溪)、吳文英(夢窗)、張炎(玉田)、周密(草窗)、陳允平(西麓)五位詞人并列在一起，視為南宋填詞中的一種集體現象，對之加以批評，這在《人間詞話》一共有兩處，除了這一條評語外，另一條見于“初刊稿”第四六條：“若夢窗、梅溪、玉田、草窗、中麓輩，面目不同，同歸于鄉愿而已。”此處“中麓”當為“西麓”之誤。這兩條批評指向的對象完全一致，批評的內容也基本相同，然又有不同的側重。“鄉愿”是相對于“蘇辛，詞中之狂;白石，猶不失為狷”而言，指吳文英等五人詞既不純正，也無鮮明的性情，只有一副好好先生的空架子，一點都不可愛。他在這一條評語中，不再用“鄉愿”這種比喻式的術語，而是直接運用文學批評的語言，使意思表達得更加明白。所謂“詞雖不同”云云，不是說這五個人的詞風各不相同，而是說他們寫的詞各有各的弊病，然而共同的癥結都不脫離“膚淺”二字。樊志厚《〈人間詞〉甲稿序》說：“(王國維)尤痛詆夢窗、玉田，謂夢窗砌字，玉田壘句，一雕琢，一敷衍，其病不同，而同歸于淺薄。”將這兩段話對讀，這一層意思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膚淺”一般是指作品寫得很表面，不深刻，同時又是指描寫簡陋粗淺，一覽無余。前者指作品的含義，后者指作品的技巧。史達祖、吳文英、張炎、周密、陳允平填詞，都很講究音律的諧和，刻畫的精細，語言幾經推敲，一絲不茍，修飾性也很強，一般來說，不是很容易讀懂，這些與“膚淺”似乎不能完全相聯系。那么，王國維究竟是在什么意義上使用“膚淺”二字以作為對五人詞的共同批評呢?先看一下王國維對這些人分別的批評。他說吳文英喜歡用“代詞”，所以他寫的作品“隔”而不親切(見“初刊稿”第三四條)。又引用吳文英自己的詞句“映夢窗零亂碧”作為對他作品的評語(見“初刊稿”第五十條)，其實只是取其句子中“零亂”二字，作為對他的詞評，這與張炎《詞源》批評吳文英詞“如七寶樓臺，眩人眼目，拆碎下來，不成片段”的意思很相近。對于史達祖，王國維同意周濟、劉熙載分別用“偷”、“貪”二字形容他的詞(見“初刊稿”第四八條)。他批評張炎、周密的詞“枯槁”(“未刊稿”第三三條)。“隔”、“零亂”、“偷”、“貪”、“枯槁”，都是指詞缺乏真切之情和悠遠之意，這樣的作品當然可以說是“膚淺”的。《人間詞話》沒有對陳允平單獨作過批評，不過，王國維明顯受到周濟詞論的影響，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說：“西麓疲軟凡庸，無有是處。書中有館閣書，西麓殆館閣詞也。西麓不善學少游。少游中行，西麓鄉愿。”王國維用“鄉愿”形容陳允平等人的詞，顯然直接受到了周濟的啟發，那么周濟批評陳允平寫的是“館閣詞”，只有雍容的樣子而鮮少個人的真情意，也可以說是被王國維認同的一種批評，這與前面他批評吳文英、史達祖、張炎、周密詞缺乏真切之意和悠遠之情，也是一致的。總之，王國維用“膚淺”二字來概括吳文英等五人詞的通弊，是著重于作品的蘊涵而不是著重于寫作技巧。

若說得更明確一點，“膚淺”二字在這里其實就是指這些人的詞缺少意境，或者說沒有境界。王國維評姜夔填詞“不于意境上用力，故覺無言外之味，弦外之響”(“初刊稿”第四二條)。“無言外之味”二語，即是“膚淺”的意思。他又說：“南宋之詞可學，北宋不可學”;姜夔、吳文英詞可學，辛棄疾詞不可學(“初刊稿”第四三條)。這也是從詞有無意境著眼提出的批評，以為學習有意境之詞難，學習無意境之詞易，但是詞人學詞惟求其難，才能有造詣，否則將無所成就。王國維說詞體的特征是“要眇宜修”(“未刊稿”第一三條)，又主張詞應當有“深遠之致”(“初刊稿”第三三條)，這實際上也都是以意境為核心對詞體所做的考察和提出的要求，有意境才能產生悠遠深長的“詞”味，才能避免“膚淺”。

王國維分析吳文英等五人填詞而落進“膚淺”一路的原因，一是時代使然，二是個人的才分有限。時代使然之說反映了王國維的詞史觀，他認為南宋詞不如唐五代北宋詞，按照這種觀點，詞體在延續的過程中，大勢決定它必然趨歸衰落，任何個人都無可挽回。所謂個人才分，是指天分高，創作力強的詞人，在詞整體趨向衰微的過程中，尚能以個人的能力在一定范圍之內取得成就，從而成為超越時代的作者，比如王國維認為，南宋詞人辛棄疾就能夠挺拔于詞體頹勢之中。他指出：“然中材之士，鮮能知此而自振拔者矣。”(“初刊稿”第五五條)。顯然，王國維認為吳文英等人最多只是“中材之士”，大勢既然如彼，個人才具又僅如此，抱過高的期望自然也就不必要了。

賈誼《吊屈原賦》：“斡棄周鼎兮寶康瓠。”王國維用這句話批評清人對唐五代北宋詞與南宋詞優劣的判斷是顛倒的。“周鼎”是周朝鑄造的寶鼎，比喻唐五代北宋詞;“康瓠”一說是大瓠，一說是空的瓦壺，比喻南宋詞。王國維這句話的意思相當于《人間詞話》“初刊稿”第四三條“近人祖南宋而祧北宋”。王國維對北宋詞的評價，同意潘德輿“意格之閎深曲摯，則莫盛于北宋”的說法(見“未刊稿”第二三條)。北宋詞“閎深曲摯”，正與王國維批評吳文英等人詞“膚淺”形成對照。在這條評語中，王國維實際上是將吳文英等五人作為南宋詞普遍作風的代表，“膚淺”二字也是他對南宋詞普遍作風的概括和批評，所以“棄周鼎而寶康瓠”一語，是他對清初以后人們普遍崇尚南宋詞，因而相對冷落了唐五代北宋詞的不滿和嘲諷。其實，無論是唐五代詞、北宋詞，還是南宋詞，都有自己的特點、成就和價值，互相不可取代，后人正不必為其爭高爭低，這二宗文學遺產也不可能有此升彼降、水落石出的一天，所以誰都不可能成為這場“官司”的贏家。在經過長期爭論后，今天對此該看得更加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