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研究宗教史的人對于泰戈爾該怎樣想呢

江紹原

一

老實是一種美德。說句老實話，我對于泰戈爾沒有很深的研究?？墒俏也恍努F(xiàn)在這一般歡迎或反對他的人，對于他的研究會比我的深到哪里去。這也是一句老實話。我的膽子本來很小，不敢亂談泰戈爾，但是現(xiàn)在大膽歡迎或反對他的人如此之多，叫喊得如此之響，倒叫我的膽子壯起來。所以有這一篇隨便講演的話。

我沒見過這座喜馬拉雅山，他的銀鐘不必說也沒聽過。他的詩歌、戲曲、散文，有英文本的，我只看過很有限的幾種，蒙歡迎他的人看得起我，兩次送請?zhí)麃硌腋皶?，可惜他們歡迎他的地方——一次是北海，一次是海軍聯(lián)歡社——從我住的西花廳遠望過去，都有一股又黑又濃的妖氣直沖霄斗。諸君原諒我，我身上向來不帶避邪符，如何去得。后來他在真光戲場的公開講演，不幸又在我能去聽之前就停止了。

反對和歡迎他的人，他們的議論我倒看見過點。反對方面的是《政治生活》前三期里的文和雜評，以及“送泰戈爾”的傳單；贊成方面的是《東方雜志》里幾篇文和梁啟超的演說詞（《中國與印度文化之親屬的關(guān)系》，見副刊），我如今先談?wù)勥@兩派議論，再說我自己要說的話。

二

他的反對者之中，有一種人告發(fā)他是個提倡無抵抗主義的。

這是真的嗎？

政治生活周報社提出四個問題問他，其中頭兩個是：“（一）先生對于印度獨立（swarji）的意見；（二）印度獨立將由何法爭得——憲政運動呢，群眾革命呢？”

泰戈爾從前的著作里有沒有可以引來回答這兩問的？

他的確定的答語，我已經(jīng)找著。怕讀者誤會了他的意思，我不能不先請他們記牢以下兩點：

第一，泰戈爾是個愛國的人。

第二，他也是個愛自由的人，他要印度人做一個自由的民族。

印度人因為失去政治上的自由所感受的羞恥和苦痛，印度人自己治理自己的呼聲，無時不在他的耳中。他不是為抽象的“全人類”努力的，也不是為“弱小民族”或“東方”民族努力的，他是一門心思為印度努力的——禱祝自由的、自主的、光明燦爛的印度早日出現(xiàn)。他的詩歌、戲曲是他為教育本國人做的。外國人（無論西方的或東方的）讀了歡喜贊嘆，他自然不能禁止；外國人請他說法；他自然不拒絕，但這都是外國人的事。他的生活中心，絕不是訓(xùn)導(dǎo)，或娛樂外國人的活動；他的主要欲望，絕不是世界名譽的博取。他與西洋教士或印度在西洋的傳教士（例如Swami Vivikananda）不同之處，正在這一點上。歡迎或反對泰戈爾的人，緊記這一句話：泰戈爾是印度人，是愛印度的人，是為印度努力的人。

但是他對于自由的解釋和爭自由的法子，的確很別致。泰戈爾之所以為泰戈爾就在這法子上面，撇開這兩條論，泰戈爾不過是許多的印度人之中的一個。

他所謂自由和爭自由的法子，反對他的中國人似乎倒像有點知道，歡迎他的中國人倒好像一點不知道。所以歡迎他的人把“不了解”的罪名推給反對他的人，據(jù)我看是錯了。

第一，泰戈爾沒有叫印度脫離大不列顛帝國而獨立的想念。照他看，世界上的大民族，其文物制度各得真理之一方面，東西民族的理想不同，他們合在一處，彼此互相補充，攜手同進，是極可賀的事。何況印度人歷來有同化的力量——從前已經(jīng)吸收土著、希臘、波斯、回教人的文化，現(xiàn)在為什么不吸收西方——尤其是英國的文化？英國與印度的接觸，其中自有天意，不是偶然的。所以印度人如果拒絕與英人接觸，不啻自剪其翼——不啻抗拒上天使民族相會的意旨。自由的印度，不是獨立于大不列顛帝國之謂，而是在帝國內(nèi)做一個自治的民族，充分去發(fā)展自己的天才與能力之謂。

第二，泰戈爾所提倡的爭自由的方法，的確自成一派。這方法不但不能使中國的急進的少年滿意，而且也未嘗取得印度的急進的少年之同情。中國的少年不過“不顧賓主之誼”，在演說場上送傳單請他回印度；印度的少年，有一次竟然在他到美國之時，不顧同胞之誼，謀圖用炸彈結(jié)果了他。

