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文明建設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的辯證關系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任務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完成這一歷史使命的過程中,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是五個缺一不可的方面,它們共同構成了一個有機整體。從生態文明的角度看,這種有機性主要表現為生態文明建設與其他四個方面之間的辯證統一關系。習近平對這種辯證關系進行了系統闡釋,創造性地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與中國生態建設的國情相結合,從多個維度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
一 生態文明建設與經濟建設之間的辯證關系
盡管生態保護與經濟建設之間并不總是表現為矛盾關系,但近代以來,現代工業文明的發展,卻帶來了生態環境的破壞。習近平提及西方國家曾經走過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彎路,就是要表明這一點。建國以來,盡管我黨一直強調植樹造林、水利建設、人口問題、資源問題、環境保護等方面的工作,但由于在人與自然關系問題上理解的偏差,也導致我們在某些方面走向了與自然對立的發展道路,造成了嚴重的后果。改革開放以來,我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展開工作,推動我國經濟發展駛入快車道。在這一過程中,盡管我黨一直在強調可持續發展,強調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一致性,但許多地方、不少領域沒能夠將這種一致性從理論變為實踐行動,在片面追求高經濟增長速度、追求高國內生產總值的同時,卻忽視了環境保護工作,出現了資源開發過度、環境污染嚴重等嚴重問題,最終導致了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的積聚和惡化勢必會影響國家的可持續發展戰略。習近平對此高度重視,他擲地有聲地指出:“我們在生態環境方面欠賬太多了,如果不從現在起就把這項工作緊緊抓起來,將來會付出更大的代價。”(注:《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第124頁,學習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在長期經濟工作的實踐中,習近平對生態文明建設與經濟建設之間的關系給出了獨到的闡釋。
不再簡單地以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論英雄。習近平多次強調,不管是從經濟自身的健康發展、環境的承受能力,還是從干部的政績考核等方面而言,國內生產總值都不是唯一的評價指標。當然,這并不是說國內生產總值不重要,習近平對此有清醒的認識。從經濟發展角度來看,經濟增長的質量和速度同樣重要,“我們不再簡單以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論英雄,而是強調以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為立足點。”(注:《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45頁,外文出版社,2014。)從環境承受能力來看,如果只注重經濟發展,而忽視環境保護,這種“殺雞取卵、竭澤而漁的發展是不會長久的”(注:同上。)。因此,“我們一定要徹底轉變觀念,就是再也不能以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論英雄了,一定要把環境放在經濟社會發展評價體系的突出位置。”(注:《習近平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第104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從干部的政績考核來看,早在浙江工作期間,習近平就指出:“要看GDP,但不能唯GDP。GDP快速增長是政績,生態保護和建設也是政績。”(注:《之江新語》,第30頁,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習近平后來更進一步強調:“如果生態環境指標很差,一個地方一個部門的表面成績再好看也不行,不說一票否決,但這一票一定占很大的權重。”(注:《習近平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第104—105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2013年9月,在參加河北省常委班子專題民主生活會時,習近平直接講明了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在干部政績考核中的地位,“要給你們去掉緊箍咒,生產總值即便滑到第七、第八位了,但在綠色發展方面搞上去了,在治理大氣污染、解決霧霾方面作出貢獻了,那就可以掛紅花、當英雄。反過來,如果就是簡單為了生產總值,但生態環境問題越演越烈,或者說面貌依舊,即便搞上去了,那也是另一種評價了。”(注:《習近平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第107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這是對改革開放30年以來經濟社會發展評價指標體系的一大變革。
