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害相權應何取？

兩害相權應何取？一般說來，無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人們都會認為，應當“兩害相權取其輕”。但天下事也有不可逆料者。有的時候，人們在治國這樣重大的問題上，竟然不知不覺地“兩害相權取其重”。這到底是事實，還是我的錯覺？我想提出來和大家一起討論。

從五四運動起，中國思想文化界占主導地位的，基本上是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和現代新儒學三派。大體上說，新中國成立前，自由主義（名義上）與現代新儒學（實質上）具有官方性質，馬克思主義則只在民間流行；新中國成立以后，馬克思主義成為立國的指導思想，自由主義和現代新儒學則被視為有害，受到批判。按照“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原則，現代新儒學受到的批判，應該是比自由主義更為嚴峻的，因為前者是君主專制社會（我國學術界習稱為封建社會）亦即前資本主義社會的主導思想，后者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主導思想；而資本主義社會形態是比君主專制社會形態較先進的社會形態。但是，實際情況如何呢？實際情況是：作為資本主義社會主導思想的自由主義或資產階級思想受到過早過分的批判，而對作為君主專制社會主導思想的儒學則批判很不足。請看事實：

新中國成立后不到兩年，1951年5月20日毛澤東便在《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認為這部電影及大量歌頌這部電影的論著的出現，是“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斗的共產黨”，并發動了一場批判活動。同年9月至1952年秋，黨發動了一場全國規模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雖然強調的是批判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產階級的思想影響，但在運動中卻把西方某些生物學家的學說當作資產階級思想進行批判，影響很壞。1953年8月12日，毛澤東在全國財經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反對黨內的資產階級思想”中提出反對黨內的資產階級思想。下一個月的16—18日，他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27次會議上狠狠地批判了梁漱溟的資產階級路線。1954年，他借如何對待《紅樓夢》研究的問題，發起了對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批判。如胡繩所說，其目的“是從哲學、文學、史學、社會政治思想各個方面，對五四運動以后最有影響的一派資產階級學術思想，進行一番清理和批評”。1955年上半年開展了一場反胡風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文藝思想的批判運動，并迅速轉變為政治斗爭，造成新中國成立以來思想文化界一大冤案。1955年下半年，又批判了鄧子恢等人資產階級右傾保守思想。

1956年秋冬，國際上出現的波蘭和匈牙利事件，國內出現的少數工人罷工、少數學生罷課請愿、農民鬧退社和知識分子對黨政工作的批評，本來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極“左”思潮泛濫的結果。但是，毛澤東錯誤地估計了形勢，在1957年五六月間發動了反對資產階級右派的運動，將55萬一般說來比較有文化、有能力、有正義感的人推入敵對陣營。同年9—10月，他又在黨的八屆三中全會上個人專斷地改變了八大一次會議關于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正確判斷，認為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仍然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還促使1958年5月八大二次會議承認：這種矛盾在建成社會主義以前的整個過渡時期是始終存在的。自此以后，直到1976年9月毛澤東逝世，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在他的領導下，雖然在工作中遭遇重大挫折時有所收斂和自我約束，但總的說來，是進行一浪高一浪地反對資產階級右傾保守思想、“割資本主義尾巴”的斗爭。1958年的批判反冒進，1959年對彭德懷的批判和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斗爭，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對右傾機會主義即修正主義的批判，1963—1964年的“四清”、“五反”運動，對鄧子恢、王稼祥、李維漢的修正主義的批判，和對文藝、學術、教育領域資產階級思想的批判，以及1966年開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都是這種斗爭的顯著事例。

這里要說明一下的是“文革”中的“批林批孔”運動。這個運動從字面看來是批封建主義思想、批儒學的，但不獨為時不到一年，而且被江青集團利用，把批判的矛頭主要對準所謂“當代大儒”、對該集團禍國殃民的罪惡活動多少有所制約的周恩來總理，所以并未起到真正批封建主義思想、批孔的作用。