據(jù)說泰戈爾曾對人說，中國少年嫌他太舊太和平而印度人倒厭他太新太激烈，是像他廢卡斯特制度那一類的主張；至于他所提倡的爭自由的方法，至少有一部分印度人以為太迂緩——至少不認為太激烈?？傊?，印度的守舊派認為激烈和中國的急進派認為迂緩的，不是同一的一件東西，兩國的急進派同認為太和平的，是他的爭自由的方法。

政治生活社問泰戈爾主張怎樣去爭印度獨立——憲政運動乎？群眾運動乎？泰戈爾不以為印度非獨立不可，上面已經(jīng)說過。至于他主張的印度爭自由的方略，既非普通的憲政運動，又非武力的群眾革命。政治生活社一定以為只有上述的兩條路可走，而泰戈爾教印度人走的，卻是這兩者以外的一條路。

他對于那般辦報、演說，開口“進步”，閉口“自由”，以彌勒和毛雷的政治思想號召印度人的和平黨，絲毫不能表同情。照他看，這些人是一般政治乞丐——一般妄想用西洋藥治印度病的無知少年。有沒有效果且不談，他們對于祖國文化的前途和精神，那樣沒有一點覺悟的神氣，已經(jīng)拒人于千里之外了。

他對于持手槍擲炸彈的鐵血黨，更加厭恨。有沒有效果且不談，單看他們那種以暴易暴的報復(fù)手段，以及那“只要達到目的，任何手段皆可采用”的存心，已經(jīng)證明他們是要印度人用非印度的殘忍方法去對付英國人。即使能把英國人趕走，印度人的真精神必定也因而喪失，那么，又何貴有此非印度之印度？而且種了罪惡的種子，也不能望有真自由的收獲呀！

他厭惡暴動的革命、殺人流血的爭自由，而且同時又警告西洋人：印度的激烈的少年不過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英國人若以為這是錯了，就該洗心革面，把他們的褊狹的國家主義，壓迫和歧視印度人的政策，從速取消，使印度人能在大不列顛帝國之內(nèi)得到待遇的平等和自治的自由。

憲政運動他既嫌太是口頭上的乞憐，武力革命他又力說是犯罪的手段，他自己提倡的方法是什么呢？他的方法曰精神的復(fù)生，或曰印度魂的喚醒。

假使辦得到，泰戈爾要在個個印度人的心上——尤其是熱心于政治活動及爭自由的印度人的心上，刻上這幾句話：印度所以受外人欺負，是因為自有取辱之道，專怨外人或怨天是不中用的，夢想用和平或武力把自由求來或搶來也不能成事的；要得到自由，必須在政治之外把印度的個人生活和社會生活改變過——把那些因為印度本身有，外人才敢欺負印度的弱點去干凈，而且這改變生活的良藥和祛除弱點的瀉藥，不必到外國去求，本國的宗教早備好，只等人回心轉(zhuǎn)意，大膽吞服。精神復(fù)生了的印度，不但有自身健全的幸?？上?，而且能感化毒我虐我的外人。爭政治自由和爭精神自由是一件事。

假使印度自身沒有取辱之道，就有一千個英國又能拿印度怎樣；假使印度自身的取辱之道不去，世界上難道沒有第二個英國？養(yǎng)成印度人的奴隸性的，不是那不平等的卡斯特制度和依賴傳說的毛病嗎？這制度和毛病隨他們存在，印度能生存嗎？

印度人反抗英國人的虐待，但是印度社會里的富人卻虐待窮人，上等社會的人卻虐待下級社會的人。這樣的印度人憑什么去感化英國人改善他們對于印度人的待遇？

泰戈爾若是中國人，必定要這樣說了：“中央公園的十二個銅子一張的入園券，一天不取消，我們便一天不能要求黃浦灘的外國公園取消‘狗與中國人不準入內(nèi)’的禁令。從沙灘雇人力車到真光電影場，我們?nèi)糁豢铣霭藗€子，‘多一個不要’，我們便不配抗議英國人在虹口辦的紗廠，只付女工四角錢一天了?！保ㄕ埲鄙儆哪械淖x者注意，我姓江的并沒有在這里替外國人和外國資本家辯護。）

印度如沒受英國的欺負，長夜沉沉，或者會永不能發(fā)現(xiàn)自己的弱點。如今印度既然受人欺負，就該因痛苦覺悟到自己的無私。外國人盡管壓迫我們，我們該把這壓迫看做天警戒我們、天懲罰我們的棍棒，忍受一點，在極大的悲痛羞恥之中，不停地提高自己民族的生活。外人越給我們苦惱，我們越反躬自責(zé)，越努力把我們民族的真精神發(fā)揮出來，越用自己民族的生活做榜樣，感化而且戰(zhàn)勝現(xiàn)在踐踏我們的異族人。公理終有戰(zhàn)勝強權(quán)之一日，猶如太陽終有撥云出耀之一日。將來必有自由的印度。

