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常寧叔家青衣·袁枚

六千里外一奴星，送我依依遠出城。
知己那須分貴賤，窮途容易感心情。
漓江此后何年到，別淚臨歧為汝傾。
但聽郎君消息好，早持《僮約》赴神京。

乾隆元年丙辰(1736年)，二十一歲的袁枚赴廣西探望在巡撫金鉷衙門里當幕僚的叔父袁鴻，五月初四到桂林，次日見巡撫，大受器重，居三月，金鉷薦其赴京參加該年秋季的博學鴻詞考試。此詩即是袁枚離桂赴京時贈給為他送行的叔父家仆人常寧的。

作為一首贈別之作，本詩的特點不在其表現形式上的新穎，而在其感情的真摯、可貴。

首聯寫送者的身份與行為。“奴星”指這位叔父家的“青衣”(仆人)常寧，“六千里”是袁枚老家杭州至桂林的距離。不過這一數字不一定是確數，也許是用柳宗元《別舍弟宗一》中“一身去國六千里”這個現成詞。言其身份，并非為強調他們的尊卑界限，而是為下文而作的必要交代。言距離之遙，可見詩人與常寧只是邂逅之遇，他們過去不相識，今后能否再遇亦未知。正因為是這樣一種關系，所以常寧能殷殷相送，也更加可貴。“依依”語出《詩·采薇》“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一向是用以狀描別情的首選詞匯。常寧舍不得詩人離去，所以送行一直遠出城門之外。

次聯是本詩中的閃光點，它道出了人際間一種十分可貴的感情。袁枚和他叔父家雖然也都是貧寒的讀書人，但在常寧面前畢竟是主。然而詩人并不把這層主仆關系看得很分明，把常寧的遠送看作仆人對主人的忠誠或應盡義務，而是將此看作是兩心相知的外化表現。詩人在臨別之際深為常寧的情誼所感動，更加感受到心靈相通的可貴，因而喊出了“知己那須分貴賤”這一摒棄了等級習見的充滿人情味的可貴聲音。次聯的下句既是當時情狀的反映，也是對常寧的含蓄的贊美。袁枚此次來桂林時，年方弱冠，既未有什么地位，生活也極窮困，來時的路費也是別人借給他的，剛到時自己的叔父都瞧不起他，可謂是窮途之客。這次雖然北上應考，成敗亦未能逆料。在這種境遇中，常寧能與袁枚建立深厚的情誼，可見他不是個勢利的仆人，也正是這一點深深地感動著青年詩人的心。

第三聯感傷后會難期，直抒惜別之情。寫法可能化自前人，唐陳子昂《春夜別友人》中“悠悠洛陽道，此會在何年？”和盧綸《送李端》中“掩淚空相向，風塵何處期？”等句都為類似的抒情方式。所不同者，袁枚之淚，是為這位仆人而灑。

惜別而至傾淚，這種別情應是表達得淋漓盡致了。然而詩到這里并不歇筆，在揮手道別的最后時刻，詩人又留給常寧一句話，要他等待自己的好消息。“郎君”是詩人自指；《僮約》是西漢王褒寫的一篇游戲文，內容是與仆人訂的契約，其中規定如果仆人愿意來，當完成哪些事。袁枚在這里是取其題意，謂一旦自己考試獲售，便要把常寧接到京城去，在自己身邊做事，以便朝夕相處。這一許諾不僅進一步體現了兩人的相知相得，也使上文對別愁的抒寫在幾已飽和的基礎上又拓進了一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