綜上所述，足見新中國成立后直到改革開放前，黨和政府對于其認為有害的資產階級思想或自由主義的批判是很充分的，甚至是過分的，但對更有害的封建主義思想、儒學的批判是很不足的，甚至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我們可以說：這不是兩害相權取其輕，而是兩害相權取其重。對于這種不正常的、不利于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思想建設工作，人們并非完全沒有覺察，也不進行抵制，大量右傾機會分子不斷出現并受到批判、打擊，就是證明。但是只有在1976年毛澤東逝世以后，鄧小平才把這個問題公開地提出來討論。我們現在看看他是怎樣說的吧。

“文革”期間，鄧小平經過“三落三起”，清醒地認識到1978年以前20年間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根本問題，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作了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號召大家要打破“許多重大問題往往是一兩個人說了算”所造成的“僵化或半僵化的狀態”，解放思想；而且提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還要“真正實行‘雙百’方針”。這個講話雖然沒有直接提出反對封建主義的字眼，但其主旨實質上是反對封建主義的。經過一年多的實踐，他深深感到封建專制主義的影響對實施改革開放政策的嚴重阻礙作用，并在1980年8月18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明確指出：黨和國家領導體制中存在著的主要弊端有“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家長制現象，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上面講到的種種弊端，多少都帶有封建主義色彩”。他還進一步指出：“封建主義的殘余影響當然不止這些。還有，如社會關系中殘存的宗法觀念、等級觀念；上下級關系和干群關系中在身份上的某些不平等現象；公民權利義務觀念薄弱；經濟領域中的某些‘官工’、‘官商’、‘官農’式的體制和作風；片面強調經濟工作中的地區、部門的行政劃分和管轄，以至畫地為牢，以鄰為壑，有時兩個社會主義企業、社會主義地區辦起交涉來會發生完全不應有的困難；文化領域中專制主義作風；不承認科學和教育對于社會主義的極大重要性，不承認沒有科學和教育就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對外關系中的閉關鎖國、夜郎自大；等等。”由于清晰地看到、感受到封建主義殘余影響的驚人泛濫，他緊接著提出：“我們進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推翻封建主義的反動統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徹底的。但是，肅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義殘余影響這個任務，因為我們對它的重要性估計不足，以后很快轉入社會主義革命，所以沒有能夠完成。現在應該明確提出繼續肅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義殘余影響的任務，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實的改革，否則國家和人民還要遭受損失。”

但是，鄧小平雖然明確而鄭重地提出了“繼續肅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義殘余影響的任務”，卻在撥亂反正、為實行改革開放政策打好思想基礎而批判極“左”思潮時，為防范和制止“右”的思潮的興起和散布，仍然只是批判自由主義或資產階級思想，而沒有批判封建主義思想。早在1979年3月，他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著重尖銳地揭露了某些人以所謂‘社會改革’的名義鼓吹資本主義的實質，明確指出：我們要有計劃、有選擇地引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技術和其他對我們有益的東西，但是我們決不學習和引進資本主義制度以及各種丑惡頹廢的東西。”1981年7月17日，他在對中央宣傳部門領導同志《關于思想戰線上的問題的談話》中指出：“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都需要改善，但是不能搞資產階級自由化，搞無政府狀態。”緊接著，為貫徹他的談話精神，黨中央在8月3日召開了思想戰線問題座談會，批評了某些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和領導上的軟弱渙散現象。1983年10月12日，他在十二屆二中全會上指出：這次座談會“沒有完全解決問題。領導上的軟弱渙散狀態仍然存在；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有的有所克服，有的沒有克服，有的發展得更嚴重了”；思想戰線決不能搞精神污染，它危害很大，足以禍國殃民，“這種用西方資產階級沒落文化來腐蝕青年的狀況，再也不能容忍了。”1984年、1985年，他繼續利用各種機會，強調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必要性。1986年9月，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作出的《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雖然強調“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錯誤，但由于會議上有的人主張不提“資產階級自由化”，鄧小平于是明確指出：“自由化本身就是資產階級的，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們引導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所以，‘反對自由化，不僅這次要講，還要講十年二十年’。”同年底，鄧小平又發表了《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講話，接著少數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共產黨員被開除了黨籍。1987年3月3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國務卿舒爾茨時又說：“四個現代化，我們要搞五十至七十年，在整個四個現代化的過程中都存在一個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此后，1989年的政治風波，則是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最嚴厲的批判。