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改善生產力。這一重要論述,深刻闡明了生態環境與生產力之間的關系,是對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的重要發展。生態環境的生產力效應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良好的生態環境是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一方面,能源總量大但均量小、生態環境承載力低已經成為我國的基本國情。2012年,我國經濟總量約占全球的11.5%,但卻消耗了全球21.3%的能源、45%的鋼、43%的銅、54%的水泥,而原油和鐵礦石的對外依存度分別達到了56.4%和66.5%。在能源資源約束強化的嚴峻局勢下,經濟的健康發展和可持續發展就難以為繼。只有保護環境,改變經濟發展模式,在能源使用上節約與開發并重,在經濟發展上GDP與環境保護并重,進而才能夠形成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與生態發展的可持續性之間的良性互動。另一方面,保護生態環境,要求我們首先承認自然規律的客觀性,這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出發點,也是我們經濟、社會、文化生活的出發點。尊重自然生態的發展規律,就要對當下不合理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經濟結構和經濟空間布局進行調整,大力發展循環經濟、綠色經濟、低碳經濟,這是一種更好、更健康、可持續的生產力發展模式,也是一種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共贏的發展模式。
第二,生態環境保護已經成為國際競爭的重要手段。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這種競爭往往會表現為“綠色壁壘”,而“綠色壁壘”背后所隱藏的則是經濟利益與政治利益。因此,綠色產業的發展在很多情況下成為國際綜合競爭力的一個重要有機部分。同時,從國內市場看,在解決了溫飽問題之后,食品安全也逐步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在此基礎上,習近平敏銳地指明了綠色產業發展與國際、國內競爭力之間的關系,“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對綠色產業的需求都很大。實踐證明,哪里注重生態環境的保護、建設、合理開發和經營,哪里就會獲得巨大的經濟效益、環境效益和社會效益。環保產業正在成為國民經濟新的增長點。”(注:習近平:《干在實處,走在前列——推進浙江新發展的思考與實踐》,第191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6。)
第三,在某些行業如旅游業中,良好的生態環境本身就是經濟發展的直接推動力。習近平稱旅游業為旅游經濟,旅游業的生產力效應是毋庸置疑的。習近平強調,盡管旅游也被稱作無煙工業,但過度開發也可能會導致生態資源的破壞,帶來人類生存環境的惡化。因此,必須堅持“嚴格保護、合理開發、持續利用”的原則,遵循“資源節約、生態平衡、集約發展”的方針,只有這樣,旅游經濟才可能走上可持續發展的道路,生態資源也才會持續不斷地轉化為直接生產力。
習近平非常形象地將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比喻為綠水青山與金山銀山的關系。他指出,人們對這“兩座山”之間關系的理解經過了三個階段。在第一個階段,人們用綠水青山換取金山銀山,不考慮或者很少考慮環境的承載能力,而只是一味索取資源,這必然會導致環境惡化、生態破壞。而隨著經濟發展與資源匱乏、環境破壞之間矛盾的凸顯,人們開始意識到生態環境是人類生存發展的根本保障,“要留得青山在,才能有柴燒”,這就進入了第二個階段,即既要金山銀山,又要保住綠水青山。在第三個階段,人們開始認識到綠水青山可以源源不斷地帶來金山銀山,甚至綠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銀山,“常青樹”成為了“搖錢樹”,生態優勢成為了經濟優勢,生態建設與經濟發展之間形成了一種“渾然一體、和諧統一”的關系。第三個階段是一種更高的境界,體現了“發展循環經濟、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的理念”。因此,建立在過度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基礎上的增長得不償失,“經濟增長必須是實實在在和沒有水分的增長”(注:《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111頁,外文出版社,2014。)。2013年9月7日,習近平在哈薩克斯坦扎爾巴耶夫大學的演講中,進一步將這兩座山之間的關系凝練為下面兩句話,“我們既要綠水青山,也要金山銀山。寧要綠水青山,不要金山銀山,而且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注:《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第120頁,學習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習近平的“兩座山”論是對生態文明建設與經濟建設之間關系的形象比喻和辯證說明,是在生態文明時代對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的進一步豐富和發展。
二 生態文明建設與政治建設之間的辯證關系
生態文明建設與政治建設之間是密不可分的。習近平強調,如果只注重經濟發展的速度,而忽視生態建設,那么,即便“經濟上去了,老百姓的幸福感大打折扣,甚至強烈的不滿情緒上來了,那是什么形勢?所以,我們不能把加強生態文明建設、加強生態環境保護、提倡綠色低碳生活方式等僅僅作為經濟問題。這里面有很大的政治。”習近平對這一問題的討論主要有兩個層面,一是生態文明建設是一個政治問題,而且是一個很大的政治問題;二是生態文明建設與政治建設之間是密不可分、相輔相成的。
