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的政治主張

對政治的論述是孔子的仁學、禮學、中庸思想在政治領域的延伸和運用。首先體現為尊王忠君。“齊景公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顏淵》）孔子認為只有尊王忠君才能建立正常的社會秩序。

孔子提倡的尊王是尊重周王的大一統權力，這包括奉行周王頒行的歷書，實行周王統一制訂的度量衡和各種典章制度，貫徹周王決定的教育內容，承認只有周王才有發布戰爭命令的權力。在各諸侯國內，政權只能掌握在君的手里，臣必須忠君，達到“事君，能致其身”（《學而》），這一思想事實上也就是后世所提倡的忠君愛國的前身。用現代的話來講，就是尊重中央的權力與國家主權的完整。孔子的這種思想，對中國兩千余年的王朝統治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明白這一點，也就明白了孔子之所以為歷代統治者所尊崇的原因所在了。

孔子的政治主張不是單方面的，既有對臣子的約束，也有對君王的要求。他認為治理國家“所重：民、食、喪、祭”（《堯曰》），他把人民和糧食列為治國要務之先，是對西周初期的敬德保民思想和春秋以來重民思想的繼承。在這個基礎上，孔子進一步提出“庶、昌、教”的主張：“子適衛，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路》）庶，是人口稠密；教，指教化、教育。孔子認為，人口眾多是好事，同時還必須使人民富裕起來，富裕之后再進行教育。庶、富、教三者，富民是中心。“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雖然民食和軍備都重要，但民食更重要。季康子苦于盜賊太多，向孔子請教，孔子說：“茍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顏淵》）意思是說，如果不貪欲太多的財物，就是獎勵他們，他們也不會盜竊。孔子明確指出民為盜是由于統治者貪欲太多。孔子主張取民有度，即征斂賦稅應適可而止，因為橫征暴斂就會造成人民貧困，從而淪為盜賊。

“道（治理）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學而》）孔子在這里明確地提出“節用”和“使民以時”兩個原則，“節用”就是節約用度，少征用民力，反對統治者奢侈浪費；“使民以時”，就是在農閑時再征用民力，這樣才不至于影響農業生產。君王的收入都是取之于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顏淵》）這是孔子的弟子有若所言，他把孔子的富民思想理解得很到位：百姓富裕了，君王怎么會不富裕呢？百姓不富裕，君王又怎么會富裕呢？這一思想被引申為后來的“民富國強”。

孔子還提出“尊五美，屏（摒除）四惡，斯可以從政矣”的政治主張。“五美”是指“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惠而不費”，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意思是說讓人民自己去發展生產，這并不需要統治者耗費什么。所謂“勞而不怨”，是“擇其可勞而勞之，又誰怨？”這是說使民有度，使民以時，百姓就不會怨恨。

如果把仁學運用到政治治理，自然是德治，也就是仁政。孔子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為政》）以德政治理國家，就像北斗星一樣，在自己的位置不動，眾星都圍繞著它。又說：“道（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規矩）。”（以政令實行統治，用刑法約束，老百姓只不過暫時不去犯罪，但不知道什么是廉恥；用道德教化，用禮法約束，百姓有廉恥之心，就會安分守己。）所以，孔子認為，治國的根本原則是為政以德。在刑罰問題上，孔子主張重德省刑，盡量使用教化，少用刑罰，為政最好不要殺人，若把國家治理好，百姓便會好，也就用不著刑罰了。盡管如此，但孔子并不主張廢除刑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并不是要求絕對不殺人。在德與刑的關系問題上，他主張德為主，刑為輔，先德后刑，先教后誅，反對不教而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