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學中的《吉檀迦利》:譯介與研究
曾瓊
在東西方交流史上,泰戈爾和他的作品曾經發揮過重要作用,產生了深遠影響。國際上學者們對泰戈爾的研究從19世紀末開始一直延續至今?!都村壤肥菫樘└隊栐谑澜缟馅A得聲譽的最初的也是最主要的作品,以在這部作品在海內的研究狀況作為切入點來看海內外的泰戈爾研究,具有管中窺豹之效。
一、《吉檀迦利》在海內外的譯介情況
根據現存資料,在中國內地最早出現的《吉檀迦利》的漢語選譯作品是1915年10月發表在《青年雜志》1卷2期上的《贊歌》4首,譯者陳獨秀。此后到新中國成立以前,《吉檀迦利》的翻譯情況大體如下:1918年9月,《海濱》,劉半農譯,《新青年》5卷3期;1920年8月,《泰戈爾的吉檀伽利詩集》,鄭振鐸譯,《人道》1期;1921年1月,《“那時候”與為什么》,王獨清譯,《少年中國》2卷7期;1921年6月,《譯泰戈爾詩》,鄭振鐸譯,《小說月報》12卷6期;1922年2月,《吉檀迦利》,陳南士譯,《詩》1卷2期;1923年9月,《吉檀迦利》,鄭振鐸譯,《小說月報》14卷9期;1923年,《吉檀迦利》,趙景深譯,《綠波旬報》5期;1925年,《吉檀迦利》,李金發譯,北平北新書局《微雨》;1945年,《泰戈爾獻詩集》,張炳星譯,重慶,譯者自刊;1948年,《吉檀耶利》,施蟄存譯,永安正言出版社,共計11種。
1949年至今,所出現的《吉檀迦利》漢語譯本幾乎都是103首英文版的全譯本,主要的譯本有:初版于1955年的《吉檀迦利》,謝冰心譯,人民文學出版社,這是目前流傳最為廣泛、得到了讀者和研究者共同承認的、最具權威性的版本,在半個多世紀里被不斷重版、重印。此外,具有較大影響的另一個版本是吳巖翻譯的《吉檀迦利》,1986年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近年來出現的另一個質量較高的譯本是白開元所翻譯的《吉檀迦利:泰戈爾抒情詩賞析》(英漢對照本),由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6年出版。
1912年,103首英文版的《吉檀迦利》首先由在英國的印度協會(India Society)出版。1913年3月,麥克米倫公司出版的《吉檀迦利》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在20年內重印了20次。從1913年開始,到20世紀30年代,《吉檀迦利》先后被翻譯成了瑞典語、丹麥語、德語、法語、荷蘭語、意大利語、俄語、捷克語、西班牙語、南斯拉夫語、愛沙尼亞語、拉脫維亞語和希伯來語。在印度,到20世紀30年代,《吉檀迦利》已被翻譯成了烏爾都語、馬拉提語、泰米爾語、旁遮普語、泰盧固語、古吉拉特語和卡納達語。在對孟加拉語原文的翻譯方面,1921年出現了3首孟加拉文《吉檀迦利》詩歌的德語翻譯,1983年出版了從孟加拉語翻譯的157首《獻歌集》英文版,2000年出現了從孟加拉語翻譯的荷蘭語版《獻歌集》。由此可見,從1912年到20世紀30年代,是《吉檀迦利》的翻譯和出版在西方最為風行的時期。其后至今,《吉檀迦利》的翻譯和出版呈現一種平穩的態勢。
二、海外《吉檀迦利》研究:從喧囂到深入、冷靜
在1913年英國的暢銷書榜單上只有一部詩集,那就是《吉檀迦利》。但奇怪的是,在1913年12月最新版的《名人錄》上沒有泰戈爾的名字,在1916年出版的《劍橋英語文學史》“英印文學”一章中,也根本沒有提到泰戈爾。在20世紀70年代,有評論文章說:“從1912年《吉檀迦利》即將付梓到此后的20年之間,泰戈爾像顆彗星一般劃過西方的天空,又消失了?,F在,這顆彗星又出現了,盡管隨著時間的流逝他變得有一點暗淡?!庇⑽陌娴摹都村壤泛妥鳛槠渥髡叩奶└隊枺谖鞣绞澜绲难劾锞烤故鞘裁礃拥模恳獙@個問題進行深入的探討,就必須先了解《吉檀迦利》在西方的研究情況。
《吉檀迦利》在國外的研究狀況經歷了從嘈雜紛亂的毀譽紛呈到嚴肅認真的過程。隨著研究的深入發展,在新的文化語境中,《吉檀迦利》的研究也呈現出多元化的局面。綜合這兩方面的因素,這里將國外對《吉檀迦利》的研究狀況分為兩個時期來進行論述,在此基礎上總結和分析每個時期的特點。
