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可久

西風信來家萬里，問我歸期未？雁啼紅葉天，人醉黃花地，芭蕉雨聲秋夢里。

張可久是元代最著名的散曲作家之一，也是今天留存散曲最多的一位作家。以詩的歷史地位為喻，李開先認為“元之有喬(夢符)張(可久)，其猶唐之李、杜乎”(《喬夢符小令序》)？王驥德認為“喬、張蓋長吉(李賀)、義山(李商隱)之流”(《曲律·雜論》下)；從詞的藝術造詣來說，張宗棣云：“孰謂張小山不如晏小山(幾道)耶？”盧冀野則說：“小山是溫飛卿，而夢符是韋端己”(均見《詞曲研究·幾個重要的曲家》)；從曲的創作成就來看，徐復祚認為“北曲馬東籬、張小山自應冠首”(《三家村老委談》)，李中麓也說：“東籬蒼老，小山清勁，瘦至骨立，而血肉消化俱盡，乃孫悟空煉成萬轉金鐵軀矣”(《詞謔·詞套》)。這些評論，雖不免于溢美，不免于偏愛，但卻說明張可久在元曲發展史上有著不可動搖的地位。當然，也有人批評他的小令，過于含蓄和雕飾，是詩詞化了的曲，不是曲的正宗。那么，我們究竟應該怎樣來評價他的散曲呢？他的散曲到底好在哪兒呢？

我以為他的散曲好就好在“含蓄不露，意到即止”(清梁廷枏《曲話》卷二)，好就好在“清而且麗，華而不艷”(明朱權《太和正音譜》)，好就好在“意新語俊，字響調圓”(明王驥德《曲律·論套數》)。就拿這支膾炙人口的小令為例吧：題目是“秋懷”，作者緊緊把握題意，用西風、北雁、紅葉、黃花、芭蕉、雨聲，點染成一幅蕭瑟的秋景。又因“西風”的到來而聯想到“歸期”的未卜；因“芭蕉雨聲”而烘托出自己的功名未就、展轉反側的愁思。于是一個異鄉飄泊、壯懷激烈的游子便呼之欲出了。它句句圍繞秋的特征來寫，句句扣緊秋的情懷來寫，寫得又那樣的婉曲細膩、清俊芳潤，讀起來令人舌底翻瀾，口角噙香。其所以能夠取得這樣的藝術效果，除了沒有一句浮詞泛語之外，還在于它能夠融情于景，情景相生。曲的第一二句，把時間和空間的跨度巧妙地表達了出來。“西風”是悲涼的，容易引起“志士悲秋”的感慨。“一年容易又秋風”，這“自春徂秋”的時間跨度就在言外顯示出來了。“萬里”是遙遠的，往往“經歲又經年”，才能得到一封平安的家信。信中只問“歸期”而無他語，便把“一行書寄千行淚”的離愁別恨烘托了出來。妙在作者并不正面回答“歸期”是否已定，卻說北雁在霜林如醉的長空里哀啼，行人在黃花已瘦的疏籬邊痛飲，便把“有家歸未得”的矛盾心情和“家鄉何處是，忘了除卻醉”(李清照〔菩薩蠻〕)的深沉鄉思作了出色的表達。而窗外的秋雨，點點滴滴，打在芭蕉葉上，驚醒了行人神游故國的美夢，又進一步深化了“疏雨聽芭蕉，夢魂遙”(劉光祖《昭君怨》)的意境。句句是寫景，句句又是抒情，情和景高度地統一起來，不知何者為景，何者為情，達到了王船山所說的情和景“妙合無垠”(《夕堂永日緒論內編》)的藝術境界，也就是“含蓄不露，意到即止”的傳達手法。

其次，是他能夠運用色彩的濃淡、明暗，反襯人物內心的悲歡、苦樂。“紅葉天”、“黃花地”，是顯色，是大景，是用濃墨重彩涂成的，是客觀外在的自然環境；而雨中的芭蕉，夢里的秋夜，是隱色，是小景，是用烘云托月的手法表現出來的，是主觀感覺的投影。換言之，那顯色、大景，不過是人物心理的反襯，而隱色、小景，才是人物的真情實感，才是陰沉、灰暗的人生的寫照。句中無其詞，而句外有其意，使讀者從曲的形象中通過聯想和想像，終于獲得感情上的共鳴。體現了梅堯臣所說的“作者得于心，讀者會以意”(引自歐陽修《六一詩話》)的藝術規律，也就是作者“清而且麗，華而不艷”的藝術風格的體現。再次，就是它在參差之中，寓有整齊之美。這支小令的句式是七五五五七，就其整體而言，是參差不齊的。但卻在錯落中見整，參差中見齊，特別是“雁飛”一聯，妙語天然，對偶極巧，兩句之中，銖兩悉稱，形式整齊，字面富麗，有此方見其芳潤、淵茂，造成曲意上的回環往復，使人感到機趣盎然，余味無窮，完全符合周德清提出的“逢雙必對，自然之理”(《中原音韻·作詞十法》)的制曲原理，從而形成它“意新語俊，字響調圓”的藝術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