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清避諱制度

清朝從康熙皇帝即位后開始，避諱制度突然間變得無比嚴格起來。當時的避諱用字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康熙皇帝的名字，一是涉及到“虜”、“胡”、“戎”、“蠻”、“夷狄”等漢人稱呼少數民族的蔑稱，全部在避諱之列。朝廷規定：用“元”字來代替“玄”字，用“煜”字代替“燁”字。“燁”字還好，不怎么常用，“玄”字就有點可憐了。當時無論寫字還是刻書，都要嚴格地執行用“元”字代替“玄”字的規定，如《老子》“玄之又玄，眾妙之門”這句話，便要改為“元之又元，眾妙之門”。朝廷修書或大臣奏本的時候，金朝時的“金賊”，一定得改成“金人”，遼朝時的“虜將”，要改為“遼將”，宋朝時的“胡虜之地”，也只能寫作“異地”。

到了雍乾年間，避諱就更加嚴了。為避雍正名字胤禎，雍正兄弟名字中的“胤”字，一律改為“允”字。著名詩人王士禎，死后十年，還被改名為王士正，后又欽命再改為王士楨。就連明朝崇禎皇帝，也被改為了“崇正皇帝”。北宋的開國皇帝趙匡胤，也不能幸免，只好叫趙匡允了。天下的地名，只要涉及到諱字的，也要一律改動。

乾隆皇帝比起他的父親來，又更甚一步了，簡直就是一個避諱狂。不僅要避諱自己的名字弘歷，也要避諱父親、祖父的名字，兒子的名字還得避諱，幾乎已經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了，就連死了上千年的歷史上的皇帝名字還要避諱，實在是沒事找事啊。

乾隆四十四年，王錫候篡改《康熙字典》為《字貫》案，本人被判斬立決，子孫七人被判監斬候，妻子媳婦都被賜給功臣為家奴。同年，馮王孫著《五經簡詠》不避廟諱案，乾隆皇帝欽命照大逆凌遲處死，乾隆四十五年，小商人劉莪印刷《圣諱實錄》販賣給應試的童生，借以謀生，不小心把“廟諱”及“御名”“全體寫刊”，被斬首。同年，年老多病的生員吳英，寫了一通《上陳時務策》，迭用“弘”字未避，被照大逆罪凌遲處死。除了上面這些，還有乾隆二十二年彭家屏《大彭統記》案，乾隆三十二年齊周華詩文案，乾隆四十四年石卓槐《芥圃詩抄》案，等等，本人都被朝廷砍了腦袋，當然親屬也都受到株連。

這些犯人大多是潦倒書生、小商小販、市井貧民，根犯上作亂連邊都不沾，而乾隆皇帝卻肆意夸大了事情的嚴重性，嚴懲不貸，讓當時的百姓處于恐慌當中，來維系至高無上的皇權。

乾隆朝嚴酷的文化政策，極大的破壞了中國的傳統文化。清朝從康熙帝到乾隆帝，三代統治者統治長達一百三十八年，執行嚴酷的避諱制度，給中國文化史造成了一場浩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