江澤民上任以后，像鄧小平一樣，也只批判自由主義或資產階級思想，沒有批判封建主義思想或儒學，由于以上原因，改革開放20余年來，我國經濟建設、科學技術雖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思想政治方面封建主義殘余影響仍普遍存在。人們只要留心，就會從日常生活中，從國家的政治、經濟、法律、文化教育等實際運作中，從報刊和各級政府的有關文件里，看到、聽到、體會到鄧小平在《黨和國家領導體制的改革》的講話中指出的各種封建主義殘余影響的表現，還十分流行，有時在有些地方還很猖獗。不僅如此，1949年后在中國港、臺地區和海外逐漸興起的、作為封建主義理論基礎的現代新儒學，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起，日益滲入中國內地，俘獲信徒，興風作浪。到90年代，如方克立教授所說：中國又出現一股文化保守主義思潮，從批判文化激進主義進而批判政治激進主義，否定近代以來的歷次中國人民革命；與此同時，有些人以弘揚民族文化的名義，打出了“復興儒學”和“大陸新儒家”的旗幟，宣稱“21世紀是儒學的世紀”；他們不僅完全認同港、臺新儒學，還主張港、臺新儒學反哺大陸，在大陸全面復興儒學。直至21世紀初，大陸新儒家的這種興風作浪仍在繼續發展。

