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證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為了繼續走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也由于實踐本身的復雜性，我們必須辯證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也就是要從唯物辯證法和歷史辯證法的高度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基本特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主要有三個辯證特性，即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統一、時代性與歷史性相統一、前進性與曲折性相統一。正確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辯證特性，可以避免形而上學的盛行，可以使當代中國能夠沿著正確的方向前進。恩格斯認為，蔑視辯證法是不能不受懲罰的，蔑視辯證法就會無可奈何地陷入舊的形而上學，就會導致理論思維的漫不經心和雜亂無章的盛行，就會導致蔑視一切理論、懷疑一切思維的最膚淺的經驗論的盛行。

一　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統一

對具體情況作具體分析，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是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這一活的靈魂要求發展馬克思主義、發展社會主義，必須堅持原則性與靈活性的統一，這是唯物辯證法和歷史辯證法的本質要求。實踐證明，離開了這一基本原則，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發展就會遭到挫折。中國共產黨就是在吸取了歷史上正反兩方面經驗的基礎上，堅持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統一，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道路問題是關系黨的事業興衰成敗第一位的問題，道路就是黨的生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邏輯和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的辯證統一。”（注：《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1頁，外文出版社，2014。）這就說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辟是中國共產黨成功貫徹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統一這一基本原則的實踐創新，實踐創新帶動了理論創新，形成了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在內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

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統一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實踐總是特殊的、具體的實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之所以具有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統一這一特點，就是因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具體實踐不同于馬克思、恩格斯所處的那個時代的實踐，不同于列寧所處的那個時代的實踐，也不同于毛澤東所處的那個時代的實踐。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必須要能夠適應現時代的實踐要求，而不是強行要求現時代的實踐服從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有的人一看到實踐出現與老祖宗的理論不一致的情況時，就驚呼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被丟掉了，老祖宗被丟掉了，這其實就是教條主義的表現，形式上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實際上是思想僵化的表現。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強調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統一是一個傳統，也是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實踐發展的一個基本特點。

早在十月革命前，列寧就強調指出，“恩格斯在談到他本人和他那位著名的朋友時說過：我們的學說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這個經典性的論點異常鮮明有力地強調了馬克思主義的往往被人忽視的那一方面。而忽視那一方面，就會把馬克思主義變成一種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東西，就會抽掉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就會破壞它的根本的理論基礎——辯證法即關于包羅萬象和充滿矛盾的歷史發展的學說，就會破壞馬克思主義同時代的一定實際任務，即可能隨著每一次新的歷史轉變而改變的一定實際任務之間的聯系。”（注：《列寧選集》第2卷，第278頁，人民出版社，1995。）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偉大實踐中，始終強調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的具體實踐相統一的重要性，強調理想主義的原則性與現實主義的靈活性要統一起來，“雖然理想一定要有，但是還要結合一個東西，叫做‘現實’。我們是有理想的現實主義，或者叫做革命的現實主義，我們不是無原則的現實主義。理想主義是原則性，現實主義就是靈活性，理想主義的原則性與現實主義的靈活性要統一起來，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的現實主義。”（注：《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361頁，人民出版社，1996。）在上個世紀70年代末，鄧小平所面臨的一個困難就是原則太多，不能碰的東西太多，“凡是”思維盛行。鄧小平抓住了“凡是”思維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危害，強調原則性必須與靈活性相統一，否則，強調原則性就容易導致僵化教條，“把毛澤東同志在這個問題上講的移到另外的問題上，在這個地點講的移到另外的地點，在這個時間講的移到另外的時間，在這個條件下講的移到另外的條件下，這樣做，不行嘛！毛澤東同志自己多次說過，他有些話講錯了。他說，一個人只要做工作，沒有不犯錯誤的。又說，馬恩列斯都犯過錯誤，如果不犯錯誤，為什么他們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為原來有些觀點不完全正確，不那么完備、準確嘛。毛澤東同志說，他自己也犯過錯誤。一個人講的每句話都對，一個人絕對正確，沒有這回事情。”（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8頁，人民出版社，1994。）所以，鄧小平認為，“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丟掉了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如果只是毛澤東同志講過的才能做，那我們現在怎么辦？馬克思主義要發展嘛！毛澤東思想也要發展嘛！否則就會僵化嘛！所謂理論要通過實踐來檢驗，也是這樣一個問題。現在對這樣的問題還要引起爭論，可見思想僵化。根本問題還是我前邊講的那個問題，違反毛澤東同志實事求是的思想，違反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原理，實際上是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反映。世界天天發生變化，新的事物不斷出現，新的問題不斷出現，我們關起門來不行，不動腦筋永遠陷于落后不行。”（注：同上書，第128頁。）通過對“兩個凡是”的批判，毛澤東倡導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得到了恢復，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是原則性與靈活性的有機統一。

