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兵

七年11月30日，北京大學在中央公園開演說會。余曾擬定《去兵》一題。適是日王撫五先生講“弭兵！”雖詞說不一，而意旨從同。余遂作罷，歸來。將所欲言者，寫成此文，仍用演說體裁也。（著者）

“兵！”“兵！”我們整天心里有這種東西的印象：整天見的是兵，整天聽得的是兵的消息。有的人在那里招兵、練兵、用兵，也有的人在那里供給兵、伺候兵，望著兵逃，受兵辱害。兵究竟是件什么東西？它的性質怎樣？它的用處怎樣？它在現在世界上的位置怎樣？

我回答這問題道：兵是沒用的，兵是代表獸性的，兵是野蠻時代的遺跡（Survival），兵是現在社會上一切罪惡的根源，兵是文明進化的大障礙物。

中國人對于兵的透徹覺悟，本是很早的。在周朝的末年，已經有一般政治家，用“弭兵”政策；更有一般哲學家，講“非攻”主義。誰知道到了后來，中國人的靈魂掉了。過了兩千多年的日子，受了無量數兵爭的痛苦，雖然出產了許多《兵車行》……終沒人發去兵的議論。這真是件最可傷心最可羞恥的事。西洋自古來就有去兵的學說，所有大哲學家，幾乎沒有一個不是這樣主張。到了近年，更是厲害；再加上這次大戰的反響，這“去兵”的一種主義，已經完全離了哲學家的夢想，變成了政治家的政策。可惜我們可憐的中國人，竟是大半不曾聽得這種學說。我就用今天演說的機會，同諸位商量這大概罷了。

諸君知道人的所由來嗎？人的祖先，本是禽獸。從禽獸變成人，從野蠻變成有文化。雖然是人，卻不免帶點禽獸的性質；雖然是有文化，卻也不免帶點野蠻時代的遺傳。世界上長久不息的戰爭，是過去的黑暗和未來的光明打仗；我們做人的唯一職務，是幫這未來的光明，和過去的黑暗打仗。這道理古時候的祆教已經說過。我們的最大先知托爾斯泰，也有句極簡捷的話，說：“現在的大戰……不是用鐵、用槍、用彈的戰爭，是個永遠不息的精神戰爭；兩方的敵人，一方是人類的、光明的透徹覺悟，要在那里發展；一方是遺傳的黑暗和拘束，正在那里圍繞著壓制著我們。”然則請問什么是過去的黑暗，什么是未來的光明？我敢答道，過去的黑暗，是武力主義（Militarism），即是禽獸的遺傳，即是野蠻的遺傳；未來的光明，就是一切政治上、社會上、倫理上，全本這“Democracy”一個主義而行，這主義昨天李守常先生說過的，我不細講了。昨天羅家倫先生講什么世界的新潮流，這就是世界的新潮流。羅君曾說，凡是潮流，不能抵抗。這Democracy一個主義，正在那里“搖天撼地”，“一瀉千里”，可見難得抵抗。偏偏兵一件東西，本著它的歷史，用著它的性質，處處和這主義抵抗。要是容許兵的存留，就是限制這主義的發展；要是幫助這主義的發展，就要預先不許兵的存留。我們既然明白曉得Democracy是光明的代表，是我們未來一切的希望和幸福所托命，就要竭力除去這黑暗的代表，這社會上無窮罪惡和苦惱所托命！

我說到這里，諸位定要問我，何以把兵看得這樣不好？我說這有許多條道理，等我一條一條說來。

第一是兵和政治的新潮流沖突。

政治的新潮流，就是上文說的Democracy。經過幾十年的試驗，再加上這次大戰的教訓，這主義總算完全勝利。各國的政治家和人民，都有幾條透徹的覺悟：第一，覺得“人上人”（Race overrace）一種事情，沒法延長下去；第二，覺得政治不是依靠兵力而行。覺得這個，當然覺得兵是沒用的。“凡是一種政策，若果除了兵力，沒法實行，必不是永久的政策。”必是個貽誤后人、損人不利己的政策用兵力違背民意，用兵力壓制不獨立的人民，用兵力謀經濟的發展——一句話說來，用兵抵抗Democracy——在現在真不“時髦”了。既然政治上一切設施，必須靠著民意的向背，沒法不尊重民權的發展，還向哪里用武力去？何苦留著這武力，作為民意民權的妨害物？所以我們可以決然斷定道：在現在政治的潮流底下不許有兵。有了兵，便是古來的政治。