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常委舉行的第一次記者見面會上鄭重強調:“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美好生活的含義是多方面的,而“更優美的環境”是其中重要一點。因此,強化環境保護意識,逐步有效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是實現人民美好生活這一愿景的必要一步。(注:《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4頁,外文出版社,2014。)2014年12月31日,在全國政協新年茶話會上,習近平在講話中強調:“問題是時代的聲音,人心是最大的政治。”而我國當前所面臨的嚴峻的生態困境,如水污染、土壤污染、大氣污染等,都給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身體健康帶來了嚴重的影響和損害,社會反映強烈,由此所引發的群體性事件也不斷增多。可以看出,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眾在飲水、空氣、食品、環境等方面的安全意識在增強,生態環境日益成為重要的民生問題。因此,保護生態環境,關系到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關系到中華民族的長遠發展。生態文明建設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事業。習近平強調,要“以對人民群眾、對子孫后代高度負責的態度和責任,真正下決心把環境污染治理好、把生態環境建設好,努力走向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新時代,為人們創造良好生產生活環境。”(注:同上書,第208頁。)習近平要求:“全黨上下要把生態文明建設作為一項重要政治任務,以抓鐵有痕、踏石留印的精神,真抓實干、務求實效,把生態文明建設藍圖逐步變為現實,努力開創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新時代。”(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關于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研究廣東天津福建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有關方案》,《人民日報》2015年2月25日。)因此,我們必須要高度負責的政治態度推進生態文明建設。
生態文明建設與政治建設之間相輔相成。生態文明建設,需要形成完整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它既是政治建設的一部分,又可以為政治建設的科學性和完整性提供支持,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體系中的有機部分。政治建設則可以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制度保障,確保生態文明能夠在空間上得以貫徹、在時間上得以延續,推進生態文明理念落實為人民群眾的行動指南。
習近平指出:“我國生態環境保護中存在的一些問題,一定程度上與體制不健全有關。”(注:《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85頁,外文出版社,2014。)例如,全民所有自然資源資產的所有權人不到位,所有權人權益不落實,經濟社會發展評價體系中生態文明的要素得不到彰顯,生態監督體制不完善等。制度建設的滯后,一方面使得生態文明建設無法可依或少法可依,另一方面又使得違背生態文明建設的行為缺少監督或違法難究,進而直接導致了生態文明建設工作難以落實到位。
因此,保護生態環境必須依靠制度、依靠法治。習近平指出,“只有實行最嚴格的制度、最嚴密的法治,才能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可靠保障。”(注:《習近平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第104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完善經濟社會發展考核評價體系,把能源消耗、環境損害、生態效益等體現生態文建設狀況的指標納入經濟社會發展評級體系,建立體現生態文明要求的目標體系、考核辦法、獎懲機制,形成源頭預防、過程控制、損害賠償、責任追究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使之成為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導向和約束。這些制度包括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和用途管制、生態保護紅線、生態保護補償、生態環境保護管理體制等諸多方面。第二,也要建立健全責任追究機制,“對那些不顧生態環境盲目決策、造成嚴重后果的人,必須追究其責任,而且應該終身追究。”(注:《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10頁,外文出版社,2014。)通過責任追究機制,真正在有法可依的基礎上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第三,完善生態文明建設監督機制。為了更好發揮監督的作用,在強化相關部門監督職能的同時,我們也要發動廣大群眾參加到生態文明建設的監督過程之中。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生態文明建設和政治建設之間呈現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聯系、相輔相成的辯證關系。強化生態文明建設,可以使制度更加完善,促進政治建設更加適應生態文明的時代要求;強化相關制度建設,可以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堅強的制度和法律保障,確保生態文明成為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新常態。
三 生態文明建設與文化建設之間的辯證關系
