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與和平的辯證關系

戰爭是人類進入階級社會后出現的經常性現象，它以有組織的暴力形式解決不同利益集團（氏族、部落、階級、民族、國家、國家集團、宗教等等）之間的矛盾。戰爭的殘酷性和破壞性，同時激發了人們對和平的向往和追求，成為遏制戰爭、消滅戰爭的強大力量。當今世界，求和平、謀發展、促合作的時代潮流不可逆轉，但國際競爭的“叢林法則”并沒有改變。中國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但我們渴望和平卻不能回避戰爭，因為戰爭不以任何單方面的善良意愿為轉移。2014年3月11日，習近平在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解放軍代表團全體會議上指出：“能戰方能止戰，準備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這就是戰爭與和平的辯證法。”這一論斷是對戰爭與和平辯證關系的精準概括，是我們認識和處理戰爭與和平關系問題的理論指導和實踐指南。

一　生于憂患，死于安樂

習近平同志回顧中華民族在甲午戰爭中的屈辱史時提出，甲午戰爭的失敗，除了腐敗問題、用人不當問題，整個民族缺乏憂患意識，整體戰斗精神不夠，是一個重要原因。他借用孟子的話告誡我們：“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在安與危、治與亂、存與亡的問題上，只有“居安思危”，才能“有備無患”。

（一）居安思危是治黨治國的一項重要原則

居安思危是一種強烈的憂患意識，表現為危機感，根源于責任感、使命感，它實質上是特定社會行為主體對自身、團體或國家存在和發展前途不確定性的憂慮與風險規避意識。習近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體學習時，對共產黨人的憂患意識作了明確定性，他指出，我們共產黨人的憂患意識，就是憂黨、憂國、憂民意識，這是一種責任，更是一種擔當。

居安思危是國家和民族安全的生存智慧。居安思危既是經驗思維，也是一種超驗思維。說它是經驗思維，是說居安思危不是無中生有、疑神疑鬼的杞人憂天，而是根據事物的運動規律、發展趨勢及其可能出現的各種偶然性作出的未雨綢繆；說它是超驗思維，是說憂患意識是預防事物出現與主體愿望相背結果的復雜性、超前性思維。中國人總是強調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居安思危是人的主觀能動性的重要形式，是一定社會行為主體的生存智慧。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居安思危是執政黨治國理政主觀能動性的最高體現，也是國家和民族的生存大智慧。習近平同志從全面主持黨和國家工作伊始，就告誡領導干部，作為執政者必須把三件事放在心上：五千年的優秀文化不要搞丟了，老前輩建立的正確的政治制度不要搞壞了，老祖宗留下的地盤不要搞小了。他同時還要求高度警惕“三大危險”：高度警惕國家被侵略、被顛覆、被分裂的危險，高度警惕改革發展穩定大局被破壞的危險，高度警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進程被打斷的危險。習近平同志在論及國家安全時，提出把“增強憂患意識，做到居安思危”上升到“我們治黨治國必須始終堅持的一個重大原則”。強化憂患意識，居安思危，有備無患，這是中國共產黨為確保中華民族長治久安的政治智慧。

居安思危是國家和民族發展的強大動力。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是一切社會主體生存和發展的強大內驅力。習近平同志在地方工作時，常引南宋詩人楊萬里的一首詩告誡自己和各級領導要常懷憂患之心，詩云：“莫言下嶺便無難，賺得行人錯喜歡。正入萬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攔。”他還在多次重要會議上用我國古訓“國無常強，無常弱”（《韓非子·有度》）警示全黨。歷史一再證明，在整個階級社會中，無論是大國還是小國、富國還是窮國，有國而無防，遲早國將不國；財強兵弱，終將戰禍臨頭。然而，往往小國、窮國、弱國，容易產生憂患意識，而大國、富國、強國，則容易和平麻痹。我們必須自覺地常思內憂，不忘外患，“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根據國家生存安全、發展安全需要，建設與我國國際地位相稱、與我國安全和發展利益相適應的鞏固國防和強大軍隊。