第二是兵和社會的新潮流沖突。

社會的新潮流，也是受上文說的Democracy的支配。改造的趨向，大概分兩個道路：第一，破除社會里各種階級；第二，大家對于社會，總要效勞。效勞的平等，受社會的報酬也平等。就第一條說，兵，是專門制造階級的；就第二條說，兵，對于社會，根本是不效勞的，卻要索最大的報酬。照這看來，兵只會“助紂為虐”。在現在社會的潮流底下，不許有兵；有了兵，便是古時的社會。

第三是兵和教育的新潮流沖突。

新教育的趨向，教人“因人設教”。兵的訓練，卻只有一條法子。新教育的趨向，教人注意“發展”，兵的訓練，卻專心“收斂”，新教育是自動的，兵的訓練是強制的。昨天一位朋友問我：“兵的訓練是怎樣？”我答道：“是造就無機體，造就放炮的機器。”一個好好的人，弄到營里，受兵式的教練，先要剝去思想，再來剝去興致，再來剝去手足的自動舞蹈。“滿身上都是膽”，就是滿身上都是恐懼，滿身上都是木偶氣。戰爭明明是極可怕的事，卻弄得它喪失了知覺，無意識地上陣地。到了那里，一切舉動，像個機器。它那炮彈“應聲而發”，它腦袋好比機器似的。這樣的訓練，真是把活人變成死人，我們想想當年的科舉訓練，何等離奇，何等可怕。這兵式訓練，卻比它更離奇更可怕。

照這樣看來，兵和一切新潮流反背，斷斷無疑了。我對于兵的判斷，可以約為以下幾條。

（1）兵是破壞的。毛奇（Moltke）說：“兵是破壞，兵是僅僅破壞。”這真是句誠實話。我們須要曉得戰后的一切建設，全靠著平和的精神和戰爭精神根本相左。戰爭的精神，定然不能用來建設：就可明白戰爭的效用，僅僅到了破壞，破壞以外，沒有關聯了。

（2）兵是不生產的。這道理原不消說。因為兵不生產，所以和社會是仇敵了。

（3）兵是不負責任的。既然造就成了機器，還對于誰負責任？

（4）兵是無權利，因而無義務可言的。這道理也不消說。

（5）兵是幼稚的。兵的生活，兵的思想，兵的性情，兵被公家的待遇，兵的沒事干，兵的仰衣食于別人，兵和兵的交際，沒一樣不像小孩子。

（6）兵是以不道德為道德的。罪惡莫大過殺人，殺人卻算兵的道德。那種兵式訓練，專門消滅人性。其實人性哪能消滅干凈，不過把那些向上心，理性心消滅了，那肉欲依然存在，或者更強。一旦爆發，便要奸淫擄掠了。我們只能說奸淫擄掠是兵的天職，不能說是兵的不道德。我們山東向來是多土匪的，但是自從去年解散的“辮子兵”，都投土匪，土匪愈不如從前了。本來的土匪，原略有點自治性質、責任心，不像兵的全不管。從此可知兵的不道德，是性質如此了。

總而言之，我們正在這專發展人的能力，向自然界開辟人類的殖民地，兵卻在那里用破壞的手段，替自然界奪回人類的殖民地；我們正在這里努力生產，兵卻在那里消費生產；我們最歡喜的是有自由，是有責任，兵最怕的是有自由、是有責任；我們希望人道精神，漸漸發展，兵刻刻發揮著獸性。現在政治上、社會上、思想上一切惡跡，一切妨礙物，請學問家考究起來，可以說沒有一條不是古時武力時代的遺傳，沒有一條不和武力主義有直接、間接的關系。從此可知兵是舊政治、舊社會、惡政治、惡社會的結晶核，當然要除去哪！