由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具有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統一的特點，這就要求我們在改革開放偉大實踐中，必須將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首先必須弄清楚什么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否則，就談不上“結合”。其次，必須弄清楚什么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具體實際，否則，也談不上“結合”。為了避免在理解上的分歧，凝聚在理論與實踐理解上的共識，應當確立科學社會主義最基本的原則。筆者認為，科學社會主義最基本的原則就是：共產黨所代表的不是特權階級、階層的利益，而是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最關鍵的就是把科學社會主義的這一最基本的原則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具體實踐這個靈活性統一起來。對這一特點的理解是我們正確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重大意義的關鍵，這是因為，“問題不是在騙人的花言巧語，而是在實現絕大多數人本身的真正利益。”（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7頁，人民出版社，1965。）對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理解可能存在“見仁見智”的情況，但是一定要有共識，否則，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就會有被“架空”的危險，蔑視和懷疑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實用主義就會大行其道，缺少了原則性的靈活性就會成為一切不當行為的擋箭牌和遮羞布。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么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一個國家實行什么樣的主義，關鍵要看這個主義能否解決這個國家面臨的歷史性課題。”（注：《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2頁，外文出版社，2014。）所以，只有堅持原則性和靈活性的統一，才能走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才能堅持和發展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才能真正把握好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正確方向。在當代中國，堅持原則性與靈活性的統一，是由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科學本性與當代中國的具體實踐要求決定的，要充分認識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依然面對資本主義世界的外部環境，面對經濟文化落后的生產力狀況，新時代新情況的實踐探索需要有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指導，否則就會像蘇東一樣‘劇變’；同時，更需要面向現實進行理論創新以發展壯大社會主義，否則也會像蘇東一樣‘劇變’，所以我們黨形成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論等理論創新。”（注：曹泳鑫、吳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內涵與構建范式》，《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07年3月。）

二　時代性與歷史性相統一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開創的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繼續，是毛澤東開創的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的繼續。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具有時代性與歷史性相統一的特性。這一特點要要求我們在實踐上既要能夠抓住現時代的新變化、新特點，又要能夠注意把握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繼承性，不能割裂時代性與歷史性的統一。

近年來，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甚囂塵上，有的人肆意歪曲黨的革命和建設歷史，否定毛澤東的歷史貢獻。在新的歷史時期，我們黨歷來強調，改革開放偉大事業，是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創立毛澤東思想，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國、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偉大成就以及艱辛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取得寶貴經驗的基礎上進行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建立，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這一重要論斷第一次科學闡述了毛澤東思想及其實踐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及其實踐的關系，說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對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領導中國人民開創的革命與建設事業的繼承和發展，是時代性與歷史性的統一。割裂了時代性與歷史性的統一，既會割裂毛澤東思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有機統一性，又會導致現實與歷史的分裂和歷史虛無主義的產生。

在理解毛澤東思想及其實踐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關系問題上，“各執一詞”是十分有害的，能否避免這一傾向的關鍵就是能不能從時代性與歷史性相統一的角度理解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開辟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必然性和現實合理性。所以，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毛澤東同志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社會主義建設的全面展開，為實現中華民族獨立和振興、中國人民解放和幸福，作出了彪炳史冊的貢獻。毛澤東同志畢生最突出最偉大的貢獻，就是領導我們黨和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正確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務，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取得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基礎性成就，并為我們探索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積累了經驗和提供了條件，為我們黨和人民事業勝利發展、為中華民族闊步趕上時代發展潮流創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和實踐基礎。”（注：《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691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

