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文學的經典，唐宋詩詞里有許多膾炙人口的優秀作品，表現了中國人豐富的文化心靈、人性內涵和審美理想，值得我們反復欣賞領會。杜甫在送呈李白的詩里說：“詩卷長留天地間”。這使我想到宋人的《對竹思鶴》詩：“瘦玉蕭蕭伊水頭，風宜清夜露宜秋。更教仙驥旁邊立，盡是人間第一流。”生命如歌，年華似水，當那古典的寧靜和清美從字里行間漫溢出來時，能霎時間喚起了一個民族無數美好的生活記憶。我們的感情得到慰藉，想象展開了翅膀，精神境界和人格得到了升華。與西方人的道德情操培養主要依賴宗教不同，中國人的品格養成多出自人文教化，其中世代口耳相傳的詩詞吟詠功莫大焉。在唐宋詩詞里蘊含著中國人的情感密碼和文化基因，不學詩，無以言！

一

吟詠性情的唐詩是中國文化的瑰寶，代表著唐代文學的最高水平。清康熙帝玄燁命詞臣編的《全唐詩》有九百卷之多，收唐五代詩四萬八千九百余首，比從西周到南北朝一千六百多年間流傳的詩歌作品多出近三倍。根據唐詩在發展演變中形成的時間段落，可將這近五萬首詩歌的生成發展過程，分為初、盛、中、晚四個階段，有如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的唐詩四季。

初唐詩歌指從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到唐中宗景龍四年（710）近一百年的詩歌創作情況，這是唐詩走向盛唐的準備階段，重要詩人有上官儀、“初唐四杰”、宋之問、沈佺期、陳子昂、張若虛等。初唐宮廷詩人的創作受六朝唯美文風的影響，講究華辭麗藻和聲律，出現了一批有關聲律對偶的著作，以及供寫作時采擷麗藻和典故用的大型類書。上官儀把作詩的對偶歸納為六種對仗方法，宋之問和沈佺期則使詩歌的格律定型化，有了固定的五律和七律。這對于近體詩寫作技巧的提高是有幫助的，但也有單純追求辭藻、對偶和聲律的傾向。“初唐四杰”的出現給詩壇帶來了新鮮活力，他們是性情中人，創作視野開闊，于抒情中求昂揚壯大的氣勢，找到了一條糾正綺靡文風的有效途徑。陳子昂在創作與理論兩個方面掃蕩齊梁文風，為盛唐詩歌的到來開拓道路，他的詩歌或諷刺時事而有寄托，或感懷身世而抒發理想，具有剛健勁直的風骨和濃烈的感情基調，透露出盛唐詩歌即將到來的訊息。張若虛的一首《春江花月夜》，則在意境創造方面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

當唐詩在聲律對偶、感情基調和意境創造等方面做好充分的準備之后，唐詩的高潮和盛世就到來了。它起于“頗通遠調”的唐睿宗景云二年（711），止于唐代宗大歷五年（770），前后約六十年左右。時間雖然不長，卻涌現出以王維、孟浩然為代表的山水田園詩派，以岑參、高適等為代表的邊塞詩派，還有天才詩人李白、詩圣杜甫等。他們的詩歌雖然在表現內容、表現手法和藝術風格等方面各不相同，但都具有蓬勃向上的風貌和健康的情調，反映了盛唐時期那種充滿自信和青春活力的氣象，被稱之為“盛唐之音”。盛唐詩的主要特色在于風骨與聲律兼備，有壯大的情思，有生龍活虎般騰踔的節奏，又聲依詠、律和聲，追求興象玲瓏的詩境美。如王、孟等人的山水詩，以靜謐的心境映照自然，明秀之極卻又生趣盎然，其詩中畫景常有一種空寂的禪意，但也蘊含著熱烈向往生命的情思，處處寫景，又處處有情在，興象玲瓏透徹，不可句摘。岑參、高適等人的邊塞詩，以雄奇豪邁的筆調寫邊塞風光，表現慷慨報國的英雄氣概和不畏艱苦的樂觀精神，即便寫飛沙走石，也壯麗無比；即使是出征、遠戍，也爽朗豪邁，有一種雄渾壯大的氣勢和力量。盛唐的感覺真好！

詩仙李白樂府歌行那如歌的行板，成為盛唐之音的絕唱。他不是一般地寫邊塞風物，江山美景，而是詩成笑傲王侯，蔑視世俗，馳騁天才的浪漫想象，如天際的狂飆，噴溢的火山，有一種震撼人心的磅礴氣勢。他作詩仿佛脫口而出，痛快淋漓，自然天成。詩圣杜甫與李白是同時代的人，他僅比李白小十歲，早年的詩歌也有李白那種浪漫的情思和壯大的氣勢，但安史之亂前后社會底層生活的真實體驗，使他的詩歌傾向于寫實，風格沉郁頓挫。他晚年詩歌創作律體成就非凡，具有厚、重、拙的品格，常能從眼前的見聞和生命感發寫開去，關涉到國計民生，咫尺有萬里之勢而“篇終接混茫”，真可謂圣于詩者。