諸位想必有軍界的人，聽了我這話，切不要發怒。中國的兵，都是最親愛的同胞，生下來是善人，哪里有什么罪過？都是被那些存心利用的人招了去害了，坑了。弄得無可告訴，弄得“死生系于他人”，弄得專作罪惡。兵對于罪惡不負責任，還要叫那些造就兵的負去。我現在要請大家起個自覺心，脫出這個孽海。諸位想想，諸位豈不是為著沒有職業才去當兵嗎？這沒有職業，豈不是因為兵多了，到處破壞，弄得我們拋家舍業，沒法子辦，才去當兵嗎？難道我們身受的苦痛，還忍送給別人嗎？況且我們何嘗一定沒有職業的？好的沒有，壞的總要有的。都是被那招兵的巧言花語捉弄了去。那些用我們的人，忽然用不著我們了，就打發我們走路。到了那時節，我們坐食慣了，兵的性情成了。可真沒事可干了。為他一時的利用，誤我們終身的職業，這果值得嗎？就是不打發走路，打發我們上陣死去，我們更覺著值得嗎？他克扣我們的軍餉，十萬買個小老婆，二十萬賭輸了一回，卻給我們幾塊剛夠吃飯的錢，教我們死去，也不管為著什么死去，我們值得嗎？我們究竟為著什么事要死？我們為誰死？俗語說得好，“死也要死個明白”。我們也是個人，我們也是父母生的，就該糊里糊涂死去嗎？就該受他這樣待遇嗎？我告訴諸位罷！世界的將來是勞動主義，是工本主義（Industrialism）。我們想有飯吃，總須做工的，不做工，將來定要天然淘汰，沒飯吃的。現在時候到了！起來！起來！起來！把刀化成鋤，把槍化成工具，把軍衣化成農工衣服，回我們家鄉，做生產的人，做有益的人，做有意識生活的人！

我還要告訴那些用兵的人，造就兵的人，替兵負罪惡責任的人，說兵是根本沒用的。若果兵果然有用，果然能夠以力服人，果然可以達到他的政略，袁世凱早做了中國的皇帝，威廉侯罕者蘭早做了世界的皇帝了。他倆現在哪里去了？他的政策哪里去了？那不如袁世凱百分之一的人，還在那里做武力成功的夢呢！這些人若真能覺悟出罪過，去掉他的夢，和我們誠意地相待，他以前的罪過，本可饒恕的，他所據的財富，也可不奪的，但是要真至死不悟，要真信得過兵力可以維持他的冰山，那真要倒了。不但未來的希望，沒有達到，就是現在的地位，也要上東洋大海里去。兵不僅沒有用處，并且有負號的用處。用兵滅人家，到了后來為人滅，用兵得地步，到了后來失地步。古時有個米太國，它的國王要滅鄰國波斯，向希臘的神壇求簽去。神說，“你可以破壞一個大帝國”。他就從了神命，和波斯一戰，敗了，登時亡國。他總算破壞了一個大帝國，可惜這大帝國是他自己的。這是兵的用處。這是兵從古以來的負號用處。人民的福利，國內物質的發達，那黷武的人縱然不曉得，他自己的福利，總要想想啊！這負號的用處，可怕不可怕哪？

諸位不要誤會，我不是主張把兵解散，請他們各自回家——這是沒道理的事情——我是主張把兵變成農工，把兵營變成工廠。把破壞的效用變成建設的效用，替沒有真職業的人，找得個職業，替精神消耗在無用地方、生活放在無意識地方的人，找個消費精神的正當去處，找個存放生活的正當去處。我們從此變成自由人，變成有公權、有責任的國民，不再當奴隸，不再當炮架子。此后對于個人的希望和幸福，對于公眾的希望和幸福，都是無限的。努力做工，對著未來的光明和將死的黑暗宣戰，世界的人，沒有不對于大家表同情的。

我在這里作積極去兵的議論，也有一部分人在那里替兵辯護。辯護的道理，不過是說兵在歷史上有多樣大的勢力，兵對于促進古來的文化有多樣的效果，兵是勇敢的化身，兵是刻苦的模樣。這話猛然聽得，好像也有道理，細想一想，卻不值得一駁。拿過往的事跡，作為將來應當繼續的保障，是件極傻的事。這種人真忘了進化的道理，是在于推陳出新了。就是我們勉強承認兵的精神也有一二分可取，我們盡可想法把這可取的融化在社會生活里呀！老實說，兵是幾千百年前的產物，無論同我們日進的同情相反，就是和現代經濟狀況，也是絲毫合弄不來。總覺得它不但是個太野蠻的法子，并且是個太笨的法子。用它達我們生活幸福的目的，是個不中用的器具。縱然說它在歷史上的效用“天花亂墜”，也不能作為現在應當有兵的理由。現在是現在，過去是過去，除非“哲學家”和傻子，哪里有不承認時間（Time）的？至于兵的勇敢刻苦，卻也可以想法替代。托爾斯泰主張去兵，所以他極重勞動主義，更且節儉刻苦得很。詹姆士曾經舉出“兵之替代品”（The moral equivalent of war）這代替品究竟是什么，大家意思雖不盡一致，到了現在，卻多半說是工本主義。我們的勞動，哪一件不要刻苦的？我們工作的計劃，哪一件不要勇敢的？如果說兵的生活，是初民的生活，可以保存天真，免于弱種。勞動者的生活，何嘗不是初民的生活，何嘗不可保存天真，免于弱種？生活簡單，精神刻苦，并不是兵的專利。在工本主義里頭，這種美德，必然可以保存，沒法使它不保存。照這看來，兵有一二分可取，我們便把它融化在工本主義里，此外兵真是廢物了。還有一層。奮斗的精神，是同人類永久不滅的；但是兵的奮斗，是人和人斗。——就是狗和狗斗，狼和狼斗。——未來的奮斗，應當是人和自然界斗，用人的能力戰勝自然界，向自然界開拓殖民地、新領土，不向別人身上開拓殖民地、新領土。同是一種奮斗，兵用來是破壞力，工本主義用來便是建設力。用工作替代兵制，可以作為定理了。

