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影籠罩了一切

“四行孤軍”的最后槍聲停止了。臨風飄蕩的國旗，在群眾的黯然神傷的凄視里，落了下來。有低低的飲泣聲。

但不是絕望，不是降伏，不是灰心，而是更堅定地抵抗與犧牲的開始。

蘇州河畔的人漸漸地散去。灰紅色的火焰還可瞭望得到。

血似的太陽向西方沉下去。

暮色開始籠罩了一切。

是群鬼出現，百怪跳梁的時候。

沒有月，沒有星，天上沒有一點兒的光亮。黑暗漸漸地統治了一切。

我帶著異樣的心，鋁似的重，鋼似的硬，急忙忙地趕回家，整理著必要的行裝，焚毀了有關的友人們的地址簿，把鉛筆縱橫寫在電話機旁墻上的電話號碼，用水和抹布洗去。也許會有什么事要發生。準備著隨時離開家。先把日記和有關的文稿托人寄存到一位朋友家里去。

小箴已經有些懂事，總是依戀在身邊。睡在搖籃里的倍倍，卻還是懵懵懂懂的。看望著他們，心里浮上了一縷凄楚之感。生活也許立刻便要發生問題。

但挺直著身體，仰著頭，預想著許多最壞的結果，堅定地做著應付的打算。

下午，文化界救亡協會有重要的決議，成為分散的地下的工作機關。《救亡日報》停刊了。一部分的友人們開始向內地或香港撤退。他們開始稱上海為“孤島”。但我一時還不想離開這“孤島”。

夜里，我手提著一個小提箱，到章民表叔家里去借住。溫情的招待，使我感到人世間的暖熱可愛。在這樣彷徨若無所歸的一個時間，格外地覺到“人”的同情的偉大與“人間”的可愛可戀。各個人都是可親地，無機心地，兄弟般地友愛著，互助著，照顧著。他們忘記了將臨的危險與恐怖，只是熱忱地容留著，招待著，只有比平時更親切，更關心。

白天，依然到學校里授課，沒有一分鐘停頓過講授。學生們在炸彈落在附近時，都鎮定著坐著聽講；教授們在炸聲轟隆，門窗格格作響時，曾因聽不見語聲而暫時停講半分數秒，但炸聲一息，便又開講下去。這時，師生們也格外地親近了；互相關心著安全。他們談說著我們的“馬其諾防線”的可靠，信任著我們的軍官與士兵。種種的謠傳都像冰在火上似的消融無蹤。可愛的青年們是堅定的。沒有凄婉，沒有悲傷；只是堅定地走著應走的路。有的，走了；從軍或隨軍做著宣傳的工作。不走的，更熱心地在做著功課，或做著地下的工作。他們不知恐怖，不怕艱苦，雖然恐怖與艱苦正在前面等待著他們。教員休息室里的議論比較復雜，但沒有一句“必敗論”的見解聽得到。

后來，“馬其諾防線”的防守，證明不可靠了；南京被攻下，大屠殺在進行。“馬當”的防線也被沖破了。但一般人都還沒有悲觀。“信仰”維持著“最后勝利”的希望，“民族意識”堅定著抵抗與犧牲的決心。

同時，狐兔與魍魎們卻更橫行著。“大道市政府”成立，“維新政府”成立。暗殺與逮捕，時時發生。“蘇州河北”成了恐怖的惡魔的世界。“過橋”是一個最恥辱的名詞。

漢奸們漸漸地在“孤島”似的橋南活動著，被殺與殺人。有一個記者，被殺了之后，頭顱公開地掛在電桿上示眾。有許多人不知怎樣地失了蹤。

極小的一部分知識分子動搖了。

學生們常常來告密，某某教員有問題，某某人很可疑。但我還天真的不信賴這些“謠言”。在整個民族做著生死決戰的時期，難道知識分子還會動搖變節么？這簡直是不可思議的“盲猜”與“瞎想”。

但事實證明了他們情報的真確不假。

有一個早上，與董修甲相遇，我在罵漢奸，他也附和著。但第二天，他便不來上課了。再過了幾天，在報上知道他已做了偽官。

張素民也總是每天見面，每天附和著我的意見，但不久，也便銷聲匿跡，之后，也便公開地做了什么“官”了。

還有一個張某和陳柱，同受偽方的津貼，這事，我也不相信。但到了陳柱（這個滿嘴的“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的東西）“走馬上任”，張某被友人且勸且迫地到了香港發表“自首文”時，我也才覺得自己是被騙受欺了。

可怕的“天真”與對于知識分子的過分看重啊！

學生里面也出現“奸黨”。好在他們都是“走馬上任”去的，不屑在學校里活動；也不敢公開地宣傳什么，或有什么危害。他們總不免有些“內愧”。學校里面依然是慷慨激昂的我行我素。

雖然是兩遷三遷的，校址天天地縮小，但精神卻很好；很親切，很溫暖，很愉快。

青年們還在舉行“座談會”什么的，也出版了些文藝刊物；還做著民眾文藝的運動，辦著平民夜校。和平時沒有什么不同；只不過多帶著些警覺性。可愛與驕傲，信仰與決心，交織成了這一時期的青年們活動的趨向。

我還每夜都住在外面。有時候也到古書店里去跑跑。偶然地也挾了一包書回來。借榻的小室里，書又漸漸地多起來。生活和平常差不了多少，只是十分小心地警覺著戒備著。

有一天到了中國書店，那亂糟糟的情形依樣如舊。但伙計們告訴我：日本人來過了，要搜查《救亡日報》的人；但一無所得。《救亡日報》的若干合訂本放在陰暗的后房里，所以他們沒有覺察到。搜查時，汪馥泉恰好在那里。日本人問他是誰。他穿著一件藍布長衫，頭發長長的，長久不剪了，答道：“是伙計。”也真像一個古書店的伙計，才得幸免。以后，那一批“合訂本”便由汪馥泉運到香港去。敵人的密探也不曾再到中國書店過。虧得那一天我沒有在那里。

還有一天，我坐在中國書店，一個日本人和伙計們在閑談，說要見見我和潘博山先生。這人是清水，管文化工作的。一個伙計偷偷地問我道：“要見他么？”我連忙搖搖頭。一面站起來，在書架上亂翻著，裝作一個購書的人。這人走了后，我向伙計們說道：“以后要有人問起我或問我地址的，一概回答不知道，或長久沒有來了一類的話。”為了慎重，又到漢口路各肆囑咐過。

我很感謝他們，在這悠久的八年里，他們沒有替我泄露過一句話，雖然不時地有人去問他們。

隔了一個多月，好像沒有什么意外的事會發生，我才再住到家里去。

夜一刻刻地黑下去。

有人在黑夜里堅定地守著崗位，做著地下的工作；多數的人則守著信仰在等待天亮。極少數的人在做著喪心病狂地為虎作倀的事。

這戰爭打醒了久久埋伏在地的“民族意識”；也使民族敗類畢現其原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