第一個時期,1912年到20世紀40年代。隨著1913年諾貝爾文學獎的頒發,《吉檀迦利》和泰戈爾引發了西方文學界20世紀上半葉的一次大論爭。諾貝爾文學獎頒發給了一個來自亞洲的非白種人,圍繞著這一讓人震驚的文壇大事,西方文學界出現了消極和積極這兩種截然不同的反應。持消極態度的評論性文章或置疑諾貝爾文學獎當年的評判標準,認為這次的授獎與當時的歐洲政治局面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或暗指泰戈爾來自殖民地國家,諷刺他的名字佶屈聱牙。“其中很少有文章是從一種純粹文學的角度來評論泰戈爾;很明顯地這是由于很多作者甚至對于他的英文譯作都不熟悉。他們中的很多人只是重復葉芝(W.B.Yeats)所寫的《吉檀迦利》序言的某些部分,而對作品沒有作出任何進一步的評價”。可見,持這一態度的評論者們大都不是從文學本身出發進行評論,這與20世紀20年代,泰戈爾第一次訪華時在中國文學界出現的狀況頗有幾分相似之處。
持積極態度者對《吉檀迦利》和泰戈爾本人都表現出極大的熱情。他們認為二者代表了東西方文化交流和融合的開始。其中對于《吉檀迦利》的評論和肯定主要分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認為《吉檀迦利》是一部神秘主義作品,表現了人類的理想狀態,并主要從這個角度來理解詩集。最為突出地代表了這一觀點的文章就是葉芝為《吉檀迦利》所寫的序。葉芝在序中將泰戈爾描繪成了一個具有僧侶般神秘、安詳氣質的東方哲人,認為這部詩集“豐富”而“樸素”,“展現了一個我一生夢寐以求的世界”。
(二)將《吉檀迦利》與西方文學傳統進行比較,認為詩集重現了西方文學發源時期的平衡與和諧,同時突出詩集所帶有的異域色彩。這方面的代表是埃茲拉·龐德(Ezra Pound)。龐德在他為《吉檀迦利》所寫的評論中說,他從這部詩集獨特的寧靜背后“發現了我們的新希臘”,并將《吉檀迦利》中所蘊涵的精神與《新約》所表現的幸福歡樂相提并論。
(三)對作為詩歌的《吉檀迦利》本身所具有的韻律、節奏上的特點的關注。首先提到《吉檀迦利》韻律方面特點的是同樣作為詩人的龐德。他在評論中指出《吉檀迦利》具有很強的音樂性。曾寫作《泰戈爾:傳記研究》一書的作者歐內斯特·里斯(Ernest Rhys)指出《吉檀迦利》的整個精神就是音樂性的,即便是英文版的散文也具有一種不可抗拒的韻律。
總的來說,在第一個時期內,大部分關于《吉檀迦利》的評論都是贊美之詞,評論家和讀者都傾向于將《吉檀迦利》與泰戈爾等同起來,又將《吉檀迦利》、泰戈爾與他們想象中的東方和理想等同起來,這使得《吉檀迦利》和泰戈爾都進入了被過度贊譽的情境之中。
第二個時期,20世紀50年代至今。與第一個時期相比,在傳統的研究范圍內,這個時期的研究更加冷靜和深入,此外,還出現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課題。概括起來說,第二個時期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一)繼續已有的對《吉檀迦利》中神秘主義、宗教意識和哲理性的關注。這方面的觀點主要有兩類,第一類繼續以往的論斷,肯定其中的神秘主義和宗教意識,甚至從基督教的角度來理解《吉檀迦利》,認為詩集中的神“不管它是否明顯是基督,它都是一個基督式的神。從泰戈爾那里可以看到印度的基督教是什么樣子的”。第二類是對以往神秘主義、宗教說等論斷的反駁。如瑪麗·M.雷戈(Mary M.Lago)認為“泰戈爾詩歌最基本的特色既不是浪漫主義也不是神秘主義,而是現實主義和人道主義”。