生態文明建設的目標是建設美麗中國,最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生態文明建設的理念是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最終達到人與自然的和諧一致。這一目標和理念,要求“在全社會確立起追求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態價值觀”和生態文化觀。在習近平看來,生態文化不是虛無縹緲的哲學抽象,它的“核心應該是一種行為準則、一種價值理念”。(注:習近平:《之江新語》,第48頁,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它體現在我們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在經濟發展中,需要有生態紅線意識并制定相關環保規劃,要使節約、替代、循環利用成為自覺的意識;在城市規劃與建設中,每個細節都要考慮對自然的影響,形成市區建設與自然相交融的城市文化;在產品生產中,要嚴格執行綠色環保和質量安全標準,杜絕問題食品;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環境衛生、節約資源和能源、善待地球上的所有生命等。因此,生態價值觀、生態文化觀的塑造,是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部分,也是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
生態文明是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成果之一。馬克思和恩格斯對自然觀的討論,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對環境保護的論述,都是我國當前生態文明建設的理論來源。我國古代哲人們對人與自然和諧關系的尊崇、對天人合一與道法自然等觀念的闡釋,也是我國當前生態文化中的有機部分。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更是上述理論和文化基因在當代中國的時代體現。
生態文化的培養是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一部分。生態問題已經成為影響經濟社會長遠發展、人民群眾身體健康、美麗中國夢想能否實現的根本性問題。但由于歷史與現實的原因,一部分人并沒有形成真正的生態文化意識。因此,我們要在全社會范圍內積極采取各種措施,提高社會各界和人民群眾對生態問題的參與度,形成全民關注生態的輿論氛圍,進而弘揚尊重自然的文化理念,形成順應自然的文化氛圍,強化保護自然的文化自覺。
生態意識是現代公民文明意識的一部分。2003年,習近平在第三屆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指出,“不重視生態的政府不是清醒的政府,不重視生態的領導是不稱職的領導,不重視生態的企業是沒有希望的企業,不重視生態的公民不能算是具備現代文明意識的公民。”(注:習近平:《干在實處,走在前列——推進浙江新發展的思考與實踐》,第186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6。)因此,培養有生態意識的政府、領導、企業和公民,都是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應有之義。
生態文化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具有內在的一致性。習近平強調:“對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來說,最持久、最深層的力量是全社會共同認可的核心價值觀。核心價值觀,承載著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精神追求,體現著一個社會評判是非曲直的價值標準。”(注:《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168頁,外文出版社,2014。)黨的十八大提出,要“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這一凝練概括中,同樣蘊含著豐富的生態價值。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國家,需要生態文明,因為只有在環境友好型的發展模式之下,富強才能實現;只有人民群眾的生態需要得到滿足,民主權利才算真正貫徹;只有將生態納入視野之內,文明才真正是一種“文明的”文明;最后,只有實現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也才能實現人類最偉大的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會,需要生態文明,因為只有尊重自然,才能在實現個人自由的同時而不干涉他人的生態自由甚至生存自由,最終實現最大多數人的自由;只有實現了生態權的平等,才是一種真正的平等;只有涵蓋了生態問題的公正,才是一種徹底的公正;只有將生態問題納入法治范圍之內,才能使得自由、平等、公正有了可靠的實現渠道。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人民,需要生態文明,因為愛國的基本層面就是要熱愛祖國的大好河山,敬業的根本前提也是要遵循自然的客觀規律,誠信的對象也應擴展到自然,任何妄想欺騙自然之人都將受到自然的“報復”,最終,友善也就不再單純是人與人之間的友善,它將人與自然之間的友善也包含在內,而且這成為人與人之間的友善得以實現的重要途徑。
最后,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體系的形成、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生態文化的形成,是增強我國文化整體實力和競爭力的有效途徑。生態文明是人類文明的嶄新形式,西方國家雖然比我們較早意識到了生態問題的重要性,但我們與他們之間的差距并不大,只要真正意識到生態問題的重要性,將生態文明建設的各項舉措貫徹到底,我們是可以追上甚至超過西方國家的。而且,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引領下,在我國歷史上那些偉大思想家的生態思想的啟發下,在勤勞勇敢的中國人民的生態實踐中,我們一定會形成行之有效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體制和生態文化。這種先進的體制和文化必將成為強化國家文化軟實力、增加國家文化影響力的重要突破點。
