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把握人與自然辯證關系的思想典范

“生態興則文明興，生態衰則文明衰”，習近平同志對生態與文明的辯證關系作出了直觀而又辯證、簡潔而又深刻的論斷。習近平生態文明建設思想具有完整的理論架構，它包括目標、理念、體系和手段等幾個部分。

建設美麗中國，是生態文明建設的目標。走向生態文明新時代，打造生態文明新常態，努力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一宏偉目標的一個有機部分，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重要部分。

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是生態文明建設的理念。這一理念表明，生態文明建設的前提是在尊重自然的基礎上順應自然，最終實現保護自然、人與自然和諧統一、建設美麗中國的目標。這一理念是對馬克思主義自然觀的繼承與發展，是對中國傳統天人合一觀念的發展與提升，是中國人民幾十年來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總結。在這一理念的指導下，我們必須“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堅持節約優先、保護優先、自然恢復為主的方針，著力樹立生態觀念、完善生態制度、維護生態安全、優化生態環境，形成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空間格局、產業結構、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注：《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09頁，外文出版社，2014。）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構成了“五位一體”的完整體系。習近平在長期的生態文明建設實踐中，理順了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之間的辯證關系，不僅提出了“把生態文明建設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進而實現“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相協調”（注：同上書，第11頁。）的治國理念，而且設計了生態文明建設并將之有機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具體路徑：以系統工程思路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習近平生態文明建設思想，不僅為我們提供了理解生態問題的思想和理論指導，更是我們解決生態問題的行動指南。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具有深刻的理論來源、歷史根基和現實依據。它是對馬克思主義生態文明理論的辯證繼承，是對人類社會在處理人與自然關系問題上的經驗和教訓的辯證揚棄，更是習近平個人生態文明建設科學實踐的辯證總結，是當代中國把握人與自然辯證關系的思想典范。

一　馬克思主義生態文明理論中辯證思維方式的當代傳承

馬克思主義是習近平生態建設思想的直接理論來源和方法論依據。西方近代機械論自然觀將人與自然的關系理解成為征服與被征服的關系，這是生態問題產生的深層理論根源。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了機械論自然觀中的對人與自然關系的形而上學理解方式，從而提出了辯證唯物主義的自然觀。他們指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自然界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人類必須要依存于自然界。“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體而言，是人的無機的身體。人靠自然界生活。……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5頁，人民出版社，1979。）不過，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并不是簡單的被動服從關系，因為人具有主觀能動性，但也絕不是反向的征服關系，如恩格斯所言，“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因此，“我們必須時時記住：我們統治自然界，絕不像征服者統治異民族一樣，絕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樣——相反地，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們對自然界的整個統治，是在于我們比其他一切動物強，能夠正確認識和運用自然規律。”（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19頁，人民出版社，1971。）恩格斯的這一論斷深刻地揭示了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要以人類認識自然規律、遵循自然規律為前提，這是習近平生態文明建設思想的理論起點。

毛澤東思想，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個重大理論成果，蘊含著有關生態問題的許多重要論斷，這些論斷也在不斷啟發著中國共產黨人對生態問題的思考。毛澤東提出了環境保護、節約資源、控制人口等方面的一系列論斷，發出了興修水利、綠化祖國的號召。1973年8月，全國第一次環境保護會議召開。在這次會議上，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確定了“全面規劃、合理布局、綜合利用、化害為利、依靠群眾、大家動手、保護環境、造福人民”的三十二字環保方針，指導了并仍在不斷指導著我國的環保實踐工作。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實踐中，鄧小平也形成了豐富的生態建設思想。（1）重視環境保護和生態修復工作。（2）強調科學技術在生態建設中的重要作用，把“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重要思想貫徹到環境保護中。1983年，在談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農業建設時，鄧小平強調：“改革耕作栽培方法、解決農村能源、保護生態環境等等，都要靠科學。”（注：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增訂本），第12頁，人民出版社，1984。）（3）推進生態立法工作。1978年，在提到法制建設時，鄧小平指出：“應該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訴訟法和其他各種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廠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環境保護法、勞動法、外國人投資法等等……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46—147頁，人民出版社，1994。）。在鄧小平環境法制思想的指引下，《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試行）》（1979）在第二年便頒布實施。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統籌考慮環境與發展問題，確立了可持續發展的基本國策，正確指明了環境保護是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明確將生態文明確立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斗目標的一個新要求，將之納入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總布局中，指明了生態文明建設的方向。