三

印度的自由，?？空芜\動得不到手；若用強暴的手段去得，更是犯了叛逆印度理想的罪。憲政運動無益，武力革命有害。唯一的爭自由的方法，是印度固有的傳統(tǒng)的理想改造印度生活。如此去奮斗，則印度自身的精神可以發(fā)揚光大，外國人的冷酷無情可以感化到使他們知羞，那時的印度將不是英國的屬地，而是大不列顛帝國那個許多民族合作的大團體其中的一個自由的活潑的團員。夢想無益，吁請無益，著急了無法無天的殺人流血更無益?？礈柿擞《鹊牟詈筒≡?，記清了印度的理想和使命，咬緊了牙根，忍受著痛苦去實現(xiàn)印度的理想，無論犧牲什么都不退縮，無論遇見什么阻礙都不灰心，無論外面怎樣風(fēng)狂雨暴浪怒雷鳴，心里總確信理想的勝利、愛的勝利、正義的勝利。

不聽見泰戈爾為祖國祈禱的詩嗎？

其使我國的土地與江川，空氣與果實成為甜蜜的，我的神。

其使我國的家庭與市場，森林與田野都充實著，我的神。

其使我國的允諾與希望，行動與談話成為真實的，我的神。

其使我國的男女的生命與心靈成為一個，我的神。

彼處心是不恐懼的，頭是高抬著的；

彼處的智識是自由的，

彼處世界是不被狹窄的局部的墻，隔成片片的；

彼處的言語是由真理的深處說出來的；

彼處不倦不疲的努力，延長手臂以達于完全；

彼處真理的清澈的川流是不會失路而流入死的習(xí)慣的寂寞的沙漠上的；

彼處心靈是被你導(dǎo)引而向于永久廣大的思想與行動的——

我的天父，其使我國警醒起來，入于那個自由的天國里。

（鄭振鐸譯）

四

我希望讀過二、三的人，能夠看出泰戈爾給印度人亡國的苦痛和光復(fù)的掙扎，一個宗教道德的（或曰精神的）解釋，因為在觀察點上和所包含的實際應(yīng)用上，與普通的政治的民族的解釋，相差太遠，所以要想得到印度人中普遍的承認，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我敢說不但印度和中國的激進少年不能全盤承認這個解釋，甚至連一部分佩服泰戈爾的中國人或西洋人，若與印度人易地而居，那時也恐怕沒有勇力承認這個解釋。英國人聽見泰戈爾的主張，自然點頭稱善，因為印度精神復(fù)生不復(fù)生，雖不在他們心上，但是提倡犧牲、忍受、服從，對內(nèi)，反對暴動、暗殺、報復(fù)，卻至少可以使治理印度者少許多麻煩。不過是英國若在——比方說——法國或德國的治理之下，就未必輕易肯尊重出在他們之中的泰戈爾了。

英國人之中固然有想籠絡(luò)泰戈爾的人，然泰戈爾的主張絕不是專為博取英國人的歡心的。所以英國國家賞給他的“爵士”等稱號，他向來不用，旁人也不敢用來稱呼他。提倡南北和議的何東就大兩樣：外國人以及中國人辦的英字報，都敢稱他為Sir Robert Hotung，華字報一律叫他做“何東爵士”。可見得亡國奴的骨頭有的比半亡國奴的還硬一些。

泰戈爾對于印度現(xiàn)狀和將來的解釋，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他信仰印度的失去政治自由，是物腐而后蟲生，是印度自身的弱點的暴露，所以要印度自由的人應(yīng)該以反躬自責(zé)，去惡就善之奮勉，代憤懣、怨尤、報復(fù)之狂情，應(yīng)該把眼光放遠大，從精神上和社會生活上改造印度。

第二，他信道德的律令應(yīng)該超于民族的競存的律令之上，所以用不正當(dāng)?shù)姆椒ê涂课淞θD印度的自由，不但不能得到永久的勝利，而且正犯了西洋人所犯的惡毛病。

第三，他信“道德的律令超于其他一切”的信仰，正是印度的真精神所在；所以凡是印度人都應(yīng)該用這種精神對內(nèi)對外。

第四，他信“道德的律令應(yīng)該超于其他一切”的信仰，不但是印度人主觀的想望，也漸漸成為世界上普遍的要求，而且也是客觀的真理。所以只愁印度人因為失望把這個傳來的民族理想拋棄了，成了一般西洋化的印度人，不愁印度人如果身體力行，印度會在世界上沒有位置。

泰戈爾在京之時，我講授的宗教通史，正說到猶太教。猶太人這個屢受外族征服的民族，在危急存亡之秋，常常出現(xiàn)武力派、和平派兩種不同的主張。我因為要叫聽講的人容易明白猶太人中的和平派的精神，常常把這一派的代表者和泰戈爾相比較、相對抗。我尤其注重泰戈爾與耶穌二人相同之處——這一點我現(xiàn)在要在這里發(fā)揮。