現在廢兵一個問題，已經離了討論的時代，到了漸次施行的時代。上回演說會里，胡適之先生講的“平和大同盟”，并不是理想之談。所有限制武備，組織國際法庭，以便代替“武力解決”，這次歐戰和議之后，總要有幾部分實現。古時哲學家的夢想，早已成了預言了。世界廢兵的日期近了。

諸君定要想到中國對于這問題，總要另當別論，因為就表面情形而論，中國內憂外患極多，好像離不了兵的。其實考究起來，中國去兵，比別國尤其容易。說中國土匪多，但是中國土匪全是兵變的，沒兵就沒有土匪了。說中國叛亂多，但是這也是兵激的，稱叛的人，也是挾兵力的。若是只有保護公眾安寧的警察，把兵一律廢去，自然只得訴之公道。這面無從激，那面沒法叛了。歸這樣說來，中國兵不特不能除內憂，并且是一切內憂的根源；除了兵就除了內憂的根源了。說到外患，中國尤其用不著兵。難道中國的兵為打外人而設嗎？它不曾經打過外人嗎？要是中國指望著兵保護，中國地圖早變成七色八色了。中國以前的生命，全靠著均勢，以后的生命，也要靠著均勢。再加上強國對于弱國的同情，經濟上的關系，中國不會旦夕就亡的。有兵沒兵，兵多兵少，都是一個樣。我們又何苦耗費無量的金錢，造就有害的兵來？別國對于去兵，都有互相牽制的形勢。英國有兵，法國不得不有；法國有兵，德國不得不有，要去必須大家一齊去。中國卻不受這種牽制。就是它們不去，我們卻可以獨自去掉它。正因為中國兵隊和中國的生命，沒有絲毫的關系。就中國現在的情形而論，教育實業，哪一樣不比兵要緊十萬倍？努力辦這些，還有點來不及，誰還有閑錢閑工夫去“整軍經武”？果然我們昏心，不管別的，專門練兵，練上四五十年，才可和外國一戰，到了那時節，世界早已“弭兵”了，也不許我們再有兵了，這真是白費工夫的事。我們既然處在去兵的絕好機會，何不登時起來，為天下先？這樣一辦，真可得世界上人的同情，拿實業替代軍隊——就是拿Industrialism替代Militarism——更可使得世界上人覺著中國人有真精神。有這同情，有這敬心，中國的生命，真穩固了。機會！機會！不可失了！我們中國向來不供給世界文明。這回若是獨能替世界造個新紀元，為大國作個好榜樣。從此中國在歷史上占個領袖的地位，這是何等榮譽的事！機會！機會！不可失了！

我們既然知道中國廢兵的道理是必要的，是容易的，就當努力做去。能做文章的人，多做幾篇去兵的文章；不能做文章的人，多向大家談談去兵的道理。總要使得“家喻戶曉”，成個極有勢力的輿論。更要在兵將來的教育和職業上，仔細研究出個有益的辦法；全國設警察的手續，仔細研究出個條理。等到有了真國會，真政府；再向他們請愿。一次請愿不聽，兩次；兩次不聽，三次；永不聽，我們像辛亥年的辦法來一下，再向俄國學個乖……這樣不愁他不聽，不愁去兵不能施行，不愁中國不當世界去兵的領袖，不愁中國不替世界造個國慶日。機會！機會！不可失了！我們預備罷！

外國人常說我們中國人人性不大充足，因為明知道一件事應當這樣做，卻只因循茍且，偏不做去。我們若是知道廢兵，卻不向廢兵做去，又要被人說我們人性不充足了。若徑自做去，可以把這羞恥一洗而盡了。從此我們是“中國人”，不是“支那狗”了。

（原載1919年1月1日《新潮》第一卷第一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