(二)對文學史上的“泰戈爾現象”和“《吉檀迦利》現象”進行分析,思考其中所蘊涵的文化和文學因素。這一方面也主要包括兩類,一類是對以葉芝、龐德為代表的對《吉檀迦利》大力贊賞之人的態度的深入剖析。如有學者認為葉芝在他所寫的著名的序中虛構了一個泰戈爾,將他自己對于愛爾蘭文學的希望和理想投射在了《吉檀迦利》和泰戈爾之上,從而引發了西方文學界長時間內對泰戈爾的誤讀和誤解,這將會妨礙世界文學之間的交流。另一類是針對《吉檀迦利》文本本身進行分析,力圖從文學思想和文學發展規律自身的特點出發,找出20多年來《吉檀迦利》在西方文學界沉寂的原因。西方評論家愛德華·C.狄馬克(Edward C.Dimock)指出其原因部分在于泰戈爾在過去被過譽了;部分在于翻譯作品是經過選擇的,而泰戈爾的才情中最有力量的例子在此過程中被遺失了;還有一部分在于泰戈爾的作品表現的不是人的靈魂的黑暗,而是讓人舒服的子宮內的黑暗,不適合現代世界的人們。
(三)對《吉檀迦利》在文學史上的地位進行思考,并進而討論泰戈爾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據目前掌握的資料來看,在這個問題上存在比較大的分歧。一種意見認為,《吉檀迦利》和泰戈爾在印英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K.R.室利尼巴沙·伊格爾(K.R.Srinivasa Iyengar)所著的《英印文學》(Indianwritingin English,1962)和M.K.納伊克(M.K.Naik)所著的《印度英語文學史》(Ahistoryof Indian Englishliterature,1982)都在泰戈爾身上傾注了相當大的篇幅。但由法庫爾·阿爾姆(Fakrul Alam)編輯的文學史則認為,在印度真正用英語創作的詩歌直到20世紀50年代才出現,現代讀者完全可以忽略泰戈爾自己翻譯的英文版《吉檀迦利》。而關于《吉檀迦利》和泰戈爾對當代文學的影響,西方學者和印度本國學者的側重點也各有不同。
(四)對《吉檀迦利》文本的分析。這一點涉及兩個方面,其一是對作為英文版《吉檀迦利》的分析,探討其在主題、形式、韻律上的特點。如有評論認為其中第60首在主題結構上具有完美的對稱。其二是對英文版和孟加拉文《吉檀迦利》文本的關注,以及詩歌翻譯中的困難,討論了泰戈爾本人對翻譯這些詩的態度等。
(五)當代語境下對《吉檀迦利》的新的解讀。如運用后殖民理論解構葉芝、龐德等人的態度,對泰戈爾將《吉檀迦利》翻譯成英文這一行為進行文化解讀。
三、國內《吉檀迦利》研究:期待精品
盡管《吉檀迦利》是最早被譯介到我國的泰戈爾作品,但在20世紀20年代我國的第一次“泰戈爾熱”中它并沒有獲得足夠的重視。在那段時間內,在漢語翻譯方面,《新月集》共有譯作17種,比《吉檀迦利》多6種;《園丁集》的翻譯有23種,比《吉檀迦利》多12種。就發表的論述文章來看,據目前的資料,1913~1949年間,盡管有涉及《吉檀迦利》的研究評論文章出現,但專門針對《吉檀迦利》的論述文章卻寥寥可數。由此可見,《吉檀迦利》在當時的中國并沒有得到彼時它在西方世界所獲得的那種禮遇。導致這種情況出現的原因,實際上與泰戈爾第一次來華時引起的爭論密切相關。泰戈爾的第一次訪華期間,我國思想文化界針對他的到訪大體上形成了三種不同的態度,即歡迎、反對、利用。歡迎者固然是崇敬詩人的思想、人格和藝術,反對者和利用者卻“項莊舞劍,意在沛公”。魯迅先生在《罵殺與捧殺》一文中曾指出,泰戈爾成為了中國近現代史上一場文化和政治混戰的受害者。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中,《吉檀迦利》乃至泰戈爾文學的真正內涵被忽略、被曲解也就在所難免。
新中國成立之后,國內對《吉檀迦利》的學術研究實際上肇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一直延續至今。在專門研究《吉檀迦利》的成果中,有兩篇論文十分重要。一篇是金克木先生的《泰戈爾的〈什么是藝術〉和〈吉檀迦利〉試解》(1981年),另一篇是劉建的《論〈吉檀迦利〉》(1987年)。
金克木先生在文章中主要針對我國大部分讀者覺得《吉檀迦利》難以理解這一問題進行了解說。這篇文章從中印文化差異的角度出發切中肯綮地解釋了《吉檀迦利》在我國之難以獲得理解的原因,所討論的實際上是閱讀中閱讀主體所具有的審美經驗的期待視界的問題,對我們現在認識和分析《吉檀迦利》在我國的接受情況仍具有極大的借鑒意義。劉建的《論〈吉檀迦利〉》論述范圍涉及《吉檀迦利》的創作背景、英文詩集與孟加拉語詩集的關系、詩集在西方和在我國的譯介情況、詩集的思想內容、詩歌的藝術特點、詩集的整體結構等多個方面,這也是目前為止我國學界對《吉檀迦利》論述最為全面的一篇論文。