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建立在清醒地把握時代與歷史的基礎上，對時代與歷史認識不清便找不到道路的起點和前進的方式。所謂道路的起點，就是認清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問題；所謂前進的方式，就是認清和確立黨在現時代的基本路線問題。

在社會主義的發展階段問題上，鄧小平清醒地作出了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科學論斷，并強調這是一個至少上百年的很長的歷史階段，制定一切方針政策都必須以這個基本國情為依據，不能脫離實際、超越階段。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特點就是生產力水平相對落后，廣大人民群眾的基本生活水平相對落后。鄧小平認為，即使在發展中國家，中國也是相對落后的。說自己落后是需要勇氣的，而勇氣來源于對時代的清醒認識，缺乏清醒認識的勇氣必然導致盲目蠻干。鄧小平認為，清醒地認識到自己落后的好處就在于，認清落后是改變落后的前提，“如實地指明這種落后狀況，會不會使人們失去信心呢？這種人也可能有。這種人是連半點馬克思主義氣味也沒有的。對于我們無產階級革命者來說，實事求是地說明情況，認真地去分析造成這種情況的歷史的和現實的原因，才能夠正確制訂我們的戰略規劃，部署我們的力量；才能夠更加激勵我們奮發圖強，盡快改變這種情況；也才能動員人們虛心學習，迅速掌握世界最新的科學技術。認識落后，才能去改變落后。學習先進，才有可能趕超先進。”（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90—91頁，人民出版社，1994。）

關于黨在現階段的基本路線問題，鄧小平的清醒來源于對現實的辯證把握上，他抓住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同時又不忽視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就是唯物辯證法的科學應用。鄧小平強調現階段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必須把發展生產力擺在首要位置，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推動社會全面進步；強調判斷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歸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為標準；強調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要得到發展、生產力要得到發展，必須進行改革，鄧小平強調改革也是一場革命，也是解放生產力，是中國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僵化停滯是沒有出路的；強調實行對外開放是改革和建設必不可少的，應當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所創造的一切先進文明成果來發展社會主義，封閉只能導致落后。在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實踐中，鄧小平還清醒地認識到，發展經濟、推進改革開放必須有政治上的保證，這個政治保證就是四項基本原則，強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四項基本原則是立國之本，是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健康發展的保證，又從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獲得新的時代內容。從這里可以看出，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是黨對時代與歷史辯證把握的理論概括，它體現了時代性與歷史性的統一，這一理論概括堪稱科學把握時代與歷史的典范。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許多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上，始終強調時代性和歷史性的統一，特別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的認識。他強調，要深刻領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黨和人民長期實踐取得的根本成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改革開放新時期開創的，也是建立在我們黨長期奮斗基礎上的，是由我們黨的幾代中央領導集體團結帶領全黨全國人民歷經千辛萬苦、付出各種代價、接力探索取得的。我們黨緊緊依靠人民，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途命運，不可逆轉地結束了近代以后中國內憂外患、積貧積弱的悲慘命運，不可逆轉地開啟了中華民族不斷發展壯大、走向偉大復興的歷史進軍，使具有5000多年文明歷史的中華民族以嶄新的姿態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注：《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73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

三　前進性與曲折性相統一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既是一條正確的、光明的路，又是一條艱難的、曲折的路，也就是說，前進性與曲折性相統一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基本特性之一，這是由實踐的辯證本性決定的。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曾經運用唯物辯證法批判過“亡國論”和“速勝論”。在30多年的改革開放實踐中，也存在著新的“亡國論”和“速勝論”。新“亡國論”認為，改革開放沒有能夠推進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相反，改革開放削弱了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受到了削弱，社會分層太快，廣大工人階級受到了削弱，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受到了削弱，真、善、美受到了削弱，假、惡、丑泛濫成災，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與社會心理存在巨大的落差，出現了社會主義認同危機。由此得出結論，中國已經資本主義化，社會主義國家已經不存在了。新“速勝論”認為，對于現實中的問題和矛盾不必大驚小怪，它們并不能阻礙中國的快速發展，相信市場經濟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中國很快就會成為一個世界強國。新“速勝論”的一個突出的表現是出現了新的“大躍進”現象，比發展的速度，忽視發展的質量。新“亡國論”的要害是它只看到曲折性，容易把問題和矛盾夸大；新“速勝論”的要害是它只看到前進性，忽視問題和矛盾的嚴重性與危險性。