但是我不能不先對付攻擊拿泰戈爾和旁人比較的議論。徐志摩先生在《小說月報》第14卷第9號里說：“有人喜歡……研究他究竟有幾分是耶穌教，幾分是印度教——這類的比較學(xué)也許在性質(zhì)偏愛的人覺得有意思，但于泰戈爾之為泰戈爾是絕對無所發(fā)明的。”“自從有了大學(xué)教授以來，尤其是美國的教授，學(xué)生忙的是比較學(xué)——比較憲法學(xué)、比較人種學(xué)、比較宗教學(xué)、比較教育學(xué)，比較這樣，比較那樣，結(jié)果他們竟想把最高粹的思想藝術(shù)也用比較的方法來研究，我看倒不如來一門比較大學(xué)教授學(xué)還有趣些。”

徐先生在此奚落一切的比較研究。我卻只要點明為什么徐先生發(fā)表了這一番話之后，我還敢比較泰戈爾和耶穌。我只要說兩句，就是：人類歷史里，有許多parallels，今日印度的泰戈爾與約兩千年前猶太的耶穌是一個parallel，他們彼此的主張和精神是互相發(fā)明的。

他們二人不相同之處，應(yīng)先得我們的注意：泰戈爾的印度是個大國家——簡直是個大洲，而耶穌的猶太是個小得多的地方；泰戈爾的足跡幾乎遍天下，而耶穌幾乎沒有遠離過猶太；泰戈爾是個受過高等教育的名門貴族，而耶穌不過是加利利地方一個木匠之子；泰戈爾精通印度的古文和英文，耶穌則除Ara-mais方言之外，連希伯來文都未必懂，希臘文和拉丁文更不必提；泰戈爾是個大詩人，能創(chuàng)作文學(xué)作品表現(xiàn)他的主張、傳播他的思想，而耶穌只能用簡單的語言和譬喻，和民眾講論他的信仰。他們二人，一個是貴族，一個是平民。

他們相同之處呢？泰戈爾的印度在英國掌握之中，耶穌的猶太在羅馬人治權(quán)之下；泰戈爾和他的同國人飽嘗亡國的苦痛，耶穌和他的同國人亦然；印度有人主張用武力對付英國，猶太也有人要拔刀把羅馬人趕掉；信他們祖國歷代相傳的宗教理想，根本上健全，泰戈爾與耶穌初無二致：主張精神自由為真自由，泰戈爾又與耶穌恍如一人；他們倆的民族所感受的痛苦和待決的問題一樣，他們倆所擬的（不能博得急進派的同情的）到自由的路也一樣；他們倆的時代、國家、智識程度、思想背景，盡管不同，但他們的精神是相同的。

現(xiàn)在的印度人幾乎無智愚賢不肖都要抗拒英國，或以武力，或以不合作。而泰戈爾獨冒大不韙，敝舌焦唇，痛責(zé)軌外的行動，抗議把正義和道德的律令為民族主義犧牲掉，預(yù)言將有道德理想完全實現(xiàn)了的第三世界，勸誘印度人在不講仁義的世界上勉為有仁有義的人，在民族和國家相吞噬相殺戮之秋，引吭唱“普遍的愛”、“內(nèi)心圣潔”、“與宇宙和諧”、“處處見神”的高調(diào)。我們可以想象得到：從一部分的印度人看去，這是何等的迂，何等的舊，何等的無濟于事，何等的又滑稽又可悲！