習近平在繼承和發揚馬克思主義相關理論成果的基礎上，創造性地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生態文明這種新型的人類文明形式結合起來，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的宏偉目標。

二　人類社會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經驗和教訓的時代揚棄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具有深刻的文化和歷史根基。它一方面將傳統文化中的生態意蘊辯證整合到馬克思主義的生態文明理論之中，另一方面又在對歷史教訓的深刻解讀中進一步印證了馬克思主義生態觀的合理性。

2014年，習近平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五屆會員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中強調：“中國共產黨人不是歷史虛無主義者，也不是文化虛無主義者。我們從來認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必須同中國具體實際緊密結合起來，應該科學對待民族傳統文化，科學對待世界各國文化，用人類創造的一切優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裝自己。在帶領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的長期歷史實踐中，中國共產黨人始終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繼承者和弘揚者，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都注意汲取其中積極的養分。”（注：據新華社北京2014年9月24日電。）實際上，習近平生態思想中的很多關鍵因素都是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之下積極吸取傳統文化養分的產物。特別是，習近平強調生態文明建設一定要樹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構建文明與生態之間的良性互動模式，這與中國傳統自然觀中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思想高度契合。

中華文明傳承5000多年生生不息，其中蘊含著豐富而又深刻的生態智慧。“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仁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塑造出了與西方物我二分的二元哲學全然不同的人與自然合一的哲學體系。“天地之大德曰生”中蘊含的是對萬物生命的尊重，“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菀也”中所體現出來的是對自然的推崇，“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林木不可勝用也”中包含著古人在向自然索取時所堅守的取之有節、用之有度的道德操守。這些思想都要求人們首先尊重自然，而后改造自然，進而與自然融為一體。因此，古老中華文明中的生態智慧成為習近平生態文明建設思想的文化起點。

從歷史的宏觀角度來看，著名文明往往興起于大河流域，這是因為大河流域往往水量豐沛，利于灌溉，沖積平原地勢平坦而且土地肥沃，優越的自然條件利于農耕，這為古代農業文明提供了良好的生態環境。但隨著人口的增加，人類活動的加劇，森林植被的破壞，土地沙漠化嚴重，許多文明也因此而衰落。恩格斯明確指出：“美索不達米亞、希臘、小亞細亞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們夢想不到，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為荒蕪不毛之地，因為他們使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積聚和貯存水分的中心。”（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19頁，人民出版社，1971。）中國古代樓蘭文明的衰落，很大程度上也與生態環境的破壞有關。我們應該吸收歷史的教訓，避免悲劇的再次發生。

習近平多次強調要以辯證態度反思歷史問題，“學史可以看成敗、鑒得失、知興替”（注：《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406頁，外文出版社，2014。）。在談及霧霾治理時，習近平說道：“霧霾問題，發達國家都有過，像德國的魯爾區、英國的倫敦、法國的巴黎和里昂都走過這個路，美國紐約、洛杉磯也是。”我國當前環境形勢的惡化，一定程度上也是歷史積累的結果，但共產黨人要正視這種段歷史，要拿出解決歷史難題的勇氣。“我國生態環境矛盾有一個歷史積累過程，不是一天變壞的，但不能在我們手里變得越來越壞，共產黨人應該有這樣的胸懷和意志。”（注：《為了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習近平總書記關心生態文明建設紀實》，《人民日報》2015年3月10日。）因此，我們要做的則是吸取失敗的教訓、借鑒成功的經驗，從而形成中國特色的生態文明建設體系，把前人沒有意識到要解決和沒有能力解決的問題解決好。對人類文明發展史的深刻解讀，對生態與文明關系的歷史分析，成為習近平生態文明建設思想的歷史起點。

