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乞食》

下面是一首陶淵明題作《乞食》的詩：

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

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

主人解余意，遺贈副虛期。

談諧終日夕，觴至輒傾杯。

情欣新知歡，言詠遂賦詩。

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

銜戢知何謝，冥報以相貽。

這首詩題作《乞食》，是不是詩人真有乞食之事呢？黃廷鵠評注《詩冶》認為，“非真乞食也。蓋借給園行徑以寫其玩世不恭耳”。陶必銓《萸江詩話》說：“題曰《乞食》，不必真有叩門事也。”又說：“此詩與《述酒》、讀書諸篇，皆故國舊君之思，不但乞食非真，即安貧守道亦非詩中本意。”但沈德潛在《古詩源》中則以為“不必看作設言愈妙”。溫汝能《陶詩匯評》也說：“此詩非設言也。因饑求食是貧士所有之事，特淵明胸懷視之曠如，固不必諱言之耳。”比較兩說，前說刻意求深，反覺穿鑿迂腐，應以后一說為勝。據逯欽立《陶淵明事跡詩文系年》，這首詩與《有會而作》、《詠貧士》詩都作于宋文帝元嘉三年（426）淵明六十二歲時。《有會而作》的詩序說“值年災……旬日已來，始念饑乏”。《詠貧士》詩中則有“傾壺絕馀瀝，窺灶不見煙”句。看來，乞食當是真有其事。也就是說，這不是一首托言詩，而是一首

記事詩。當然，所謂“乞食”，并非沿門托缽討一口飯吃，應如張蔭嘉《古詩賞析》所說，“此向人借貸，感人遺贈留飲而作。題云《乞食》，蓋乞借于人以為食計，非真丐人食也。觀詩中解意、遺贈，可見”。正由于這首詩寫的是實事真情，它自具有一種真中之美；從中也可窺見詩人的心性、胸襟，探得詩篇的鑒賞價值所在。

在寫法上，這首詩是平鋪直敘、就事寫來的。如果分段來看：詩的前四句“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是第一段，寫詩人為饑餓驅使，出門乞貸時的光景；中六句“主人解余意，遺贈副虛期。談諧終日夕，觴至輒傾杯。情欣新知歡，言詠遂賦詩”，是第二段，寫乞貸如愿，與主人杯酒談笑、情諧意投的狀況；末四句“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銜戢知何謝，冥報以相貽”，是第三段，寫既感且慚，不知何以為報的心情。

就欣賞角度而言，有些詩以煉句見長，吸引讀者的是篇中的警策時見；有些詩以謀篇取勝，吸引讀者的是篇中的波瀾起伏。而這首《乞食》詩，既無警策可摘，也無波瀾可言，論字句，論篇章，似乎都是平平無奇的。但它卻于平淡中見深情，在樸質中含至味，別有一種吸引人的力量。陶詩的這一藝術魅力，歷來為詩評家所共賞。葛立方稱淵明詩“平淡有思致，非后來詩人怵心劌目雕琢者所為”（《韻語陽秋》）。朱熹說：“淵明詩平淡，出于自然。”（《朱子語類》）元好問《論詩絕句》對淵明詩的評語是：“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這些話都道出了陶詩在語言風格方面的特色。從這首《乞食》詩的內容看，它不是一般的吟風詠月、酬酢贈答之作，而是寫因饑乞食。這在人生中是一件非同尋常的事。開頭四句寫的是極其難堪的境況，換一個人寫，也許要極力渲染饑餓襲來時的身心感受，加意刻畫出門乞食時的窘困情態；但在淵明筆下，一無渲染，不事刻畫，極其平實卻更加真切地道出了當時的情景。如康發祥所說，讀其“行行”兩句，“覺爾時之光景可想”（《伯山詩話》）。中六句寫轉憂為喜，情景一變，在他人寫來，也許正要在這里見跌宕轉折；但在淵明，還是淡淡著墨，平平寫出。末四句寫中心的感慨和感激，也沒有用強烈、激動的語氣。與陶集中的其他篇章一樣，其可貴之處就在它是以本色出現的，而只有從本色中才能充分顯示其“真淳”。