同樣，約一千九百年前，猶太人要脫離羅馬羈絆的心也到了沸點。假使有一個能得多人敬信的首領(lǐng)起來號召，這個以“圣民”自命的民族之中，必不乏揭竿而起者。這些人固然可以說是猶太人中的政治救國者、國家主義者，但是他們自己更以為是猶太文化和猶太宗教的保護人。沒有政治自由的精神自由，是他們所不能想像的。但是猶太文明雖然不是“森林”中孕育的——猶太人雖然因為受“異邦人”踐踏的次數(shù)太多，所以疑懼外國人的心勝過愛外國人的心——猶太卻歷來有一派提倡無抵抗主義的人。這一派人給猶太民族史和政治史一個宗教的道德的解釋：他們把政治不自由當(dāng)做精神墮落所招的神譴，把精神復(fù)興認做邀民族復(fù)興這個天賞的條件。改革宗教和改革社會生活的事，他們看做自己應(yīng)該擔(dān)當(dāng)?shù)牧x務(wù)；民族復(fù)興和“異邦人”就范的事，他們聽命于天。將來一定可以到手的政治自由，猶如一顆無價的寶珠；現(xiàn)在不能不爭的精神自由，乃是他的代價。前途的希望很大，現(xiàn)在必須忍辱、修德，這是和平派相信的Message,在一千八百九十多年前又把它重提起來而且以言與行表現(xiàn)之的是耶穌。在那個全猶太的人莫知所措之時，滿腔憤怒之情一觸即爆發(fā)之時，耶穌借“施洗者約翰”宣傳道：“天國就要來了，你們應(yīng)當(dāng)悔改！”“天國將來”是猶太人最喜歡聽的消息，因為他們所謂天國就是猶太復(fù)興、異族就范之謂。但是天國怎樣才能實現(xiàn)呢，怎樣的人才有入天國的希望呢？由政治救國者、國家主義者看來，天國自然是把外國人的勢力推倒，猶太人雄視世界之謂，像先知以賽亞所預(yù)言的：“眾人都聚集來到你這里，你的眾子從遠方而來，你的眾女兒被懷抱而來，那時你看見就有光榮，你心又跳動，又寬暢，因為大海豐盛的貨物必轉(zhuǎn)來歸你，列國的財寶也必來歸你……外邦人必建筑你的城墻，他們的王必服侍你。你的城門必時常開放，晝夜不關(guān)，使人把列國的財物運來歸你，并將他們的君王牽引而來。哪一邦哪一國不事奉你就必滅亡，也必全然荒廢……素來苦待你的，他的子孫都必屈身來就；藐視你的都要在你腳下跪拜?！保ā兑再悂啎返?0章）由猶太的政治救國者和國家主義者看來，不把不事奉猶太的國滅了，不使苦待和藐視猶太人的外國人戰(zhàn)戰(zhàn)兢兢地屈身來就他們，在他們的腳下跪拜，猶太的神和猶太的人不顯點本事出來把外國人制服，便永遠不能有什么天國。這是猶太的政治救國者和國家主義者所謂天國和天國的實現(xiàn)。但是那個宣傳“天國將來，你們該悔改”的耶穌所謂天國和天國的實現(xiàn)是怎樣一回事呢？如果他的思想和政治救國者的相同或相差不遠，耶穌必定受他們的歡迎和尊崇，至少也會得到他們的同情，被他們認為一個民間的大宣傳家；假使耶穌竟因為宣傳這種思想遭了外國人或漢奸的毒手，他總該能得到大家的同情。提倡抵抗、提倡奮斗的天國宣傳家，無論是否嘩眾取寵，總會得到生榮死哀?？上бd是個不識時務(wù)的人，猶如泰戈爾是個不識時務(wù)的。可惜耶穌甘冒大不韙，在猶太人憤怒躁急的不堪之時，倒高談起忍受、赦免、溫良、和平、愛——猶如泰戈爾甘冒大不韙，在印度人憤怒躁急的不堪之時，在中國人痛恨帝國主義和侵略政策之時，倒高談起精神自由，道德力戰(zhàn)勝體力、智力，第三世界與宇宙和諧，人類一體，絕對的愛。

聽呵，耶穌說：“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為必得安慰。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土地。饑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你們的仇敵要愛他，恨你們的要待他好。詛咒你們的要為他祝福，凌辱你們的要為他禱告。有人打你這邊的臉，連那邊的臉也由他打。有人奪你的外衣，連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給他，有人奪你的東西去，不用再要回來。你們愿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你們倒要愛仇敵，也要善待他們……”那些主張殺異邦人救猶太的志士聽了這種極討厭的話，心里有多么不舒服，我想我們從中國的愛國者聽了泰戈爾的演講所感受的不舒服可以推想得到幾分。在東交民巷里住著的外國公使和兵士，我們也該愛他們嗎？大連被人奪去，連小連也送給他們嗎？領(lǐng)事裁判權(quán)是被奪去的東西，真能不用再要回來嗎？——中國有一般少年要這樣問。

泰戈爾在中國之時，有幾位特別熱心的人唯恐沒覺悟的許多青年上了他的當(dāng)，所以出幾個討厭的問題給他，使他為難為難。此猶之耶路撒冷的“祭司長和文士”因為要使一般愚夫愚婦弄明耶穌提倡慈悲和無抵抗的話所含的對外政策，所以“他們打發(fā)幾個法利賽人和幾個希律黨人到耶穌那里，要就著他的話陷害他。他們來了就對他說：‘夫子，我知道你是誠實的，什么人你都不徇情面，因為你不看人的外貌，乃是誠誠實實地傳神的道。納稅給該撒，可以不可以？’”這自然是極難回答的話：耶穌若說該納稅給該撒，他們就可以加以“親羅馬”的罪名；若說不該納稅，他們就可以加以叛羅馬的罪名。我不能不佩服想出這難問題的那位聰明人，我不能不說他比政治生活社的人聰明一百倍。

泰戈爾似乎沒回答政治生活社在紙面上所問的幾條。但法利賽人和希律黨人是當(dāng)面問耶穌的，所以耶穌不能不立刻給他們一個回答。《馬太福音》第十二章載曰：“耶穌知道他們的假意就對他們說：‘你們?yōu)槭裁丛囂轿遥磕靡粋€銀錢來給我看?！麄兙湍昧藖?。耶穌說：‘這像和這號，錢上鑄的像和號是誰的？’他們說：‘是該撒的?！d說：‘是該撒的當(dāng)歸給該撒，神的當(dāng)歸神。’他們就很稀奇他?！?/p>