面對這種情況，有些開明人士不免憂心忡忡。1986年7月，資深革命家和學者李銳寫道：“當前學術界在文化問題上有以下一些主要觀點：鑒于中國目前改革、開放遇到的一些阻礙，應當特別重視思想文化方面的原因，重視長期封建主義禁錮所造成的心理、思想、習慣上的惰性。……應當在研究經濟現代化的同時，如何實現文化、智力的現代化，進而完成改造傳統文化的任務，把五四時代的科學與民主問題，在更高的水平、更好的歷史條件下解決好。”1988年6月5—10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邀請了國內政治學、歷史學、法學、民族學、檔案學界40余人舉行了一次“傳統政治制度與當前政治體制改革”學術研討會。“與會學者指出：所謂傳統政治制度，主要指封建政治制度。兩千年間，中國政治體制總的說來沒有根本的變動，……傳統政治制度的積淀，使我們背上了沉重的專制主義、家長制、官僚政治、人治原則等歷史包袱，是我們推行政治體制改革必須解決的問題。……有的同志說：冗官冗吏、官僚主義，以及官場上貪污腐化、敲詐勒索等，古今不僅‘貌合’，而且‘神似’。我們必須對此保持清醒的認識，才能在政治體制改革中興利除弊。”1989年李銳問道：“為什么革命勝利以后，又這樣不科學、不民主了呢？到底是什么原因？我覺得原因之一是，封建主義一直糾纏著我們，終于導致‘文革’十年復辟了封建專制主義。反封建主義仍然是我們沒有完成的一個歷史任務。比如家長制、一言堂、任人唯親、以權謀私等封建東西，難道絕跡了嗎？官倒、官本位、權大于法，也并非資本主義現象。我覺得，我們這個國家的特殊國情，首先就特殊在封建主義的傳統。……在中國，封建主義就是打不倒，封建主義的種種表現形式，并沒有成為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相反，封建慣性根深蒂固。……甚至有人一聽民主和自由，就神經緊張起來。”1997年7月30日，《中國經濟時報》刊發了王干才的文章指出，反對封建主義任重而道遠：一方面，我們在與資本主義作斗爭時，自覺不自覺地借用封建主義的武器，“文革”時期是典型的例證；另一方面，當與封建主義作斗爭時，又往往拒絕資本主義較封建主義優越的事物，而且將許多不屬于某一社會形態而屬于全人類社會發展中固有的優秀遺產看成資本主義的東西加以拒絕。正是這種歷史和現實的雙重原因，致使封建主義至今還根深蒂固、頑強而廣泛地表現自己。該文還指出，封建主義還宣揚大多數人對于個人的依附和順從，它已積淀為民族心理的深層成分，融化在人們的血液中，成為人們自覺不自覺地觀察、思考、解決問題的既定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這是和建設、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需要的獨立、自主、公正、平等、競爭、進取等價值觀念背道而馳的，是極有害于改革開放事業的。1999年6月24日，著名學者任繼愈在《人民日報》撰文說：不僅要脫貧，而且要脫愚；這些年來，一些人在弘揚傳統文化的幌子下，塑神像，看風水，招亡魂，濫修小廟，向神靈求雨、求藥，種種消沉多年的封建迷信活動又猖獗起來，而在這些封建迷信活動中，最引人注意的現象，是在研究《周易》的名義下，進行占卜、算命，并且把這些腐朽的算命術叫做預測科學。2000年《半月談》第8期刊發了記者采訪老革命學者任仲夷的文章。任說：改革開放初期，我曾不止一次講過，解放思想要過三關，即林彪、四人幫的極“左路”線關，“文革”前的“左”的思想影響關，和幾千年的小農經濟、封建思想影響關；現在看來，前兩關還比較容易過，唯有從封建思想影響下解放出來的問題，還須下很大力氣去解決，因為對受封建專制統治長達數千年的中國人來說，要徹底消除封建思想影響，的確阻力不小，絕非一朝一夕之功所能做到的。同年，中央黨校楊春貴副校長在《半月談》第17期撰文指出：中國是一個具有兩千多年封建歷史的國家，封建思想源遠流長，其影響不可低估；進入社會主義時期最初的20年，我們在思想戰線上重視對資本主義思想的批判，而嚴重忽視了對封建主義的批判，有時還不自覺地用封建思想去批判資本主義，甚至用封建主義去批判馬克思主義，這個教訓是極其深刻的。文章還指出，在我國當前社會生活中，在一些部門和單位，特別是在基層，封建殘余思想有著相當廣泛的影響。例如：個人專權擅權、濫施淫威的“霸王”現象；等級森嚴、論資排輩“官本位”現象；跑官要官、買官賣官的吏治腐敗現象；“一人做官、雞犬升天”的血緣宗法現象；拉幫結派，培植親信的宗派現象；裝神弄鬼、算命測字、神秘氣功的迷信現象等，隨處可見。這些現象說明，在當代中國，反對封建殘余思想的斗爭，仍然是一項十分嚴峻的歷史任務。