（二）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戰爭與和平是對立統一的。在階級社會，當政治、外交手段解決不了階級矛盾、民族矛盾、國家矛盾或國家集團之間的矛盾時，戰爭是一種最后選擇，而和平只是對立力量之間相互制衡或實現均衡的態勢。毛澤東曾經尖銳批判蘇聯理論界否認戰爭與和平之間存在同一性的觀點。1957年，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這樣批評蘇聯《簡明哲學辭典》第四版中的一個觀點：“‘辭典里說：像戰爭與和平、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生與死等等不能是同一的，因為它們是根本對立和相互排斥的。’這就是說，這些根本對立的現象，沒有馬克思主義的同一性，它們只是相互排斥，不相互聯結，不能在一定條件下互相轉化。這種說法，是根本錯誤的。在他們看來，戰爭就是戰爭，和平就是和平，兩個東西只是相互排斥，毫無聯系，戰爭不能轉化到和平，和平不能轉化到戰爭。列寧引用過克勞塞維茨的話：‘戰爭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和平時期的斗爭是政治，戰爭也是政治，但用的是特殊手段。戰爭與和平既相互排斥，又相互聯結，并在一定條件下相互轉化。和平時期不醞釀戰爭，為什么來一個戰爭？戰爭中間不醞釀和平，為什么突然來一個和平？”（注：《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中卷，第338頁，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馬克思主義反對戰爭永恒論。關于戰爭的根源，古今中外都有人認定為人性。我國戰國末期的《呂氏春秋》把戰爭歸結于人的權勢之爭和人的好斗本性。西方國際關系學的微觀學派把人的生物性攻擊本能和非意識性的欲望視為戰爭的最終根源。現代行為學創始人、諾貝爾醫學和生理學獎獲得者康羅·洛倫茲認為，人類之所以消除不了戰爭，乃是因為人類雖有文化，卻不能擺脫源于生物本能的“先天的攻擊性”：“仇視異族‘敵人’，并總想對‘敵人’發起攻擊。在文化的包裝下，人的攻擊性本能表現為‘戰斗性熱心’，進而表現為團體性、階級性甚至社會性狂熱。”（注：康羅·洛倫茲：《攻擊與人性》，第283頁，作家出版社，1987。）把戰爭歸結于人性也就把戰爭永恒化了。也有人把它歸之于民族種族差異、民族文化的異質性等等。

馬克思主義反對先驗的、不變的人性設定，堅持從社會關系和社會制度上認識人和戰爭。馬克思指出：“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1頁，人民出版社，2009。）“意識一開始就是社會的產物，而且只要人們存在著，它就仍然是這種產物。”（注：同上書，第533頁。）隨著社會關系的改變，人的思想認識、價值觀念、社會主張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都會發生改變。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一切歷史沖突都根源于生產力和交往形式之間的矛盾”（注：同上書，第567—568頁。）。這就是說，只要人類社會中還存在著私有制，存在著利益對立的社會單元，戰爭就是不可避免的。在私有制存在的社會里，正如克勞塞維茨所說：“戰爭無非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注：克勞塞維茨：《戰爭論》，楊南芳等譯，第25頁，陜西人民出版社，2001。）列寧形象地把戰爭的本質比喻為“戰爭=以劍代筆的政治”。毛澤東鮮明地指出：“戰爭一刻也離不開政治”，“政治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再也不能照舊前進，于是爆發了戰爭，用于掃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礙”。因此，“政治是不流血的戰爭，戰爭是流血的政治”。（注：《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479—480頁，人民出版社，1991。）從事戰爭是為了獲得和平，從而實現不通過戰爭而無法實現的目的。