耶穌和泰戈爾都是在國家主義盛行之時提倡超國家主義的道德的，都是在眾人信武力自衛(wèi)主義之時提倡愛的，都是在大家講用全力對付外敵之時，勸人修私德的，所以泰戈爾能對耶穌表同情。

關(guān)于基督教的歷史，我略為知道一點。我看見上古、中古和近代的大多數(shù)西洋人自然不過是名義上的基督徒，但也有一些人真心去實踐愛的道德——所謂“不合理的愛的道德”，不過無論在哪個時代都只有極少數(shù)罷了。所以盡管有帝國主義的西洋人因為要利用泰戈爾所以歡迎他，同時也有一部分人是真心歡迎他佩服他，這部分人把承認耶穌之心來承認泰戈爾，是再自然不過的事。至于中國人呢，不但對于神學(xué)上的基督教懷疑，而且對于耶穌的道德，似乎也懷疑。我不甚懂得這樣的中國人為什么歡迎歡送泰戈爾。

反對耶穌，反對泰戈爾的猶太人、中國人、印度人、西洋人，是屬于一類的。他們不是“不了解”耶穌或泰戈爾，他們是不了解為什么人受了旁人的欺負不起來抵抗。他們自己在言和行上都明白表示不信愛的道德，而且也勸旁人不要信。他們即使錯了，卻是一致的。

最可羞的，只怕莫過于那般不一致的人。口里講愛手里拿刀那一般的人，和自己用“刀”戰(zhàn)勝人卻教訓(xùn)旁人用“愛”對待戰(zhàn)勝者的那一般人。這樣的人盡有，泰戈爾不是不知道的。

……

五

對以上的幾節(jié)文字，旁人讀了若以為我是寫了來對反對泰戈爾的中國人之一部分替他辯護，我的氣力算白花了。實在我只要給他一個機會（反對他的人所不肯給他的機會），說出他對于反對者所攻擊的主要點之意見。

但是也有歡迎他的人，而且這些人往往怪反對者“不了解”泰戈爾。那么，歡迎者是否真能了解泰戈爾而且能領(lǐng)導(dǎo)我們了解泰戈爾呢？歡迎者為歡迎他所發(fā)的議論能否把我們放在了解他的路上呢？這似乎很有商量的余地。

同以前一樣，我不是存心要把歡迎他的人一棒打昏過去，然后由我獨霸論壇，也不是要替他做辯護士，而是要再給他一點機會（反對他的人所不愿給他的機會，歡迎他的人雖想給他而他不善用的機會），說出他自己要說的話——尤其是要說給他的歡迎者聽的話。

總而言之，我要盡我的力使泰戈爾不虛此行，使他能間接地把他從印度帶給中國人的Message（口信）比較痛快一點地說出來。我辦不到這一層，不要緊，因為對他有興趣的人還可以直接看他詩文，或者再把他請回，或者親往印度去領(lǐng)他的教。

歡迎者之中最有力的一位——徐志摩先生——生怕我們不能領(lǐng)悟泰戈爾的人格及他帶來的口信，生怕我們立在一個不合適的地方去看他因而看不清楚，生怕我們用不合用的天秤去稱他因而找不出他的真分量，所以在他未到中國之時就給他一個名稱，希望我們因之容易觀察他。徐志摩先生肯定泰戈爾是個詩人。他說：“他（泰戈爾）最初最后只是一個詩人——藝術(shù)家如其你愿意——他即使有宗教的或哲理的思想也只是他詩心偶然的流露，絕不為哲學(xué)家談?wù)軐W(xué)或為宗教家而訓(xùn)宗教的。有人喜歡拿他的思想比這個那個西洋的哲學(xué)，以為他是表現(xiàn)東方一部的時代精神與西方合流的；或是研究他究有幾分的耶穌教，幾分是印度教——這類的比較學(xué)也許在興致偏愛的人覺得有意思，但于泰戈爾之為泰戈爾是絕對無所發(fā)明的。”徐先生引了泰戈爾的晨禱文和晚禱文，接著說：“這不是最明顯的泛神論嗎？……回頭隨即在《吉檀迦利》的詩里，又發(fā)現(xiàn)什么Lia既不是耶教的，又不是泛神論，結(jié)果把一般專好拿封條拿題簽來支配一切的，絕對地糊涂住了。他們一看這事不易辦，就說泰戈爾是詩人，不是宗教家，也不是專門的哲學(xué)家。管他神是一個或是兩個或是無數(shù)或是沒有，詩人的標(biāo)準，只是詩的境界之真，在一般人看來是不相容納的沖突（因為他們只見字面），他看來只是一體的和諧（因為他能超文字而悟?qū)嵲冢??！保ㄒ姟缎≌f月報》第14卷第9號）

