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歸田園居五首》之三

自稱“少無適俗韻”的陶淵明，因不愿“心為形役”，“違己交病”，于晉安帝義熙元年（405）冬毅然棄官歸田，寫了有名的《歸去來兮辭》，次年春夏間，又寫了可視作《歸去來兮辭》姊妹篇的《歸田園居五首》。下面是這組詩的第三首：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

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無違。

在古典文學研究被人競相納入某一模式的年代里，有的文章，如《北京師大學報》1959 年第二期發(fā)表的《陶淵明的思想發(fā)展及其創(chuàng)作》一文談到這首詩時說：“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新參加勞動的知識分子的形象。由于不會耕作，所以種出的豆苗稀稀疏疏，野草反而顯得茂盛些。”又說：“詩中只有陶淵明自己，而沒有農(nóng)民的形象。……嚴重的階級局限和獨善其身的思想，使他不大關心人民的疾苦。”此文后來還收作《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匯編·陶淵明卷》的前言。今天可能沒有人再用同樣的話來評價陶淵明和他的這首詩了。但另一些至今仍有影響的專論、文學史和選注本也大多僅僅著眼于這首詩的“勞動”的內容，在其中找“勞動生活氣息”，找“與農(nóng)民的差距”，或認為詩篇表現(xiàn)的是“對農(nóng)業(yè)勞動有了感情”，是“對于勞動的熱愛”等等。誠然，陶淵明是一位躬耕南畝的人，這首詩寫的是在豆田里從事除草勞動；可是陶淵明之為陶淵明，主要不在于他的勞動。他首先是一位詩人；這首詩表達的是他對人生理想的追求、對生活方式的選擇，而從這一追求與選擇可以窺見其心性的淳樸、志行的高潔。與其說這首詩表現(xiàn)的是對勞動的熱愛，倒毋寧說是對自然的熱愛，是一位追求本性回歸的詩人一旦脫離塵網(wǎng)、得遂初服的喜悅。

作者在這組詩的第一首中說：“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據(jù)此，黃文煥在《陶詩析義》中指出，“‘返自然’三字是《歸田園》大本領，諸首之總綱”。這是一語中的之論。陶淵明所說的“返自然”，應當既指回到大自然中，也指回到人性的自然，而對“性本愛丘山”的作者來說，兩者是合而為一的。從這一“總綱”來看這第三首詩，它的點睛之筆在結末兩句：“衣沾不足惜，但使愿無違。”兩句詩，語氣平和，在作者寫來，似乎不費氣力，稱心而出，但就詩句內容而言，在人生中作出這一抉擇實際是并不容易、并不輕松的。蘇軾與李端叔、王幾仁等同覽此詩，曾“相與太息”，深有感觸地說：“噫嘻，以夕露沾衣之故而違其所愿者多矣。”（《東坡題跋·書淵明詩》）方宗誠則在《陶詩真詮》中說，這兩句詩“即孔子‘從吾所好’之意”。這些話都看到了這是一個重要的人生取舍，而不以夕露沾衣為意的心靈境地并非一般人所能理解、所可企及。與“衣沾”兩句在思想實質上相近的，有張翰因見秋風起、思吳中莼羹鱸膾而說的：“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shù)千里以要名爵乎？”（《晉書·張翰傳》）陶淵明之棄官歸田，也是為求得“適志”，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富貴非吾愿”，“委心任去留”（《歸去來兮辭》），希望不受官場、世法的束縛，依照自己的意愿、順從自己的本性去生活。但張翰“命駕而歸”后，似無須躬耕南畝；陶淵明歸田園后的生活卻是“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為求“適志”必須以不惜勞苦耕作為代價。種田本是一件辛苦的事，在生產(chǎn)工具、生產(chǎn)方式很原始的古代，更加辛苦。為人真率坦蕩、不說矯情話的陶淵明，從來沒說過耕作本身是樂事。從這首詩看，當其帶月沾露歸來之際，形體的疲乏是可想而知的；否則，也不必說什么“不足惜”了。在另一些詩中，他還說“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庚戌歲九月中于西田獲早稻》），“不言春作苦，?？重撍鶓?rdquo;（《丙辰歲八月中于下潠田舍獲》），更明言耕作之“苦”。問題不在他認為耕作本身是樂事還是苦事，其人格之可貴在于明知其“苦”而不辭此難、不負所懷、不違所愿，這就更見其“返自然”的意愿之真誠、執(zhí)著了。

這一執(zhí)著以求的意愿，既有其個性色彩，也有其時代印記。撇開一心干求名爵、迷戀富貴之輩不談，古代文人為求學以致用，大多是入世的，但另方面也會感到在官場塵網(wǎng)中本性受到壓抑和歪曲，因而又向往田園生活，懷有出世思想。這是致用與適性兩種人生要求的矛盾，而在歷代文人階層中，總的說來，往往是前者占主導地位。但魏、晉兩朝則是一個人性覺醒的時代，如“竹林七賢”的狂放傲世，其實就是對禮教、世法的一種逆反心理。《世說新語·任誕》載，劉伶在屋中“脫衣裸形”，自稱“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妷衣”。阮籍則在《大人先生傳》中譏笑那些“惟法是修、惟禮是克”的“君子”無異“虱之處裈中”。他甚至公然向當時視為不可逾越的男女間的堤防挑戰(zhàn)，并宣稱：“禮豈為我設邪？”陶淵明之不惜終日辛勞、夕露沾衣以求得復返自然，在厭棄世網(wǎng)束縛、追求人性回歸這一點上，與劉、阮諸人初無二致，但其表現(xiàn)形式卻不像劉、阮諸人之狂放怪誕，而是那樣淳真平易、那樣樸質自然。這正是其心靈境界異于劉、阮諸人，也高于劉、阮諸人之處。

當然，應當看到，作者在《庚戌歲九月中于西田獲早稻》一詩中還說“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則其不惜夕露沾衣之故，除了為返回自然、得遂本性外，也有在當時險惡的政局下為求遠禍的一面。

從表面看，這首詩似出自楊惲《報孫會宗書》中所賦的幾句詩：“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吳師道就認為陶淵明的“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諸句“本楊惲書意”（《吳禮部詩話》）。但陶淵明的遭際與楊惲完全不同；兩詩的旨意也迥然相異。與其說作者是借典發(fā)揮，不如說是即事命筆，所寫的是實事、實景、實情，而在寫法上寓情、景于敘事之中。作者無意刻畫景色，而“帶月荷鋤歸”一句宛然入畫，后世似只有劉長卿的“荷笠?guī)﹃?rdquo;（《送靈澈上人》）句差可與之媲美；“道狹草木長”一句也把鄉(xiāng)村小路之景寫得如在眼前。作者意在抒懷言志，卻只在篇末就事說出，語句極其平淡樸素，但就其內涵而言，則表達得取舍分明，語重千斤。全詩共八句，一依自然順序寫成，承接緊密，層次井然。一、二兩句從下種寫到出苗情況；三、四兩句即緊承第二句“草盛豆苗稀”，敘寫去豆田鋤草；五、六兩句則緊承第四句“帶月荷鋤歸”，寫到歸途景物；七、八兩句更緊承第六句“夕露沾我衣”，道出自己的意愿和決心。方東樹在《昭昧詹言》中稱贊這首詩“真景、真味、真意，如化工元氣，自然懸象著明”；又在總評陶詩時說：“讀陶公詩，專取其真：事真景真，情真理真，不煩繩削而自合。”這首詩，語言自然，結構天成。作者既沒有在造句上費雕琢，也沒有在謀篇上費安排；既是實寫當日真事、眼前真景，也是其心性、人格的真誠表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