馬克思主義同時也反對抽象的和平主義。厭惡戰爭、追求和平是人類的共同價值信念。但是，戰爭作為階級社會的一種客觀的必然現象，卻并不以任何個人、民族、國家的單方面意志為轉移。馬克思主義反對非正義戰爭，贊同反侵略的正義戰爭，并堅定地認為，在私有制、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存在的當今世界，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只有以戰爭消滅戰爭，戰爭才能最終絕跡。一時沒有戰爭決不意味著永久和平，世界大戰一時打不起來也不意味著永遠打不起來。歷史經驗證明，和平麻痹必然帶來殺身之禍。正如毛澤東所說：“我們是戰爭消滅論者，我們是不要戰爭的；但是只能經過戰爭去消滅戰爭，不要槍桿子必須拿起槍桿子。”（注：《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47頁，人民出版社，1991。）

二　和平發展潮流與沒有改變的“叢林法則”

習近平同志多次強調，當代世界，求和平、謀發展、促合作已成為不可阻擋的時代潮流，國際形勢保持總體和平、緩和、穩定的基本態勢，但也要看到，“國際競爭的‘叢林法則’并沒有改變，鑄劍為犁仍然是人們的一個美好愿望”（注：本報評論員：《和平必須以強大實力為后盾》，《解放軍報》2014年3月15日。）。

（一）求和平、謀發展、促合作的歷史潮流不可逆轉

戰爭與和平都根源于經濟關系，戰爭的目的最終是經濟利益，但只有和平才有真正的發展。在現代國際經濟關系發展中，戰爭經常成為排除經濟發展障礙的急先鋒。在經濟市場由地方市場、區域市場、民族市場擴展到國際市場的發展過程中，始終伴隨著資本主義的殖民化，世界范圍內的分工表現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與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間的簡單垂直分工，經濟發展還主要依靠外延式擴張，經濟利益具有強烈的零和性、排他性特征。用武力爭奪殖民地、占據商品市場、攫取原材料和廉價勞動力成為這一歷史階段的主要特征，特別是兩次世界大戰讓人每每想起仍然不寒而栗。中國近代史就是一部飽受列強殖民爭奪蹂躪的屈辱史。習近平同志指出：“歷史告訴我們，戰爭好似魔鬼和夢魘，給人們帶來沉重災難和痛苦，必須高度警惕；和平猶如空氣和陽光，受益不覺，失之則難存，必須精心呵護。”（注：習近平：《在中國國際友好大會暨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成立6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4年5月16日。）在當今時代，“隨著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不斷發展，各國利益交融、興衰相伴、安危與共，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注：同上。），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成為當下國際經濟發展的顯著特征，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主題，求和平、謀發展、促合作是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

（二）國際競爭的“叢林法則”沒有改變

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國家產生以來，國家之間的競爭一直遵循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既有大國之間的利益廝殺，也有小國挑釁大國領土和主權的不義戰爭，更多的是強國、富國、大國侵略欺凌弱國、窮國、小國的侵略戰爭。在世界進入帝國主義時代后，伴隨著資本輸出的殖民地爭奪，戰爭在“文明”的包裝下更加慘烈。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資產階級，由于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于交通的極其便利，它用自己廉價的商品征服世界，“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那里推行所謂的文明，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一個世界”。（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5—36頁，人民出版社，2009。）戰爭誘發于民族國家利益的無限擴張與世界資源有限性的矛盾。面對無限的利益擴張，資源總是有限的，在這種矛盾中，無論是大國還是小國、強國還是弱國、富國還是窮國，都通過“自助”的方式來保全本國領土完整、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殘酷的競爭形成了依據實力大小來分配利益的現實。于是，發達國家以經濟實力強化軍事實力，用軍事霸權完成政治霸權，形成并固化了發達國家主導的世界經濟政治秩序，使國際社會權力分配嚴重不均衡，從而使“叢林法則”制度化。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雖然新的世界大戰一直沒有爆發，世界局勢總體呈緩和趨勢，但各種局部戰爭和武裝沖突卻出現了500多次，先后有近百個國家的武裝力量卷入其中。另外，據總部設在瑞典的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2015年6月15日公布的數據，世界的核彈頭儲備仍有15850枚，雖然總量有所減少，但世界9個擁有核武器的國家仍在推進核武庫的現代化。（注：《參考消息》2015年6月16日。）這表明“叢林法則”仍頑強地存在著，戰爭的陰云始終籠罩在世界的天空。