但是我們不必怪徐先生拿詩人這個題簽來支配泰氏，因為泰氏自己的確以詩人自居。梁啟超先生傳達與我們以下幾句話：“泰戈爾對我們說：他并不是什么宗教家、教育家、哲學(xué)家……他只是一個詩人。這話是我們絕對承認的?！保ā冻繄蟾辩潯?月3日）

于是幾乎個個人都隨聲附和說泰氏是個詩人，真是個詩人。于是乎嘲笑他的吳稚暉先生，勸他“你作詩吧，莫談他人國家事”；替他說句公道話的止水先生，也勸大家莫把這位詩人的話認真，尤之乎我們不能把“一拳打破黃鶴樓，一腳踢翻鸚鵡洲”這兩句話照字面上解釋。

我呢，對于“詩人泰戈爾”這個封條，毫無異議，因為這是他老人家手寫手封的，而且篋中裝的是道地的詩貨。詩人這個名稱，無法改變，猶如中法關(guān)于庚子賠款條約上寫定的“金法郎”，無法改變。要緊的是“金法郎”該怎么解釋，中國才不吃虧；詩人該怎樣解釋，我們才能了解泰戈爾和他要說給我們聽的話。我以為，（甲）單說泰氏是詩人不另加解釋，已經(jīng)引起誤會；（乙）泰氏的詩與藝術(shù)觀點，我們還沒明白；（丙）詩人泰氏此次所真要說的話，我們被詩人這個封條所誤，竟聽若無聞，以下逐層談?wù)劇?/p>

（甲）何故稱泰戈爾是詩人會引起中國人對于他的誤會呢？根本上是因為“詩人”這個名詞，正是他在Personality那篇散文里所謂極廣泛極易被不相干的人隨便取用的名詞。

“詩人”之名，在中國真是掛在過廳里的雨衣，而且中國不但有不留心的人，更有專門的小竊?！霸娙恕边@件雨衣，泰戈爾可以穿，陳三立可以穿，溥儀的某位老師也可以穿，投一首“情愿為你跌死于昆侖之巔”給《晨報副刊》的，以及《北京日報副刊》上登的“贈某校書”的作者，都可以穿。

而且有些人還不屑穿這件雨衣。中國人似乎向來不特別尊重詩人。高明點的希圣希賢，看破紅塵的修佛修理，一般人呢，所盼的是出將入相、光宗耀祖。至于詩人，可以讓不足于言大道的下士或潦倒半生的窮書生去做。功名場里圣賢道上的人，固然也可以作詩，取個樂兒，但是若把吟詠當(dāng)做正事，豈不等于粉頭回家做正夫人，把小狗當(dāng)馬騎上戰(zhàn)場。詩是談?wù)勶L(fēng)花雪月的、發(fā)發(fā)牢騷的、消遣消遣的、歌功頌德的、懷友的、寄內(nèi)的、吊古的——無論如何不是成圣之基。圣人不作詩，作詩非圣人，由中國人看來，詩圣是件從來沒有過的東西。

中國人這樣想：“泰戈爾敢情是個詩人噢！他有好詩念幾首，我們不見得不愿意聽。此外呢，帶他賞賞丁香花，逛逛西山，聽聽梅蘭芳的戲，也是好的。假使他詩興大發(fā)作起自由詩來，說不定我們還要一人和他一首呢?！?/p>

只怕要和泰戈爾說“你作詩吧”的人，不止吳稚暉一個。

（乙）可惜的是這般人所謂詩與泰氏所謂詩大不同。泰氏的詩的觀念若有人說給他們聽，他們必定要大吃一驚。北京有一個吃飯團曾請他講過這題目一次，如今我要向這個團以外的人代他表白一番。

他在《什么是藝術(shù)》一篇文里面，既然是泛論一切藝術(shù)，詩歌當(dāng)然也在內(nèi)。所以我就引這篇文里的話說明他詩的觀念。

我想，我們是在自然界里活著的人，我們與世界一時一刻脫不了關(guān)系。我們有多少種要求便需與大自然界有多少種關(guān)系，而且也因為我們主觀上各種的要求了悟大自然界有客觀的種種方面。第一，我們各是個有機體，要吃要喝，要許多種的安適。這樣的我們與自然界接觸，總是去拾取它預(yù)備妥的東西，或是幫它一點忙使它的供給更豐富，或是防備它使它不能與我們?yōu)殡y。第二，我們又各是個心靈，要知道世界蘊藏的奧妙。這樣的我們與世界接觸，目的只是找事實而且找出事實后面的原則。第三，我們又各是個自性（或譯人格），有愛有恨，有喜怒，有恐懼，這樣的我們與自然界接觸，便禁不住要表示自己對于外面對象物的反感。第一種要求所給我們的是實用的技術(shù)，第二種是理論的科學(xué)，第三種是表情的藝術(shù)。

