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世界是真的嗎？

（第二部分）

下面我們來看看思想領域的情況。在所謂“文化大革命”時期，敢于暴露真思想的人是極少極少的；不僅在公共場合，即使在斗室之內、親密朋友和家人之間和私人日記里，人們也不敢說真話。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早中期，人們比較敢于展示一些真思想、說一些真話了，但仍然是相當有限的。比如在知識分子中，無論是進入官場的人和非官場的人，都有說假話、展示假思想的。不過以進入官場者更為常見。正如清人龔自珍所說：“先生宦后雄才減?！敝劣诨轮械呢澪鄹肿樱瑒t必然是假思想言論的高手、慣犯。試想，如果陳希同平時不將那些見不得人的壞思想嚴密隱藏起來，表面上裝成共產黨人，他豈能騙取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北京市委書記的職位？又試想，當成克杰1998年1月在廣西第九屆人大第一次會議上大談反腐敗問題時，他心里真正想的究竟是什么？在其罪行被揭發、查處之前，四川省貪污400萬元的交通廳長劉中山，不是因其逢會必講反腐倡廉而被人稱為“清官”嗎？江蘇鹽城市貪污90萬元放高利貸的市人大常委會主任祁崇岳，不是因其平日節衣縮食、口里常念“日子難過”而被人稱為“節儉官員”嗎？江西南昌市被判處有期徒刑13年的原市委副書記、政法委書記、公安局長曾新民，不是因其長期的假言假行，被人民群眾美稱為“包公”嗎？根據這些事例，《檢察日報》（2000年7月25日）發表文章指出，貪官8大特點中的首要特點是“善于包裝”，其包裝法有4種：自我標榜，沽名釣譽，韜光養晦，“紅帽”遮掩。

即使不是貪污腐敗分子，做官的人為保烏紗帽，也比一般人容易說假話，不暴露真思想。1999年9月22日《中國改革報》刊登曉理文章說：“近日，有幸在酒桌上聆聽一位在官場上做事、且混得不錯者的內心獨白：‘……沒辦法，我現在是既當人，又當鬼；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痹撐倪€說：“現在社會上確實有一些人……人前講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人后卻一心一意只為自己一家；臺上講艱苦奮斗，發揚光榮傳統，臺下卻大吃大喝、揮霍浪費、一擲千金；要求下屬不要向組織伸手、正確對待組織，自己卻在暗地里跑官要官、買官賣官?！币虼?，社會上早就流傳著隱瞞真思想的所謂“官話”。1999年2月13日《光明日報》載周云武文章說：“現在有些領導干部經常露面，也經常講話，但說的大多是老話、空話、套話、大話、廢話，甚至是假話，很少說新話、掏心窩的話?！边^去這些“官話”的模式是“言必主席語錄，言必階級斗爭，言必路線斗爭”，如今的模式是“言必改革開放，言必經濟發展，言必群眾生活”。群眾對這些“不掏心窩”的話的評價是：沒錯、沒味、沒用。

非官場的知識分子為什么展示假思想呢？因為他們害怕“禍從口出”和文字獄（當然，有些官場知識分子也是如此）。盡管20年前鄧小平就號召“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但多年來經過肅反運動、反“右”運動、拔白旗運動、“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運動的知識分子，怎么能叫他們在短期內就不“心有余悸”、敢于暴露真思想呢？所以，蜚聲國際的資深老作家巴金一再表示要說真話，并且寫了《真話集》。對此，另一位老作家徐遲是怎樣看的呢？作家姜弘在文章中說，1989年他有一次去看徐遲，徐遲說近來他“不讀報、不看電視也不接待記者，是不想聽也不愿意說假話、套話。幾十年的生命在假話、套話中荒廢了，好不容易有了變化，又要轉回去，實在受不了?！蔽恼逻€說：“由此談到了巴金和胡風，他問我：巴金提倡說真話，他就不說假話了嗎？他的《真話集》里就沒有假話嗎？有的，有真話也有假話。又說，徐是佩服胡風的，人們也都說胡風耿直敢言，他那‘三十萬言書’里就全都是真話，沒有假話？也有；要辯誣、要表忠心，就不可能不說假話。他說他自己也說過假話，那些歌功頌德的套話就是假的。”1999年7月10日《羊城晚報》報道“晚年曹禺為何‘肚里空’”時，說是當時出版不久的曹禺遺著《沒有說完的話》道出了真情。他的夫人在該書后記中說：“他真，但他膽子小，常常害怕，不知怕些什么?！迸率裁?？正如書中所表明的，“他想說真話，卻‘怕說了很是偏激’?！币虼酥缓萌缢约核f“隨風倒”。同年5月10日上?！缎旅裢韴蟆飞陷d有上?！段膮R報》原總編范敬宜的文章，其中云：“盡管在報海沉浮幾十年，其實還沒有怎么學會說話?！⒎钦f自己說的話讓人聽不懂，而是說把光陰花在學套話、官話、空話上太多，而群眾要聽的、愿聽的、愛聽的話卻越來越說不利落，很少能說出可以說到群眾心坎上的那種話。”社會學家費孝通在《中國社會科學》2000年第1期上發表文章，痛陳講真話的必要，看來也是為不得不講過假話而心有未安。