（三）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是當代戰爭的主要根源

人類社會進入資本主義時代以來，世界一直為霸權國家所主宰，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俄國、德國、美國，都曾稱霸世界，日本也曾妄圖吞并亞洲進而稱霸世界。不少西方發達國家的政治家從他們的霸權歷史中悟出“國強必霸”的歷史邏輯，于是，他們將國際霸權合理化，提出“霸權穩定論”、“霸權和平論”。霸權在本質上是一種控制與被控制、操縱與被操縱的權力關系，一個國家或國家集團的霸權，總是以實力為基礎對其他國家和整個國際社會實行控制或操縱，不允許任何后來者改變他們建構的國際舊秩序，從而使不平等、不合理的國際關系合法化、永恒化。“霸權穩定論”、“霸權和平論”認為，一個國家或國家集團的霸權，使較弱的國家很少能對超級軍事大國或大國集團提出挑戰，從而使國際秩序的穩定有了保障，也使武裝沖突的防止有了保障。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一直致力于“領導世界”，推行世界霸權，對于任何影響他們霸權的力量都要進行遏制。

但是，正如恩格斯早就說過的：“壓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獲得解放的。它用來壓迫其他民族的力量，最后總是要反過來反對它自己的。”（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355頁，2009。）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研究員托馬斯·里德和法國國際關系研究所研究員馬克·埃克2009年在合著的《戰爭2.0：信息時代的非正規戰》一書開篇就指出：“今天，最激烈的戰爭發生在國家與非國家行為體之間。世界上最強大的地面部隊——美國陸軍與海軍陸戰隊正在伊拉克、阿富汗同暴亂分子作戰；世界上最令人生畏、最靈活的軍隊之一——以色列國防軍正在與真主黨和哈馬斯對壘；世界上規模最大、歷史最悠久的軍事同盟——北約正在同塔利班和‘基地’組織武裝分子戰斗。”“這些戰爭都是完全不對等的。”他們的霸權非但沒有帶來和平，反而激發了新的戰爭形態。歷史的邏輯一定是：有霸權就會爭霸權，也會有反霸權；霸權下的和平是脆弱的，也是短暫的。

“民主國家和平論”是“霸權和平論”的意識形態形式。“民主國家和平論”認為，民主國家間能夠用協商、妥協的辦法解決他們之間的利益分歧和沖突，表現出彼此對待對方的自我克制，而較少訴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來謀求一方利益的最大化，所以才沒有或很少發生戰爭。他們所謂的“民主國家”就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他們心目中的非民主國家、專制國家甚至“邪惡國家”，指的是社會主義國家和沒有成為他們的同盟國的欠發達國家。言下之意，他們心目中的非民主國家是戰爭的根源。這是一個彌天大謊。德國和法國都是他們標榜的民主國家，可是這兩個國家為了爭霸歐洲，在二戰前的1100多年里就打了200多場戰爭，平均每5年開戰一次。馬克思早就指出過他們的“民主”與“文明”：“當我們把目光從資產階級文明的故鄉轉向殖民地的時候，資產階級文明的極端偽善和它的野蠻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現在我們面前，它在故鄉還裝出一副體面的樣子，而在殖民地它就絲毫不加掩飾了。”（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690頁，2009。）“民主國家和平論”是維護少數發達國家霸權的意識形態借口。鄧小平曾經尖銳地指出：“七國首腦會議也是霸權主義、強權政治”，“他們那一套人權、自由、民主，是維護恃強凌弱的強國、富國的利益，維護霸權主義者、強權主義者利益的”。（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04頁，人民出版社，1993。）對于這類論調，列寧當年這樣諷刺過：“歐洲曾是一片和平景象。這種和平所以能夠維持，是因為歐洲的民族只是靠連綿不斷的戰爭實現了對殖民地數億居民的統治。我們歐洲人不認為這些戰爭是戰爭，因為它們根本不像是什么戰爭，而是對手無寸鐵的民族實行最殘酷的摧殘和屠殺。”（注：《列寧選集》第3卷，第72頁，人民出版社，1972。）