因此,在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過程中,我們必須秉承并弘揚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理念,引導并強化群眾的環保意識、生態意識和節約意識、環保意識,倡導合理適度、綠色低碳的消費行為,反對鋪張浪費,營造在環境保護上自覺自為的良好社會風氣,養成生態文明的生活方式和行為習慣。
四 生態文明建設與社會建設之間的辯證關系
加強社會主義社會建設,必須要維護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強化創新社會管理,推動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其重點是保障和改善民生。而生態文明建設同樣是關系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事業,“建設生態文明,關系人民福祉,關乎民族未來”(注:《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08頁,外文出版社,2014。),“良好的生態環境是最公平的公共產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注:《習近平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第107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習近平同志這一重要論述,深刻揭示了生態文明建設的民生本質,充分說明了生態文明建設與社會建設之間的辯證統一關系,是在新時代對我黨民生思想的豐富和發展。
生態文明建設能夠推動和提升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的層次和水平。具體而言,生態文明建設能夠提升環境質量,從而保證人民群眾的民生福祉;能夠擴展和提升就業的層次與水平,從而提升人民群眾的就業機會;能夠拓展人民群眾的收入來源,提高收入水平。社會建設也能夠推動生態文明建設的充分落實,具體表現在:提升社會管理的科學化、體制化,推動生態文明的基層實踐;加強學校教育中的生態引導、環境引導,塑造同學們的生態理念和生態生活方式;處理好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的關系,實現自然生態系統和社會經濟系統的良性循環。
生態文明建設要解決損害人民群眾利益的環境問題,確保人民群眾的健康訴求得到高質量實現。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得到極大提高,但是由于某些地區、某些領域沒有處理好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環境污染嚴重,食品安全問題突出,危害了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限制了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習近平提出的把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我們的奮斗目標,這其中重要一點就是對美好生活環境的向往。因此,生態文明建設的一個基本問題就是要集中力量消除大氣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嚴重損害人民群眾身體健康的環境問題,切實維護人民群眾的生態權益。這種生態利益不僅是當下的,更是將來的,要“為子孫后代留下天藍、地綠、水清的生產生活環境”(注:《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08頁,外文出版社,2014。),最終實現經濟效益、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的統一。
生態文明建設可以增加人民群眾的就業機會,提升就業水平,進而提升群眾的收入水平。建設生態文明,就必須要改變傳統的生產方式、產業結構、生活方式和消費觀念,這就需要發展新型的生態經濟、低碳經濟、綠色經濟、循環經濟,新型的經濟發展方式和產業結構必然帶來新的就業方式和就業結構,因此,黨和政府要積極引導群眾轉變就業觀念、提升就業能力、強化就業技能,從而拓寬就業渠道、增加就業水平、改善就業結構。就業水平的提升,必然會帶來收入水平的提升。2014年,海南省瓊中黎族苗族自治縣取消了以GDP作為考核評價標準的做法,大力發展生態產業,結果表明,瓊中人民的收入水平不降反升,這充分說明了生態文明作為一種新型的文明形式的優越性。
社會建設同樣可以促進生態文明的實現和貫徹,推動生態文明成為人民群眾的自覺行為。社會建設需要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體制,這其中包括政府公共服務方式的改變和水平的提升,而生態資源的提供、旅游資源的管理等生態服務是政府公共服務職能的重要方面。政府在生態服務方面的方式和水平直接決定了人民群眾能否獲得一個健康的生態環境。同時,城鄉社區服務形式多樣,貼近群眾生活,社區對生態文明的宣傳教育和引領,也可以直接促進生態文明思想的落實。而學校教育以其系統化、全面化、多層次化的特點,可以幫助生態文明進校園、進課堂,進而培養未來社會主義生態文明事業的接班人。
生態文明建設是“一項戰略任務”。習近平指出,要搞好生態文明建設,好比就是在治理一種社會生態病,這種病是一種綜合癥,病源復雜,可能來自傳統的經濟結構、生產方式、生活習慣,其表現形式也多種多樣,既有環境污染帶來的“外傷”,也有生態系統遭到破壞后帶來的“神經性癥狀”,還有資源開發過度帶來的“體力透支”。因此,生態問題是一種疑難雜癥,在短時間內、采取幾條簡單措施是不可能克服的,“它需要多管齊下,綜合治理,長期努力,精心調養”。(注:習近平:《之江新語》,第49頁,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對這種綜合病癥,必須要采取系統工程的思路對之進行徹底、全面的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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