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文藝思想

孟子的文藝思想，對后世的文學理論批評和文學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孟子》一書的寫作風格、方法和技巧，也是歷代散文寫作的典范。他對音樂問題的評論，對文學鑒賞、文學批評的見解，對作家的修養、文學的社會本質和社會作用等問題的意見，都具有卓越的貢獻。

在藝術是為社會全體成員所欣賞還是為個人或極少數人單獨服務的問題上，孟子提出了“與民同樂”的主張。這表現在孟子與齊宣王談論音樂的一段對話中：

（孟子）“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

（齊宣王）“曰：不若與人。”

“曰：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

“曰：不若與眾。”

“臣請為王言樂。今王鼓樂于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龠之音，舉疾首蹙額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于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于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額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于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鼓樂于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龠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于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梁惠王下》）

孟子認為，采取“與民同樂”的辦法，讓藝術為全體社會成員服務，不但不會給人民帶來苦難，還能滿足人民的藝術需要。只滿足個人或極少數人的“獨樂樂”的藝術活動，則得不到人民的贊賞和共鳴，還會引起不滿。孟子又進一步向梁惠王說：

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梁惠王上》）

上古時代的君王都是與人民群眾同樂的。如果激怒了人民，“獨樂”的專制暴君都會被人民推翻，最終是不可能“獨樂”的。孟子“與民同樂”的思想，是與上古時代的民主精神一脈相承的；這個主張里面，也包含著藝術活動必須符合人民意愿的成分。

在文藝與政治、教化的關系上，孟子與孔子的思想是一致的，都主張文學藝術要為政治、教化服務。在《孟子》七篇中，他大量地引述《詩經》中的詩篇，目的便是宣傳教化觀和仁政學說。如在《滕文公上》中他引用《豳風·七月》的詩句：“晝爾于茅，宵爾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這首詩的內容本來是敘述農民辛勤勞動的，孟子為了“教化”目的便引申發揮說：“民事不可緩也。”為國之道，必使民有恒產。“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又如在《公孫丑上》中，孟子引用《大雅·文王有聲》的詩句：“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恩不服。”這首詩的原意是周朝遷都，四方諸侯歸服，孟子卻補充引申說：“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這種例子不勝枚舉，《孟子》全書七篇，共引《詩經》三十多處，幾乎每篇都有多處引用。文學作為一定時期的社會意識形態的產物，又服務于一定時期的社會意識形態，這固然是文學的本質之一。孟子重視詩的社會政治作用，用來宣揚他的仁政學說和儒家教化，這本來無可厚非。但是，他的引申發揮常常離詩的原旨太遠，甚至到了牽強附會的地步。

對于文學鑒賞和文學批評，孟子先后提出了“知人論世”和“以意逆志”的方法。孟子解釋“知人論世”說：“頌（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萬章下》）“知人”，是說“誦其詩，讀其書”應對作者的生平和思想有所了解；“論世”，是說應對其所處的時代有一定的認識。從這里可以看出，孟子把文學作品看作一定時代的產物，從而結合作者的生活、思想和時代背景來考察作品。對“以意逆志”的解釋是：“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萬章上》）“以意逆志”就是要求讀者以鑒賞者或批評者之“意”推求詩人之“志”，具體而言：不能因為個別字句而誤解詩的整體意義，而要通觀全詩，通過個人切身的體會去推究作者的本來意思。

孟子對于作者的個人修養以及與文章的關系，提出了“知言養氣”說。孟子向學生談自己的兩種特長：“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公孫丑上》）孟子解釋“知言養氣”的意思：“诐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知言”即通過別人的言辭，知道其內涵的優缺點所在。“養氣”，是指經過長期的道德修養和實踐，產生出一種剛強、充沛、宏大的“浩然之氣”，也就是高尚的道德境界所具有的那種自強的、奮發的、大無畏的精神狀態。它是人的內在情感、精神、氣質、意志的高度統一。“養氣”是一種個人的修養。隨著思想、才識、境界的進一步提高，辨別和運用語言的能力也會增強。所以，“知言”和“養氣”的關系密不可分，“知言”由“養氣”而來，“養氣”是提高個人道德修養和培育個人思想意志的方法，是“知言”或“立言”的必要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