在國際社會，控制與反控制、操縱與反操縱從來都是對立統一的，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就有革命，就有戰爭。二戰后出現的數以百計的戰爭和武裝沖突，雖然不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戰爭，但絕大多數都是發達國家發動或直接操縱的戰爭。歷史仍然證明：帝國主義就是戰爭，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是當代戰爭的主要根源。

三　準備打才能不必打

習近平同志告誡全黨：“縱觀世界歷史，依靠武力對外侵略擴張最終都是要失敗的。這就是歷史規律。”“消除戰爭，實現和平，是近代以后中國人民最迫切、最深厚的愿望。”（注：習近平：《更好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夯實走和平發展道路的基礎》，《人民日報》2013年1月30日。）但是，和平決不是乞求來的，也不是屈辱忍讓的結果。他因此強調：我們不希望打仗，但只有我們有準備、有強大軍事力量、有打贏能力，才能從戰略上實現不戰而屈人之兵，達到“以武止戈”的目的。

（一）能戰方能止戰

正如《孫子兵法》所言，戰爭制勝的最高境界是“不戰而屈人之兵”，但前提是有遏制戰爭的足夠力量。中華民族是愛好和平的民族，在我們的血液里沒有侵略他人的基因。習近平同志在多個重要國際場合申述“國雖大，好戰必亡”（注：原典為《司馬法·仁本》。）的中國古訓，宣示我們堅定地走和平發展道路的決心。但歷史尤其是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也一再證明：“落后就要挨打”。中國屈辱挨打的歷史必須成為過去。

備戰而不好戰，有戰勝實力而不輕啟戰端，是一個國家實現持續安全的基本條件。在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大行其道、軍國主義死灰復燃、恐怖主義肆虐世界的今天，克服“叢林法則”不能做“東郭先生”。歷史經驗表明，和平必須以強大實力為后盾，有打贏能力才能有力遏制戰爭，才能確保和平（注：筆者注：該文為習近平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解放軍代表團全體會議上的講話（2014年3月11日）。）。1999年5月間，美國副助理國務卿謝淑麗在回答記者關于“北約空襲科索沃是否會成為未來介入中國等其他國家事務的先例”的提問時，她坦率承認，“中國具有核嚇阻力量”，以軍事介入中國事務風險太大。歷史和現實都啟示我們，我們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不去招惹人家，但決不能刀槍入庫、馬放南山，我們必須有克敵制勝的防身利器，有令戰爭狂人望而卻步的殺手锏，這樣才能更好做到以武止戈。

（二）越不能打越要挨打

越不能打越要挨打，這是“叢林法則”中弱國的宿命；準備打才可能不必打，是一切國家實現和平的基本定律。渴望和平，不忘備戰，必須成為社會主義國家安全的信條。毛澤東明確指出：“世界上的事情總是那樣，你準備不好，敵人就來了；準備好了，敵人反而不敢來。”古今中外，“無戰”無一不是以“能戰”為基礎，“不必打”無一不是以充分的“準備打”為前提。

要想“不必打”必須時刻準備打。戰爭的時間不是由愛好和平的國家確定的，而是由霸權主義者、軍國主義者、恐怖主義者長期準備而突然強加給他國的。1941年12月7日，日本對美國珍珠港太平洋艦隊的偷襲，對美國人來說可謂禍從天降，日軍以損失32架飛機、1艘大型潛艇和5艘袖珍潛艇、傷亡133人的微小代價，擊沉、擊傷美軍各種航船40余艘、飛機265架，陣亡2403人、傷1778人。這看似突如其來的災難，其實早有預警。當日美談判接近崩潰的時候，華盛頓向它的太平洋前哨陣地發出了大量的預警，美國情報機構破譯了日本的密碼電報，情報清楚顯示：日本已經在為對美戰爭進行準備。但是，美國軍隊無敵于天下的安全感使他們對日本發動對美戰爭半信半疑，加上這天又是一個周日，連已經發現港口中敵艦的潛望鏡、操縱臺這樣重要情報都因假日的懶散而貽誤戰機。當然，珍珠港事件重創了美軍太平洋艦隊，但是，日本這一場豪賭，也許從開始就注定了它滅亡的命運，因為它的對手畢竟是美國這個世界頭號強國。