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就指出，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中，必然會出現許多我們不熟悉的、預想不到的新情況和新問題。尤其是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改革，不會是一帆風順的，它涉及的面很廣，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定會出現各種各樣的復雜情況和問題，一定會遇到重重障礙，對此我們必須有足夠的思想準備。他指出，“我們走的路還會有曲折，錯誤也是難免的，但我們力求及時總結經驗，不要犯大的錯誤，更不要因為小的曲折而縮手縮腳，不敢大膽前進。”（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56頁，人民出版社，1993。）鄧小平的這一思想表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前進性與曲折性的統一，認識到這個特點就不會出現新的“亡國論”和“速勝論”。

新“亡國論”是錯誤的，是因為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使社會主義中國等到了發展，使馬克思主義得到了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辟，極大地調動了億萬人民的積極性，使我國成功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偉大歷史轉折。今天，一個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社會主義中國巍然屹立在世界東方。由于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我國經濟從一度瀕于崩潰的邊緣發展到總量躍至世界第二，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中國的發展不僅使中國人民穩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廣闊道路，而且為世界經濟發展和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重大貢獻。

新“速勝論”是錯誤的，它往往對發展的矛盾性缺乏正確的把握，線性思維突出，當代中國一切有違科學發展觀的現象就是新“速勝論”的表現。要避免新“速勝論”的危害，就要求我們必須正確把握現時代的基本特點。胡錦濤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清醒地認識到，進入新世紀新階段，我國發展出現一系列新的矛盾，主要包括：生產力水平總體上還不高，自主創新能力還不強，長期形成的結構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長方式尚未根本改變；影響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依然存在，改革攻堅面臨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趨勢還未根本扭轉，城鄉貧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還有相當數量，統籌兼顧各方面利益難度加大；農業基礎薄弱、農村發展滯后的局面尚未改變，縮小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任務艱巨；民主法制建設與擴大人民民主和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還不完全適應，政治體制改革需要繼續深化；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日趨旺盛，人們思想活動的獨立性、選擇性、多變性、差異性明顯增強，對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社會結構、社會組織形式、社會利益格局發生深刻變化，社會建設和管理面臨諸多新課題；面臨的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上占優勢的壓力長期存在，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增多，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要求更高。

這一系列矛盾呈現出三個特點：“一是‘新’，許多矛盾不僅是我們從未遇到過的，甚至也是全球性問題，如環境生態問題、人類持久和平問題、消滅貧困和實現社會公平問題、人自身的價值依托和精神出路問題等等，都沒有任何現成的經驗可供借鑒。二是‘深’，所有的重大矛盾都是深層次的矛盾，不僅具有攻堅性質，不易突破，而且具有敏感性和尖銳性，關系到改革開放的全局，關系到某些根本性的利益調整，如有序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問題、更為有效地預防和懲治腐敗問題、推進加強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等等。三是‘雜’，我們必須解決的矛盾大量是積壓式、交叉式矛盾，是由于我國現代史的跳躍式推進，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用不到三十年的時間走過了發達國家約一百年的發展過程，使得在西方發達國家以‘歷時性’方式呈現的矛盾在我國以‘共時性’方式突現，使矛盾具有了集約化的特點，如早期工業、中期工業和新興工業三個階段的產業并存，中等發達、初步發展和欠發達的區域并存，以及‘未強先大’、‘未富先老’、‘未發（資源）先枯’等奇特現象。”（注：侯惠勤：《論繼續解放思想》，《中國社會科學》2008年1月。）由于在新時期、新階段出現了新矛盾，由于克服這些新矛盾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這就決定了進入新的歷史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仍然是前進性與曲折性的統一。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這一特點有助于我們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有助于克服新的“亡國論”和“速勝論”對科學發展的干擾。

針對新“速勝論”和新“亡國論”，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一方面，我們要看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還不是盡善盡美、成熟定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也要完善。”（注：《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75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另一方面，他特別強調信心的重要性，“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斷發展，我們的制度必將越來越成熟，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必將進一步顯現，我們的道路必將越走越寬廣。我國發展道路對世界的影響必將越來越大。我們就是要有這樣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真正做到‘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注：同上書，第11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