此種事例，其實不必看報紙雜志，只要留心，筆者身邊也多得是。我有一位朋友，解放前還說蔣介石學希特勒不徹底，解放后卻對新政權大肆歌功頌德；平時私人間談話對單位領導嘖有煩言，但在公開場合對單位領導頌揚備至。另一位朋友對我說他的研究生學習不用功，碩士論文沒有水平，但他仍然給這篇論文寫了好評，并讓這位研究生取得了碩士學位。還有一位朋友明明知道英雄史觀不對，承認“外因要通過內因起作用”的原理，卻到處講蘇聯崩潰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戈爾巴喬夫政策失誤和西方的和平演變政策。筆者家里的一位小知識分子，讀高中的孫女也常向筆者抱怨，她不能按照自己思想寫作文、答試題，而必須按照老師的講授和教材內容，否則她的學業就寸步難行。

比起知識分子來，因為文化水平關系，農民往往也沒有表達自己思想的機會，更談不上展示真思想。比如1959年至1961年的那場大災難，人們習慣地稱之為“三年自然災害”。金輝在1998年第10期《方法》雜志上撰文說：1949—1983年，我國平均成災面積為1295萬公頃，都不算真正的災年；1959年受災面積只有1373萬公頃，1956年和1957年都超過此數字；1980年受災面積達2232萬公頃，糧食減產卻微乎其微，但1959年比1958年糧食減產15%，1960年比上年再減15.6%，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所以1959—1961年導致農作物產量較常年減產30%以上，主要原因不是自然災害，而是9000萬人大辦鋼鐵、大辦食堂和鬧“共產風”等。在這場大災難中，農民受害最深。假如他們有機會表達他們的真思想，“三年自然災害”說能成立嗎？

1999年12月23日武漢市《今日快報》報道：當年1月11日，蘇北樊葛埠村村支書楊泗安命令一隊隊長楊泗志去村民李大成家催繳欠款（多屬亂攤派），發生爭執，楊泗志就一刀捅死了李大成。這件事與村干部仗勢欺民有關，也和農民負擔重有關?！按迕駛円娪浾邅聿稍L，爭著反映情況，可村干部一來，卻都不說話了?！薄耙粫壕棺吖饬??！痹谠S多情況下，農民背著村干部也不敢向記者反映真實情況。2000年8月15日《長江日報》報道：“昨日，記者前往黃陂區羅漢寺夏店村調查村支書柯尊漢毒打村婦李桂榮事件，很多村民顧慮重重”，說是“只要柯支書在臺上，我就不敢向記者講實情”。我們再從另一角度看，假如中國農民大多數能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規定，對于自己處境、自己所受各種不公平待遇的感覺、看法，自由地表達出來，堅持斗爭，中國能出現那么多騎在農民頭上當官做老爺的村官、鄉官、鎮官、縣官嗎？中國能像新華社2000年7月15日電所報道的那樣，在1997年至1999年上半年間，43億扶貧資金，被那些村官、鄉官、鎮官、縣官擠占挪用嗎？

工人階級雖然是我國的領導階級、國家的主人，某些時候也不能講真話，暴露真思想。1995年犯有嚴重經濟罪并出逃菲律賓的武漢市“長動”集團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兼總經理于志安，在任職期間，“長動的職代會、董事會……則一直形同虛設”，他“把工人當工具、奴仆”，“有人要求工人們應挑起‘主人’的責任，而‘長動’的一些‘主人’在于志安跑后的今天都不敢吱聲。”豈止長動集團公司的“主人”如此。據1999年12月17日《中國經濟導報》報道，國家審計署李金華審計長透露，在當年首次開展的國家公務員、國有企業廠長、經理離任審計中，有10%被審計出了問題。為什么在此之前，這些有關的國有企業的廠長、經理的問題未被揭露呢？難道這些企業的“主人”（職工）就完全不知情？據常理判斷，很可能是他們敢怒而不敢言，不敢暴露真思想。

商人為追求利潤，假言假語、假心假意，乃是常事，而今尤盛。前面已有所涉及，這里不再重復了。

（2012年3月18日于珞珈山求索齋）

注：2000年，我寫過一篇《這個世界是真的嗎？》的文章，認為世界上的事物從來就有真有假，但假的事物，從來就沒有像今天這樣普遍。組成這個世界的三大要素——自然界、人類社會生活及其文物制度、思想領域，無不有假。文章寫成后，自我感覺有點意思，但我投給的刊物的編輯似乎不大感興趣，一直沒有發表。我也沒有再投給其他任何刊物。這篇文章，是該文的第二部分。

姜弘：《天鵝之歌——關于徐遲之死》，載《隨筆》1998年第3期。

日月、曉夏：《總經理出逃菲律賓》，《文匯報》1996年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