在這兩篇文章之外,在國內目前已有的東方文學史中,都有對《吉檀迦利》的論述。此外,對《吉檀迦利》進行研究的論文也在不斷出現。這些研究成果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在思想內容方面。國內研究在較長一段時間內主要關注對《吉檀迦利》思想內容的解讀,并可歸納為如下幾個主要方面:第一,關注詩集中的神秘主義。關于詩集中的神秘主義究竟是什么,郭沫若所提出的“泛神論”說在許多論文中被廣泛采用和引用,但也有文章明確反對這種說法,指出泰戈爾的思想不是泛神論。此外也有多篇論文結合泰戈爾自身的宗教哲學觀和文藝觀對詩集中的神秘主義進行論述,采用了“詩人的宗教說”觀點。第二,關注詩集中“神”的含義。對于《吉檀迦利》中“神”的論述頗多,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是認為這個“神”實際上是人格化的神,此外也有文章或認為詩集中的神是與印度教傳統文化中的“梵”一脈相承,或認為神代表的是自由精神,或提出“神”的內涵之一就是美與理想。第三,關注詩集中的人道主義精神。有的學者認為這種人道主義精神是“泛愛”思想,有的學者認為是一種愛國主義思想,是對勞動人民的同情。第四,關注詩集中所體現的泰戈爾的宗教理想。國內的學者們大都注重詩集與印度傳統文化的關系,認為其中所蘊涵的是“梵我合一”的理想,是神人之愛。
(二)學界對于《吉檀迦利》的藝術性也予以了一定關注。其中主要的論述集中在對詩集結構的分析上。目前學界對詩集結構的討論所依據的大體上都是“寫作緣起:頌神——追求神時的思念——與神會面的歡樂——再次分離的痛苦——再次相會,對死亡的超越”這樣一條內在邏輯線,認為整部詩集首尾相銜,一唱三嘆,形成了一種內在的韻律美,有力地烘托著人渴望與神結合的主題。
(三)隨著外國文學研究的發展,對《吉檀迦利》的研究也逐漸出現了更多新的領域。第一,比較研究。比較研究既有側重實際文學淵源關系考察的影響研究,致力于發現《吉檀迦利》對我國現代詩歌、現代詩人的影響,也有側重于不同文化之間文學異同比較的平行研究,前者如注重考察泰戈爾與冰心、泰戈爾與郭沫若在創作上的關系,后者如對泰戈爾與沈從文進行比較分析。比較研究還包括了接受研究。接受研究主要關注《吉檀迦利》的接受狀況,并力圖發現隱藏在不同接受現象之下的深層文化原因。第二,翻譯研究。目前學界對《吉檀迦利》進行翻譯研究的成果較少,已有成果主要針對的都是英漢《吉檀迦利》的對照,試圖從譯者與作者、譯本與原作之間的關系審視文化心理的異同、不同語言作品的特點。
總的來說,我國的《吉檀迦利》已產生不少成果,但其中也存在著許多不足。首先,從研究所涉及的范圍來看,大部分研究都囿于對詩集思想內容的研究,缺乏對詩歌藝術性的關注,尤其是對詩歌的意象、語言、風格等方面的研究還遠遠不夠。其次,在研究資料的收集上對原始資料的收集十分不夠,對于國外研究成果的借鑒也相當有限?!八街?,可以攻玉”,相信對國外優秀研究成果的借鑒將大大推進泰戈爾研究乃至印度研究的深化。再次,學界的《吉檀迦利》研究甚至泰戈爾研究在某種程度上缺乏嚴謹的治學態度。最后,在我國的《吉檀迦利》研究中,對詩歌孟加拉語原本的關注還遠遠不夠。在已有的成果中,僅有極少數在研究中涉及了孟加拉語原本。泰戈爾的母語是孟加拉語,對于學界的《吉檀迦利》乃至泰戈爾研究來說,拓寬和加深對孟加拉語原本的關注意義重大。
原載《燕趙學術》,四川辭書出版社,2011年10月版
曾瓊,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在站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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