安史之亂使唐王朝由盛轉衰，詩人寫民生疾苦和社會動亂的作品多了起來，感情基調趨于沉重，詩歌長于敘事和寫實，再也沒有出現盛唐那樣壯大的情思和明朗的格調了。劉長卿、韋應物及“大歷十才子”的詩歌風格，沿王、孟山水詩的路子往前走，抒寫冷落與寂寞的惆悵心緒，追求沖淡超脫的悠遠韻味，氣骨頓衰而露出中唐面目。中唐詩歌的限斷起自唐代宗大歷六年（771），止于唐文宗太和元年（827）。這一時期唐代士人的心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沒有了盛唐詩人那種渴求建功立業的雄心，對未來充滿憧憬的熱情已不復存在，或者化為冷靜的務實觀念，或者化為超脫避世的高情雅致，或者化為冷峭怪異的幽情孤緒。士人心態變了，詩歌創作也出現了各種不同的色彩和風格，向多元化方面發展。從李紳、元稹到白居易的新樂府詩，主要傾向于批判現實，尚實、尚俗和務盡。而以韓愈、孟郊為代表的一派，則尚怪奇、重主觀，在詩里運用散文化的句法和奇異的字眼，追求“以丑為美”。這種異乎尋常的怪奇美，到了李賀的“長吉體”詩里，表現為凄艷詭奇的唯美風格，以麗藻寫詩人的內心體驗和幻覺，用隱喻暗示的方法傳達感覺印象、渲染神秘氣氛。

從唐文宗太和、開成之后，到唐亡的七八十年間，一般稱之為晚唐。這一時期藩鎮的勢力日益強大，成尾大不掉之勢，唐王朝已進入不可救藥的暮年，各種社會矛盾和階級矛盾都十分尖銳。詩人在憂時憫亂、感嘆身世之中，流露出濃厚的無可奈何的感傷氣氛，詩的風格也日益向著華艷纖巧的方向發展。晚唐詩人中最突出的是李商隱和杜牧，并稱“小李杜”。李商隱的近體詩創作繼承了杜甫七律錘煉謹嚴、沉郁頓挫的特色，又融合了齊梁詩的艷麗色彩和李賀詩的奇幻象征手法，形成了凄迷綿邈的朦朧風格，彌漫著濃重的悵惘和感傷氛圍。杜牧的詠史詩很有名，在歷史的傷悼中寄寓著對于現實衰敗無望的悲哀感慨，他抒情寫景的七言絕句在藝術上有很高的成就，可看出詩人才思的俊爽。激烈尖銳的社會矛盾使一部分作家，如皮日休、杜荀鶴、陸龜蒙等，以鋒芒銳利的詩歌來批判現實，或是抒寫歸隱的淡泊情思，但這并不是晚唐詩的主流。對后世影響比較大的“晚唐體”，指的是以賈島、姚合為代表的“苦吟”詩人的孤峭清奇詩風。

二

唐詩以情韻氣象彰顯，宋詩則以意蘊內斂取勝，一則如唐三彩，一則似宋代的汝窯青瓷，讀之或如飲美酒，或似啜清茶。今人編《全宋詩》煌煌十三巨冊，收詩人九千余家，作品字數達四千多萬，其數量和篇幅大大超過了《全唐詩》。但歷代卻有不少人貶低宋詩，說宋人“以議論為詩，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據說這是宋詩的特色，宋詩能獨具面目者在此，后人不滿于宋詩者也在此。但宋詩格調的形成和發展是有一個過程的，各家各派的詩歌風格亦不盡相同。

宋初詩壇流行學白居易的“白體”、學李商隱的“西昆體”和學賈島、姚合等人的“晚唐體”，尤以西昆體盛行一時。西昆體詩人以楊億、錢惟演等人為代表，他們作詩講究修辭和對偶，綺麗工穩，雖有的作品暗含諷喻之意，但多數酬唱之作缺乏李商隱義山詩那種真摯深厚的情感蘊含。宋詩創作能自具面目，要到北宋慶歷時期。這時期歐陽修、梅堯臣和蘇舜欽等人的詩歌創作，主氣格，重雄放，求古淡，克服了西昆體重雕琢和尚偶麗的流弊，形成追求自然平淡的詩風，宋詩從此揭開新的一頁。