第一種肉體的要求把世界看做一個貨艙；第二種智識的要求也只把世界看做一個可以供給我們理解的客觀對象；第三種情感的要求，才把世界認為有目的、有意志的一件活東西，而且與有目的、有意志的我們可以通情誼的。

藝術(shù)是表示情感的，我們越盡量表示我們的情感，越能了悟真我是個“常、樂、凈”（佛典中術(shù)語）的實體，真世界是個“常、樂、凈”的無上實體。普通的人，從小到老所忙的是“自存”，只要饑寒無憂，幾乎萬事都了；這樣的人很難有閑暇的工夫從容證得官肢、知覺、理性等等之外還有個“常、樂、凈”的真我，和一切聲、香、味、力、形狀、運動等等之外還有個“常、樂、凈”的無上實體，因此他們的生活是營求貪圖的生活，擾擾不寧的生活。因此病、老、死求不得，怨憎會，愛別離等等都成了他們的無法解除的苦惱。這般人是可憐者，但是不是無法渡過這個苦海，今生就達彼岸的，全世界的人都非證得不可?！拔膶W(xué)、藝術(shù)、科學(xué)、社會、政治、宗教”，都是此一大事的方便。為什么文學(xué)和藝術(shù)是一種方便呢？文學(xué)和藝術(shù)絕不是要把干燥的事實一五一十地背誦給人聽，而是把事實怎樣感動我們表現(xiàn)出來。歌唱吧，盡量歌唱吧，歌唱能使你因藝術(shù)的創(chuàng)造感受著一種超出利害關(guān)系和實用主義的歡喜，使你親證這個事實的，顯然有沖突、苦痛和丑惡的世界，實在是個整個的和諧——是個以創(chuàng)造不停為本性的無上實體的顯示。藝術(shù)的功用不是泄憤、去牢騷、陶冶性情，或是給人一個雖然美滿卻是虛偽的想象世界，作我們精神上的世外桃源。否，否，藝術(shù)啟示我們最后的真理正是我們情感的要求所期望的真理。

泰氏的詩的觀念與他的世界觀和宗教觀是分不開的。如果我們敢把他的前一項觀念用幾句話表明，我們大概可以這樣說：世界就是一首正在作著的大詩，它的作者是個以創(chuàng)造為喜樂的大詩家。我們而能因創(chuàng)造或欣賞詩歌藝術(shù)所得的歡喜，親證一切是他的表現(xiàn)，和我們之中的創(chuàng)造者就是他，則詩歌是我們渡苦海達彼岸的慈航，到自由、無畏、正智之大路。

泰氏誠然以詩人自居，但是他所謂詩人不是歌功頌德的無聊人，不是唱歌逗笑的人鳥兒，不是教訓(xùn)人的道德家，而是人們的一個伴侶，用他的詩歌感動人的心，使人們在家庭、國家、社會、職業(yè)之中，處處勇猛無畏，處處得到自由與歡喜，處處親證世界究竟不是惡的苦的，處處看見美與真理是真實的。泰氏深受歐洲人熱烈歡迎之時，曾寫信給他的朋友叫苦道：“用了這種敬禮來敬禮詩人，委實是不對的，詩人是在人生的筵席中司儀的，他所得的報酬，只就是在一切筵席中都有他的份兒。假如詩人是成功了，他便被認為是人類的永遠的伴侶——只是伴侶卻不是指導(dǎo)者呀。但要是我被盛名的厄運所捉弄，被他們扛到神壇上去了，于是在人生的筵席里就沒有我的座位了?！保ā缎≌f月報》第14卷第10號，《泰戈爾傳》）中國的詩人自然是“在一切筵席中都有他的份兒”，猶如歌妓在一切筵席中都有她的份兒。

泰氏誠然以詩人自居，但是他并不以為他詩里面所說的是欺人的謊話。

（丙）泰戈爾誠然是詩人，而且有他自己的詩的觀念，但是他到中國做什么來的？歡迎他和反對他的諸公之中，有人能回答嗎？

他是否為游歷而來——是否因為既已游過歐美兩大陸和日本，也應(yīng)到中國來一遭，方可以算是一個世界游歷者？不是。

他是否來逛西山、聽梅蘭芳，或找個什么“千金麗質(zhì)”，等等，作他的晚年的詩料？也不是。

想必他是來傳播他的詩歌和他的藝術(shù)觀念的吧！只怕也不完全是。

聰明的佛學(xué)家插嘴道：“我想他一定是來學(xué)佛的?！钡欠饘W(xué)家錯了。

那么他到底是來做什么的？

我寫到這里，心里著實為難：若不把答語寫出來，文章做不下去；若寫出來必定使很多人害羞，而且不先教他們思索一下就告訴他們，只怕也與最新的教授法不合。躊躇了半天，決計這次不說，留待下回分解。

原載《晨報副鐫》，1924年5月18日、6月4日、6月13日、7月2日

江紹原，北京大學(xué)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