對于在內地復興儒學的問題，開明而憂國的人士也是十分關注的。畢生深研儒學、讀遍儒書的蔡尚思老教授在上海《文匯報》上著文批評后，1990年12月26日，資深革命學者李一氓就在同一報紙給蔡老寫信說：“我們都是經過五四運動以后的人，一般來說，也是受過馬克思主義教誨的人，看見孔子哲學仍然具有官方哲學的味道，橫行天下，真使人瞠目以對”；“你反駁了他們，孔子學說的封建性質不會促進資本主義的發展，這是很有道理的。但事情更奇怪的是：現在泛濫的孔子學說——一個非常封建的學說，不僅企圖證明它會促進資本主義的發展，而且更進一步，企圖證明它會促進社會主義的建設。……我們決不相信這種說法能夠成為社會發展的歷史證明。”1991年，司馬孺讀此信后著文說：“生活在2400多年前的孔子，以及他的思想學說的產生和形成，都是當時社會經濟和政治的產物，并為當時的社會經濟和政治服務的。從先秦以迄明、清，孔子的學說雖然屢經變化，但是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基本社會功能沒有變。時至近代……已經不可避免地隨著封建社會的腐朽衰亡而趨向沒落；它日益喪失了時代的活力，以致無力抗衡西方的挑戰和沖擊。倘如孔子真的是‘道冠古今’的‘至圣先師’，他的學說果真是萬古常新的真理，那么許多本來自幼曾受孔學熏陶的維新志士和革命先驅者們，為什么還要千辛萬苦向西方去尋找救國救民的真理呢？為什么在五四時期，各種社會政治思潮紛至沓來的時候，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們，要把進攻的鋒芒指向孔子及其學說呢？”這些很有說服力的評論并未引起官方的重視。1994年羅卜著文說：一些人從先秦的神秘主義中尋找理解當代文明的鑰匙，一些人宣揚當今中國還需要孔子、董仲舒，需要重構與馬克思主義并列的儒學新體系，乃是一種迂腐的文化改造觀。我覺得這種評論是完全正確的，可有人鉆官方不批評新儒學的空子，批評此文有些過激，不適當地將學術問題升級為政治問題，這就更增長了新儒家的氣焰。到20—21世紀之交，不獨給現代新儒學在大陸的進一步發展以可乘之機，使得在臺灣始終“無法堂堂皇皇宣講‘正理’于臺大、師大、‘中研院’等地”的現代新儒家，卻能在大陸的頭等大學堂堂皇皇地宣講新儒學，有些人還能像封建王朝和民國時期某些軍閥一樣提倡起比現代新儒學更具封建性的經書來。據1998年12月26日《武漢晚報》頭版報道：24日下午，武昌某幼兒園舉辦了一場名為“傳承誦經，弘揚國魂”的成果展示會，數百名3～6歲的孩子竟能齊聲將《大學》背誦20分鐘之久，一字不漏。記者在報道這件事時，只是不贊成讓幼兒采用死記硬背的教學方式，對少兒不宜讀經問題則未置一詞。2002年2月27日，《中華讀書報》第2版《校園讀經眾說紛紜》中報道：近年來，教育界似乎刮起了“復古”之風，在國內一些學校，四書五經又重新走上了課堂，要求學生熟讀硬背；目前在北京已有25所學校開展讀經活動，廣州市五一小學從1998年起即試行讀經，全國已有100萬孩子加入了讀經的行列；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的《論語》圖文本輕松地擠進了2001年社會科學類暢銷書的排行榜，銷售量近5000冊；北京西單圖書大廈一樓大廳書柜上擺的《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等書，每種都有幾個版本。

除讀經活動外，據2001年9月19日《中華讀書報》第8版報道，北京大學有個張祥龍教授，置梁漱溟鄉建運動的教訓于不顧，倡議建立儒家文化保護區，試圖完整地保存儒家文化，使其“可以作為一種活生生的形態，在現代化建設中發揮它的一份積極作用”。目前我尚無緣閱讀到張教授對他倡議的詳細論證，不知道他“試圖完整地保存儒家文化”的社區是否設立皇帝、是否實行“三綱六紀”，也不知道他是如何證明“儒家文化保護區”可以在現代化建設中發揮積極作用的。我只知道，從1840年起，160余年痛定思痛的歷史告訴我們：儒家文化一而再、再而三地證明，它是妨礙現代化的重大阻力，它使中國在世界現代化的浪潮中，喪失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屈辱處境。我只知道，20世紀20年代以來，經三代現代新儒家的積極努力，直到如今也未能從儒學中開出科學與民主來。在這種鐵的事實面前，即使把“儒家文化保護區”推廣到全中國，難道我們能相信它在中國現代化建設中發揮積極作用嗎？難道我們能不擔心，在以電子信息技術為核心的高科技推動的日益加強的全球化進程中，它不會使中國迅速失去競爭力，再次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嗎？

