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揚東播西·儒學對東方文化圈的影響·儒學傳入新加坡

東亞文化圈中的新加坡，近三十年來已是世界經濟發展和現代化最迅速的國家之一，這與儒家文化的影響關系密切。有人稱之為“后期儒家文化區”。他們提出了“儒家資本主義”、“儒學現代化”等一些挑戰性的新課題。其實，按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主任陳榮照比較客觀、求實的說法應是：“四小龍”的起飛在動力上是西方的，在精神上卻是儒家的。(參見1994年10月7日《光明日報》)

在626平方公里、三百萬人口的“彈丸之國”新加坡，自1959年在英聯邦內獲得自治、1965年正式獨立以來，政府的首要任務是推動經濟發展，推行了工業化改革，以創造工作機會，解決嚴重的就業問題。三十年來，新加坡的經濟迅速騰飛，國民生產總值不斷發展，從1959年的440美元到1990年的10521美元，成為世界三十個高收入的國家之一。為什么新加坡會如此迅速地發展成為一個“偉大的小國”呢? 其原因之一是儒家文化及其思想促進了新加坡的經濟騰飛。

因為在新加坡推行工業化的過程中，他們在吸收西方優秀科技和工藝的同時，西方頹廢的文化價值觀、風俗習慣等也侵蝕到新加坡社會，隨之產生了道德危機、極端個人主義、一切向錢看等傾向。所以，新加坡政府從1982年開始著手推行教育，包括儒家倫理教育。當年2月，新加坡第一副總理兼教育部長吳慶瑞博士宣布：把“儒家倫理”作為中學三、四年級學生道德教育的選修課程。前新加坡教育發展總署總監王孟林也認為：“在新加坡，文化與倫理價值受到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威脅和侵獨，道德教育的必要性曾被多次強調，而如今顯得尤為緊迫。”(杜維明：《新加坡的挑戰》，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版，第1頁)1983年1月，成立了新加坡東亞哲學研究所，并力圖辦成“國際儒學研究中心”。3月，又成立了“儒家倫理課程編寫組”。1986年12月26日，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對《紐約時報》記者說：“我們嘗試結合美國人那種具有創見、創造力和生產力的特征，我們也嘗試學習日本人的經驗。但我們之中絕大部分人應該保持我們的特性，而不是美國人或日本人。”(陳錫禮編《他山之君》，西南師大出版社版，第3頁)

那么，新加坡的特性是什么呢?

其一，新加坡是個多民族、多文化的社會，有76%的華僑移民，有15%的馬來人。這就特別需要用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禮相待。新加坡已有87%以上的人口住在政府蓋的組屋，實行“居者有其屋”政策，實現儒家的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新加坡“建屋發展局”大樓就書寫有杜甫的名句：“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可見，中華文化對新加坡的影響是很大的。

其二，新加坡國土狹小，自然資源貧乏。除了充足的陽光和海水之外，連淡水也得馬來西亞供應。所以，新加坡要發展，就靠不足三百萬人口的頭腦和雙手，靠三百萬人口的素質和品格。所以，前總理李光耀在1982年就號召新加坡人要保持發揚中華民族儒家傳統道德，即“忠孝仁愛禮義廉恥”八種美德，作為政府的“治國之綱”。

“忠”，就是忠于國家，就是愛國，樹立“做新加坡人”的“國家意識”。正如李光耀所說的：“對誰是新加坡人的決定性檢驗，在于看他是否把自己的命運和新加坡聯系在一起，挺身而出，為新加坡而戰斗，……因此，可以下這樣一個定義：新加坡人是一個出身、成長或居住在新加坡的人，他愿意保持這樣一個多元種族的，寬宏大量、樂于助人、向前看的社會，并時刻為之獻出生命。”(〔英〕阿里支期·喬西《李光耀》，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第368頁)。

“孝”就是孝敬父母。這是儒學“齊家”的精髓，也是“東亞現代化活力的最大源頭”(《南朝鮮·臺灣·香港·新加坡經濟評述》，湖北人民出版社版，第226頁)。

仁愛和禮義更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孔子講“為政以德”，孟子提出仁政學說，《禮記·禮運》闡述了“天下為公”等。孔子學說本身具有很強的包容性，它容納了墨子的敵對理論，補充了老莊道家學說的不足，具有“與時并進”的精神。這些對新加坡政府宣揚的群體團結、和諧和合作的思想起了幫助、積極的作用。并以此反對西方的功利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和唯利是圖的思想。