北宋神宗熙寧、元豐時期到哲宗元祐時期，為宋詩發展的成熟階段，此時主盟詩壇的代表人物為王安石、蘇軾和黃庭堅。王安石作詩不失拗相公本色，有骨鯁傲氣而又清新雋永，“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他早年的古體詩多雄豪恣肆之作，晚年的近體詩學習唐音而雅麗精絕，人稱“王荊公體”。蘇軾清曠神逸的“東坡體”詩，可與王安石的“荊公體”詩抗行而風格不同，王安石詩立意高遠而有深婉不迫之趣，蘇東坡詩則無施不可，淵博朗暢。蘇軾的以文為詩和以才學為詩，在七言古體中體現得最充分，做到了“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多高風絕塵的清曠之美。黃庭堅是江西詩派的鼻祖，他的詩不及王安石詩之深遠，也不及蘇軾詩之博大，但在詩句的錘煉和推陳出新方面戛戛獨造，風格瘦硬通神，充分體現出宋詩的老境美。呂本中作《江西詩社宗派圖》，以黃庭堅為宗主，下列陳師道、潘大臨、韓駒、晁沖之等二十五人，樹起江西詩派的大旗。

江西詩派結束了北宋詩壇，又對南宋詩歌發生影響。宋詩發展到南宋雖然派別之爭一如北宋，但特出的作家能不受派別的局限而獨樹一幟。陸游是具戰士情懷的愛國詩人，早年曾拜江西派詩人曾幾為師，卻能悟出功夫在詩外。他作詩豪情滿懷而激昂慷慨，但也有壯志難伸的沉郁，晚年寄意山水田園，風格意境沖淡和平，卻難以掩蓋骨子里的悲憤。楊萬里長于寫活潑風趣的“活法”詩，善于表現自然靈性和日常生活的小情趣。他以明白如話的口語入詩，時人爭效之，號“誠齋體”。范成大是寫四時田園詩的集大成者，用田園牧歌反映江南水鄉有趣卻艱辛的生活情景。他們都能自成風貌而從江西詩派中分化出來，至于反江西詩派而自成一派的，有“永嘉四靈”和江湖詩派。他們對江西詩派末流的資書以為詩的習氣產生反感，提倡學習重自然興感的唐詩。不過，他們學的其實是“晚唐體”詩，仿效賈島、姚合的“苦吟”，推敲字句而細密精巧，主清切、雕小景，以白描手法寫景，詩境清幽孤峭。江湖詩風在南宋中后期風行一時，但都是小詩，不能成就大篇，沒有大判斷，只在小結裹里做道場，顯出小家子氣。

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宋朝亡國之際的詩壇，結束了派別之爭和門戶之見，詩人作品含血淚寫成，顯出新的氣象。如文天祥詩學杜甫，作詩充滿愛國熱忱，他寫《正氣歌》而以身殉國，留取丹心照汗青。汪元量慷慨悲歌，詠亡國時隨宮女北徙的見聞，有“詩史”之譽。鄭思肖《所南集》里的詩，寄情于南宋而憤寓筆端，表現遺民氣節。他們用詩歌抒寫仁人志士的懷抱和高風亮節，成為宋詩光輝的結束。

三

唐詩過后是宋詞。盡管中唐就已經有文人從事詞的寫作，但自晚唐溫庭筠等人大量作詞后，詞才作為一種音樂文學，一種與詩面貌不同的抒情文體流行于世。文人染指曲子詞的創作后，因《花間集》而形成婉約綺麗的風格，造成“詞為艷科”的格局。詞作為宋代最具影響力的代表文體，堪稱“一代之文學”，其數量和質量相當可觀。唐圭璋編《全宋詞》，搜集詞人一千三百余家，詞作兩萬余首，不僅詞人眾多，詞的體裁也有小令、中調、慢詞等各種樣式，至于詞體風格，更呈現出不同流派爭奇斗艷而百花齊放的特色。

宋詞的發展可大概分為北宋與南宋兩個時期，每個時期又可根據詞體、詞風的演進分不同的階段。北宋初期詞壇是小令、慢詞同時并存的階段，小令的作者以晏殊、歐陽修為代表，他們繼承南唐詞風，把文人詞更加美化、深化，致力于提高令詞的品格，在詞里寓以詩人句法，顯出是宋詞，而不是南唐詞。北宋詞至柳永出現開始大變，他醉心于為樂工歌女填詞，是北宋大量創作慢詞的第一人。與晏、歐的《珠玉詞》和《六一詞》多繼承唐五代詞風不同，柳永的《樂章集》把源于民間市井新聲的慢詞發揚光大，反映的生活內容更為廣闊，除以男歡女愛、羈旅行役為主要題材外，還有寫城市風物的作品。柳永慢詞寫作上的特點是能鋪敘開來，使詞體恢張，便于馳騁才情，風格則雅俗兼備；于是士大夫杯酒交歡之際流行的令詞，漸為原本悅于俗耳的慢詞長調所壓倒，以至凡有水井處皆歌柳詞。