綜上所論，我們早就應該清楚地認識到，這種只批判自由主義或資產階級思想而忽視批判封建主義思想、現代新儒學的做法，確確實實是“兩害相權取其重”，已使我國思想文化建設工作面臨誤入歧途的危險，對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造成不小的損害，急應予以糾正。然而令人難以理解的是，2004—2005年來，這種極不利于中國共產黨代表先進文化的事態，不獨絲毫未被糾正，反而有所加強。比如，因為不斷受到批判和打擊，敢于公開討論資本主義社會民主制度是否有可借鑒之處的言論基本絕跡。2004年8月，廣州《南風窗》和《同舟共進》兩份雜志發表了資深革命學者，曾任遼寧、黑龍江、廣東省委書記的任仲夷紀念鄧小平的訪問稿以及關山寫的《鄧小平與廣東的改革開放》一文，其中引任老的話說：“鄧小平是堅決反對搞‘兩個凡是’的”，不能因為鄧小平說過反對“三權分立”，就要搞“三權合一。”其結果是兩份雜志都遭到整肅，《南風窗》副主編張良失去決策權，《同舟共進》主編蕭蔚彬被撤職。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宣傳封建主義思想的大陸新儒家的猖狂活動卻受到極端寬容。據方克立教授研究，2004年被稱為“文化保守主義年”。是年4月，中國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員、《原道》雜志主編新儒家陳明，挑戰南開大學劉澤華學派（該學派在認同唯物史觀的基礎上強調思想與社會的互動），引起了劉門弟子與“原道”派的一場爭論。5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華孔子學會組編、新儒家蔣慶選編的《中華文化經典基礎教育誦本》，引發數月關于讀經問題的爭論。7月，蔣慶出面邀請陳明、盛洪（原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康曉光（中國科學院國情研究中心研究員）等大陸新儒家代表人物，以“儒學的當代命運”為題，會講于貴陽市陽明精舍，又稱為“中國文化保守主義峰會”。他們將這次集體亮相看作大陸新儒家登上歷史舞臺（“浮出水面”）的標志。9月，許嘉璐、季羨林、楊振寧、任繼愈、王蒙等70余位文化名人簽署并發表《甲申文化宣言》，人們有理有據地譏其為1935年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操縱十教授發表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的翻版。11月24日，康曉光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作題為“我為什么主張‘儒化’——關于中國未來政治的保守主義思考”的演講，除繼續宣傳“立儒教為國教”的論點外，還明確提出了“用儒學取代馬列主義”、“儒化共產黨”的主張。12月，《原道》輯刊舉辦創刊10周年紀念座談會，并將其輿論陣地擴大到“原道”文叢、“原道”譯叢和“儒學聯合論壇”網站。