廉恥，一則要求在政府為官要保持“廉潔、公正、效率”，要倡廉反貪，根治“東南亞之癌”。李光耀執政三十多年，在這點上已獲得“治癌國手”的美譽(參見《讀書人報》，1991年4月12日)。新加坡法律還明文規定，在職人員不能接受饋贈和飲宴的邀請，一經查出，即以貪污論處。曾有一名政府副部長，就因接受某國商人的幾張機票而被撤職查辦(參見巫寧耕《亞洲“四小龍”的致富之路》，機械工業出版社，第138頁)。二則要求人們要有羞恥之心，要把國家建設成“禮儀之邦”。在新加坡的全國性運動中，就有講禮貌運動、講華語運動、忠誠周、敬老周、國民意識周等，每年都有二十多個。現任新加坡總理吳作棟也曾指出：“人民的價值觀從儒家倫理的克勤克儉和為群體犧牲的精神轉為自我中心的個人主義，將會削弱國際競爭能力和破壞國家和社會的凝聚力，新加坡要確保的是群體精神的價值。”(《儒家基本價值觀應升華為國家意識》，新加坡《聯合早報》1988年10月29日)1995年9月14 日的《聯合早報》社論也指出，“我們應該從教育著手，加強學生對歷史的認識”;“辨識正義與不正義之戰，才能避免年輕一代在時日久遠之后，漸漸變得正邪不分，以致出現價值混亂和道德觀念模糊的危機”。由此可見，新加坡近年來一直在強調倫理道德的教育。

儒家思想對新加坡的安定繁榮起著非常積極的作用。尤其是儒家思想中極具價值的“和為貴”與“能”、“值”相稱的思想，作用尤大。孔子曾說“和為貴”、“君子和而不同”。儒家所講的“和”，并不就是“巧媚陰柔，隨時俯仰，人曰可，己亦曰可，人曰否，己亦曰否，惟言莫違，無唱不和”，它是猶如“五味、五聲之相成相濟”的和，它是“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就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不，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的和，是“中正而無乖戾”，“凡在君父之側，師長朋友之間，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可者獻之，否者替之，結者解之，離者合之”的和。這是有原則的和，反對“鄉愿”的和。新加坡正是發揚了這種“和為貴”的精神，正如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主任陳榮照所說的：“這種有中正之氣，而無乖戾之意，態度存心總是公平、正直、合理，以求得與人相成相濟、共存共榮的和，就正是新加坡在各個方面都力求其能、確實做到的和。新加坡是多元種族社會，要各族團結起來建國，要奮求工商業的高度發展，要廁身在錯綜復雜的微妙國際關系中備受敬重，而新加坡在這各方面，就都是無時無刻不在實踐著既能保有個己性格，又能相成相濟，共存共榮的和而不同之和的。它努力實踐這樣的和，終于獲致了種族相處的融洽和諧、團結凝聚，勞資合作的精誠愉快，合理分享成果，外交關系友善不樹敵。”(《中國哲學史資料》1994年12月，第24頁)應該說，這就是新加坡安定繁榮的重要原因之一。

新加坡顏氏公會會所

“能”、“值”相稱是荀子儒學極力強調過的思想。他說：“德必稱位，位必稱祿，祿必稱用。”這就是說，才德的大小必須與權位職責的高低輕重相稱;權位職責的高低輕重又必須與薪酬的多寡厚薄相稱;薪酬的多寡厚薄又必須與貢獻的大小相稱。這樣才能各盡其用，各得其所，各分其利，社會繁榮，人心如意。新加坡特別強調、并力求確實做到這點。正如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教授蘇新鋈所說的：“新加坡不但在各種官方、半官方機構中，對各級職務人員，實行這種力求薪酬與生產力、全國每年經濟增長程度掛鉤的德位祿用、合理相稱的辦法，就是在許多私營工商企業中，也認真實行這種辦法，使得全國政、經、工、商等各種行業，都能有賢能廉正、稱職有效率的人員在領導，各級員工都能盡心盡責地工作，造成朝野上下、整個社會處處都呈現著一種人皆力求上進的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成就著社會經濟的不斷興盛與繁榮。”(同上)正式獨立三十年的新加坡，目前正是出現了安定、繁榮、飛速發展的新景象，這與儒學的傳播、影響也是分不開的。正如新加坡現任總統王鼎昌曾經說的：“儒學所重的道德修養是導致社會安定、天下太平的重要條件。如果人人都能以修身為本，具備誠意、正心的道德基礎，進而推己及人，人溺己溺，人饑己饑，以強扶弱，以富濟貧，以智助愚，互相尊重，互相關懷，人際關系融洽，國際關系良好，就會實現天下太平的理想世界。”(《中國哲學史資料》1994年4月，120頁)

新加坡更為可貴的一點是對儒學加以創造性轉化地運用。正如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說的：“起源于2500年前的儒家思想，是中國農業社會的產物，是為中國農業社會服務的。如果把這個思想原封不動地，照搬到今天資訊發達的工業社會里，是絕對行不通的。比如，我們不再重男輕女，兒女都有平等的教育機會，也有平等的就業機會，因此，夫婦有別的觀念就必須改變。”(見《光明日報》1994年10月7日)這種見解是十分正確的。新加坡現在正以敬業樂群、勤勞進取、廉潔奉公、講求實效的新加坡精神，走著既不“西化”，又不“中國化”的獨立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