要想“不必打”必須準備與強敵打。習近平同志指出：“文無第一，武無第二。”一個國家的軍事安全目標首先是由這個國家的軍事安全挑戰力量決定的。要想最終實現“不必打”的結果，就必須把軍事安全的戰略目標確定在挑戰本國軍事安全的強敵上。我國的臺海、東海、南海問題，都不是獨立的問題，有的國家軍國主義重又甚囂塵上，煽風點火、制造事端；有些域外大國惟恐天下不亂，總是試圖把冷問題炒熱，把簡單問題復雜化，為直接介入爭端創造輿論和政治條件。習近平同志指出：“任何外國不要指望我們會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們會吞下損害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苦果。”（注：習近平：《更好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夯實走和平發展道路的基礎》，《人民日報》2013年1月30日。）因此，我國的軍事斗爭準備必須立足于強敵介入。1987年5月11日，鄧小平對來訪的聯合國秘書長德奎利亞爾說：現在的中國不是過去的中國，誰要想同我們干，首先要下決心打20年，包括打原子彈、氫彈。我們不相信原子彈能把十幾億中國人都打光。剩下百分之一二，還有相當于阿富汗現在的人口，我們可以干阿富汗游擊隊現在干的事。中國是一個擁有核武器的大國，但我們始終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堅持自衛防御的核戰略，無條件不對無核武器國家和無核武器區使用或威脅使用核武器，不與任何國家進行核軍備競賽，核力量始終維持在維護國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的軍事戰略》，《人民日報》2015年5月27日。）這是我們堅定走和平發展道路的鮮明體現。

（三）寧可備而不戰，不可無備而戰

軍事斗爭涉及國家的生存和發展，一個國家最先進的科學技術往往最先運用于軍事領域。高技術裝備的研發、制造、使用、維護，費用高昂。現代軍事高科技的競爭異常激烈，高技術武器裝備的更新換代周期越來越短，有的武器沒有等到完全列裝部隊并形成戰斗力就已經被超越。被超越的武器面對強敵幾乎沒有戰斗力可言。軍事領域始終是一個不斷追趕、超越和被超越的過程。在激烈競爭的軍事領域，我們必須建設與我國國際地位相稱、與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相適應的鞏固國防和強大軍隊。在國家的“死生之地”上，軍事斗爭準備來不得絲毫吝嗇、懈怠和遲誤。英國前首相丘吉爾曾說過：“如果我們事先做了充分的準備而戰爭沒有爆發，我們失去的可能只是黃金。但如果我們事先沒有做好準備而戰爭突然爆發了，我們失去的將是整個大英帝國。”

我們必須不斷克服軍隊建設和軍事斗爭準備的悖論感。對于愛好和平的國家而言，建軍是為了戰，練兵是為了打，可是，一旦軍事上強大起來，無敵敢犯，沒有戰爭，贏得和平，人們會以為強大的軍事力量是無用的、多余的；對軍人來說，徒有一身絕技而無報國機會，也會產生價值虛幻感。所以古人用“養兵千日，用兵一時”來淡化人們的這種悖論感。習近平同志要求全黨和全國人民進一步認識到：“養兵千日，用兵千日。”國不可一日無防。如果在“用”即“戰”的意義上，我們“寧可備而不戰，不可無備而戰”。“強大贏得和平”與“落后就會挨打”是同一個道理的兩種結果。

天下雖安而不忘戰，國家強大而不好戰，始終劃清反戰與忘戰、備戰與好戰的界限，處理好安與危、備與戰的辯證關系，是一個成熟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的制勝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