2004年大陸新儒家的這些企圖以儒學取代馬克思主義的活動不獨受到寬容，官方還在同年9月28日首次在曲阜舉行祭孔活動。這樣到2005年，這種弘揚封建主義思想文化的復古倒退之風就仍然勁吹不已。徐友漁研究員當年11月11日在南昌大學作的題為“當代中國社會思想：國學熱和文化保守主義”的演講中，指出了以下一些事件，第一件是中國人民大學2005年5月29日正式宣布成立國學院，該校紀寶成校長多次就此發表文章和談話，說“五四前后激烈而亢進的反傳統文化大潮的后遺癥依然是十分嚴重的，可以說，它在某種程度上對中國傳統文化起到了顛覆性的破壞效果，造成的文化精神裂痕與創傷深刻久遠，長時間無法得到彌合”；“國家的現代化或民族的偉大復興靠的是重振國學，不能用西方學術規范取代中國固有的學向。”該校博士生王達三猛攻批評、質疑這些意見的袁偉時、薛涌是“可悲可憐”和“情商智商低下”；“前者唯西洋馬首是瞻，跪拜投降，成為一個黃皮膚白內心的‘香蕉人’；后者不知所言，卻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成為一無種無姓無國家無民族的‘太空人’。薛、袁二氏，沒心沒腦，誤國誤民，乃國之大奸，國人鳴鼓而攻之，斯其可也。”第二件事是從2005年9月初開展的一場關于科舉制和廢除科舉制利弊的爭論。從徐氏所引各種論點看，對科舉制予以肯定的不少，但沒有一種揭露科舉制的關鍵問題、它的重大弊端：當時的反動統治階級是利用它來迫使社會精英專讀儒經、培養他們的忠君思想和奴性以維護和加強其反動統治的。第三件事是關于祭孔的爭論。從實際情況上看，爭論的影響甚微，而祭孔活動的影響很大。徐氏是這樣敘述的：“2005年9月28日是孔子誕辰2556周年紀念日，這一天，全球首次聯合祭孔活動在世界各地孔廟同時展開。山東曲阜、上海、浙江衢州、甘肅武威、云南建水舉行了盛大、隆重的紀念活動。中央電視臺與海內外多家電視臺合作，聯合推出大型直播特別節目‘2005全球聯合祭孔’，央視新聞頻道做了長達約四個小時的直播。”除以上三件事外，被人們稱為文化保守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蔣慶，2005年9月向在武漢大學召開的第七屆當代新儒學國際學術會議提交了《關于重建中國儒教的構想》一文。這篇文章，后來又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儒教研究中心召開的第一屆全國儒教學術會議上成為討論的中心議題。正如方克立教授所指出的：“蔣慶不但要通過‘下行路線’建立儒教社團法人‘中國儒教協會’以獲得國家的各種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特權，而且還要通過‘上行路線’恢復儒教之‘王官學’即作為國家主導意識形態的地位；下一步就是要建立他夢寐以求的‘政教合一’的儒教國家，即由孔府衍圣公世襲議長的‘國體院’、由他這樣的‘大儒’終身任職的‘通儒院’以及按民主規則和程序產生的‘庶民院’的所謂三院制。”袁偉時教授也一針見血地指出：蔣慶的儒教構想，“其實，簡單說來就是一句話：中國要回到政教合一的體制，由儒教的‘大儒’、‘賢儒’加上血統高貴的前賢后裔集體君臨天下，保留對國家一切大事的否決權和決定權。”由此可見，蔣慶等大陸新儒家復興儒學、儒教的終極目的是非常明白的，他們是要用儒教國家取代我們正在建設的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

面對這種巨大危害，難道我們還能不深切反思：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在思想文化建設方面的這種兩害（自由主義或資產階級思想與封建主義思想、現代新儒學）相權取其重的嚴重后果嗎？早就應該是按照載入憲法的鄧小平理論，努力“繼續肅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義殘余影響的任務，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實的改革”的時候了。治國之道，應該是兩害相權取其輕。

（2006年3月22日于珞珈山）

注：《毛澤東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7頁。

胡繩：《中國共產黨七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12頁。

《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0～143頁。

《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0～143頁。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頁。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4頁。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4頁。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5頁。

胡繩：《中國共產黨七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95頁。

《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7頁。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44頁。

胡繩：《中國共產黨七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520頁。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8頁。

方克立：《要注意研究90年代出現的文化保守主義思潮》，參見《現代新儒學與中國現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一書的相關內容。

李銳：《李銳論說文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8頁。

葉維鈞、張昌東：《傳統政治制度與當前政治體制改革》，載《人民日報》海外版1988年7月20日。

李銳：《堅決克服封建遺毒和“左”的頑癥》，載《光明日報》1989年4月22日。

司馬孺：《馬克思主義和孔子教義》，載《真理的追求》1991年第3期。

羅卜：《國粹·復古·文化》，載《哲學研究》1994年第6期。

參見臺灣龔鵬程教授1988年在香港“唐君毅思想國際會議”上提交的論文《我看新儒家面對的處境與批評》。

參見方克立《甲申之年的文化反思——評大陸新儒學“浮出水面”和保守主義“儒化”論》一文〔載《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6期〕和方克立2005年10月12日、2006年1月22日致作者函及其附件。

徐友漁：《當代中國社會思想：國學熱和文化保守主義》，載《社會科學論壇》2006年第3期。后文所用資料，俱引自該演講。

參見方克立教授2006年1月22日致作者函。

徐友漁：《當代中國社會思想：國學熱和文化保守主義》，載《社會科學論壇》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