三　生態文明建設科學實踐的辯證總結

以辯證思維反思和處理生態問題，貫穿了習近平施政生涯的始終。在河北省正定縣工作期間，習近平就為正定縣樹立了“在合理利用自然資源、保持良好的生態環境、嚴格控制人口增長三大前提下搞農業和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農工商綜合經營的戰略思想，發展農村經濟”的戰略構想。這里面已經蘊含了生態文明的一些重要觀點，如利用自然的前提是尊重自然的客觀性，生態是一個綜合性系統，等。

在福建工作期間，習近平進一步豐富了自己對生態問題的理解。概要而言，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1）提出“大農業”的發展模式，注重“生態效益、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統一”（注：習近平：《擺脫貧困》，第179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這表明習近平對生態問題的關注已經走出了單純環境保護的范圍，開始將生態問題納入到整個社會發展的綜合體系之中。（2）經濟建設不能破壞生態平衡。習近平談道：“例如，修了一道堤，人行車通問題解決了，但水的回流沒有了，生態平衡破壞了；大量使用地熱水，療疾洗浴問題解決了，群眾很高興，但地面建筑下沉了，帶來了更為棘手的后果；這類傻事千萬干不得！”（注：習近平：《擺脫貧困》，第19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3）林業問題是閩東經濟發展的戰略性問題，一方面，林業有很高的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森林能夠美化環境、涵養水源、保持水土、防風固沙、調節氣候、促進生態環境良性循環；另一方面，“發展林業是閩東脫貧致富的主要途徑”，“森林是水庫、錢庫、糧庫，這樣說并不過分”（注：同上書，第110—111頁。）。可以看出，習近平已經開始將生態環境與生產力發展聯系起來，這里孕育著對生產力理論重大發展的理論雛形。（4）在擔任福建省省長之后，習近平提出了建設生態省的構想，親自擔任生態省建設領導小組組長，積極推動《福建生態省建設總體規劃綱要》的出臺與貫徹實施。

在浙江工作期間，習近平發展出了一系列的生態文明建設思想。（1）明確提出了生態環境與生產力之間的關系。他在2006年召開的浙江省第七次環境保護大會上說：“破壞生態環境就是破壞生產力，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改善生產力。”（注：習近平：《干在實處，走在前列——推進浙江新發展的思考與實踐》，第186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6。）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的重大發展。（2）提出推進生態建設、打造“綠色浙江”的戰略構想，將生態建設作為可持續發展、增強浙江綜合實力和國際競爭力、加快浙江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并提前基本實現現代化的根本途徑，生態文明建設開始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社會建設、文化建設融為一體。（注：同上書，第186—188頁。）（3）將集約化經營與生態化生產結合起來，提出高效生態農業的現代農業發展模式。（4）在推進城鄉一體化工作的過程中，實施“千村示范、萬村整治”工程，通過經濟結構、生產方式、生活方式、規劃理念等方面的調整，“既保護了‘綠水青山’，又帶來了‘金山銀山’，使越來越多的村莊成了綠色生態富民家園，形成經濟生態化、生態經濟化的良性循環”（注：同上書，第162頁。）。（5）人口、資源、環境相統一，推進資源節約型社會建設，并指明了建設資源節約型社會的主要路徑。（6）發展循環經濟，逐步建立健全生態補償機制。在對生態文明進行辯證理解和系統分析的基礎上，習近平在2003年正式提出了“生態興則文明興，生態衰則文明衰”的重要論斷。在擔任黨的總書記之后，習近平又不斷充實和完善這一論斷，最終形成了比較完整的生態文明建設思想。

習近平本人幾十年的生態工作經驗，成為其生態文明建設思想的實踐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