這真與淳，對淵明來說，不僅是他的詩篇中的藝術境界，也是他的思想中的理想天地。他在《飲酒二十首》的末篇曾以贊嘆和憧憬的心情說：“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元好問另在一首《繼愚軒和黨承旨雪詩》中稱淵明詩是“直寫胸中天”，而真與淳正是淵明的“胸中天”。對這首《乞食》詩，如果進一步透過字句篇章來看，其魅力主要還不在語言風格方面，而是包孕在詩篇內的詩人的胸中之天，也就是詩人在胸襟、心性方面所顯示的真淳之美。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的贊語中說：“《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讀淵明詩，也往往使人想見其為人。梁啟超在《陶淵明》一書中說：“古代作家能夠在作品中把他的個性活現出來的，屈原以后，我便數陶淵明。”朱光潛在《詩論·陶淵明》中則說：“大詩人先在生活中把自己的人格涵養成一首完美的詩，充實而有光輝，寫下來的詩是人格的煥發。陶淵明是這個原則的一個典型的例證。”這些都是善于欣賞陶詩的話。

這首《乞食》詩首先使人感到淵明為人之真率。蘇軾說：“陶淵明……饑則叩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延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東坡題跋·書李簡夫詩集后》）張雨在《淵明》詩中也說：“淵明真率人，出處端不欺。饑來乞一餐，有酒斟酌之。”（《句曲外史貞居先生詩集》卷二）淵明的這種真率，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質性自然，非矯勵所得”（《歸去來兮辭·序》）。寫這首《乞食》詩時，他已是暮年，竟落到出門求食、不知何處可往，叩門告貸、不知何以措辭的境地，可說困厄到極點了。但從詩中看不出憤懣之情、怨尤之氣，而當主人解其來意、有所遺贈時，就欣然忘懷，立即情洽語諧，傾杯賦詩，真誠地感愧思報。

這里表露的心地是何等沖和，胸懷是何等坦蕩，確是詩人的“充實而有光輝”的“人格的煥發”。淵明在為自己畫像的《五柳先生傳》中自稱：“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魯迅也說：“他非常之窮，而心里很平靜。……這樣的自然狀態，實在不易模仿。”（《而已集·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其所以“不易模仿”，因為他的“晏如”、“平靜”，絲毫沒有矯揉造作，完全是他的品格的自然表露。如果探索作為其品格的支柱是什么，那就是儒家的安貧樂道的思想。梁啟超在《陶淵明》一書中說：“他一生得力處和用力處都在儒學。……他只是平平實實將儒家話身體力行。”梁書并舉淵明詩中所說的“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志長勤”（《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之二）及“歷覽千載書，時時見遺烈。高操非所攀，謬得固窮節”（《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諸詩，以說明其“一生品格立腳點”所在。的確如所論述，淵明詩中屢次提到“固窮”的節操及“憂道不憂貧”的“遺訓”。他所拳拳服膺的是顏回、榮啟期、原憲、黔婁、袁安、張仲蔚……那些在極端貧困中不改其樂、不失其守的“遺烈”。正因為他有了這樣的精神支柱，在心靈上得到了平衡，所以在叩門乞食之際仍能保持心地平和，晏然自如。再聯系他寫這首詩的當年，盡管江州刺史檀道濟去問候他時，他已經“偃臥瘠餒有日”，仍拒絕接受檀所饋贈的粱肉、“麾而去之”的事（見蕭統《陶淵明傳》），又可見其風骨凜然的一面。

從這首《乞食》詩，讀者看到的是藝術美與人格美的融合和統一。詩篇的平淡樸質的語言風格與詩人的沖和淳厚、坦蕩磊落的心靈境界是相表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