宋詞發展到蘇軾為又一大變，其《東坡樂府》用詞體表現士大夫的人格和性情抱負，屬于“詩人之詞”，與以往的“歌者之詞”大異其趣。東坡詞所詠的題材極為廣泛，可以敘事、詠史、抒情、說理和談禪，正是“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從多方面開拓了詞的題材和表現領域；在寫作上不尚藻飾，不嚴格律，隨手揮灑而自然高妙。與蘇軾同時和稍后的一些詞人，如秦觀、賀鑄、晏幾道等人，均以絕妙好詞見稱。秦觀將身世之感打并入艷詞，抒寫傷心人的情殤，對景物和心理的刻畫細致入微，最能體現宋詞的婉約之美。晏幾道繼承晏殊、歐陽修的詞風而變本加厲，長于寫醉生夢死的苦戀，詞風凄苦而哀感頑艷。賀鑄的詞情意纏綿，語言工麗，與小晏相近，但一些長調寫得慷慨激昂而大氣磅礴。

結束北宋詞的是周邦彥、李清照等人的作品。周邦彥在詞史上曾被推為集大成者，在詞體風格和作詞技巧上能集合各家之長，使詞的藝術表現更臻完美。其《清真集》中多為艷情、羈旅以及詠物、懷古之作，透露出士人的懷才不遇和淪落漂泊之感。他精通音律，作詞以協律為主，長調尤尚鋪敘，下字用韻講究法度，所以他的詞極適宜于演唱，在很長一段時間被當作詞譜使用。李清照是南渡之際的杰出女詞人，其詞以尋常語度入音律而洗練清麗，當時即被稱為“易安體”。她的前期詞反映婚后生活的較多，有純情的歌唱和離別的愁思；后期詞寫于南渡之后，因國破家亡、夫妻永別，詞風沉郁凄苦而哀痛欲絕。

在靖康之難中汴京淪陷，這一歷史劇變震蕩了整個中國。靖康恥，何時雪！在民族矛盾極尖銳而統治階級內部主戰與主和兩派相持不下的時代，南宋的愛國人士慷慨悲歌，一時間愛國詞人輩出，如辛棄疾、張元幹、張孝祥等。他們的作品表現了大義凜然的民族氣節，把詞從寫離情別緒的淺斟低唱中解放出來，代之以豪邁雄渾的悲壯聲調。其中辛棄疾最具代表性，他肝腸似火、色笑如花，是民族英雄和愛國詞人，其作品大部分為充滿了報國激情的愛國詞，氣勢磅礴，風格豪放。他對詞體的運用非常熟練，并富有創造精神，還寫了一些反映農村生活的清麗新鮮的田園詞，以及婉媚纏綿的情詞，表現出詞風的多樣化。和辛棄疾同時代或稍后的一些作家，如陳亮、劉過等人，都能用詞來反映當時的民族矛盾，發抒自己的怨懣，與辛詞有相似之處，被視為辛派詞人。

南宋愛國詞人的作品奏出了宋詞的最強音，但南宋的局面終究是屈辱偏安的時期較多，所以中期以后的另一派詞人，走的是講求音律格調、注重辭藻字面的創作道路，如姜夔、史達祖、吳文英等，形成“騷雅”詞派。姜夔精通音樂，他的詞有十七首注明宮調和譜字，音樂性強，其詞風清空古雅，如野云孤飛，去留無跡。吳文英的夢窗詞，追求音律的協調和詞句的秾麗，講究字面華美，所表現的情感卻似有難言之隱，以至于內容晦澀，如夢囈一般。在南宋亡國前后，有文天祥、劉克莊、劉辰翁等愛國詞人大聲疾呼，壯懷激烈；而周密、王沂孫、張炎等遺民詞人發出凄涼嘆息，借詠物詞的隱喻抒寫亡國悲痛，已是“亡國之音哀以思”了。

唐宋詩詞的美典充滿了幽情壯采，有南腔，有北調，有走馬關山慷慨激昂的縱情放歌，也有花間酒筵百媚千嬌的淺斟低唱。如果說唐詩是盡才盡氣的感性生命的真情抒發，宋詩趨于曾經滄海難為水的老成意境的表達，那么要眇宜修的唐宋詞則是可歌可泣的情緒性獨白。這里面有元氣淋漓之美、生意盎然之美，以及細膩的人性人情之美，可謂美不勝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