酈學·《水經》與酈道元的《水經注》

《水經注》是一部以水道系統為綱的古代歷史地理名著。它是研究我國先秦至南北朝時期歷史地理的必讀之書，享譽古今中外。

《水經注》是酈道元為《水經》作注釋的形式撰寫的一部巨著。至于《水經》的作者是誰?何時寫成?史籍沒有記載。曾經有人說是東晉郭璞所作，又說是南北朝的桑欽。自閻有詩指出郭璞注《山海經》引用《水經注》之后，郭著《水經》之說遂廢。自 《水經注》問世，不言《水經》作于桑欽，桑作《水經》之說亦熄。據清代學者考證，《水經》系三國時人所作，作者無考。楊守敬在《〈水經注疏〉要刪》 中說：《水經》，“前人定為三國時人作，其說是矣。余更得數證焉。《沔水注》： ‘東過魏興〔郡〕安陽縣南。’魏興為曹氏所立之郡，《注》 明言之。趙氏 (即趙一清)疑此條為后人所續增，不知此正魏人作《經》之明證。古淇水入河，至建安十九年曹操始遏淇水東入白溝，而《經》明云 ‘東過內黃縣南為白溝’，此又魏人作《經》之切證。又劉璋分巴郡置巴東、巴西郡，而夷水、漾水《經》文只稱巴郡;蜀先主置漢嘉郡、涪陵郡，而若水、延江水《經》文不稱漢嘉、涪陵;他如吳省沙羨縣，而《經》仍稱江夏〔郡〕沙羨;吳置始安郡于始安，而《經》仍稱零陵〔郡〕始安。蓋以為敵國所改之制，故外之。此又魏人作《經》，不下逮晉代之證也。”

我國古代的地理志書，除了記載政區、城市、聚落外，很注意山川。但是山的范圍大，古人所指的山究竟在哪個部位，后人很難確定。水道的河床窄，位置容易辨認，因此，古人言地理者都很重視水道，而編繪古地圖者，則以水道為經緯。《水經》的作者就是在這種思想的基礎上，為彌補以前文獻中水道記載的不足而寫的。但是，《水經》中記載的水道仍只有137條，內容也很簡略，而且存在錯誤。酈道元就是為了補充和改正這些缺陷，而為《水經》作《注》的。

酈道元，字善長，北魏范陽郡涿縣(今河北涿州市)人。大約生于北魏獻文帝天安元年(466)或孝文帝延興二年(472)，死于孝明帝孝昌三年(527)。出身官宦世家。他自小好學，博覽群書，特別喜歡讀地理方面的書籍。他在閱讀的過程中，深感古代文獻中有關地理方面的記載疏略缺誤，于是決定為 《水經》作《注》，以補其缺略與錯誤。他在《水經注》序中說：“《大禹記》著山海，周而不備;《地理志》其所錄，簡而不周;《尚書》、《本紀》與《職方》俱略，都賦所述，裁不宣意;《水經》雖粗綴津緒，又闕旁道。所謂‘各言其志’，而罕能備其宣導者矣。”他所作的《水經注》，除了利用文獻記載外，有很多地區還進行了實地考察。對每條大、小河流，他都“脈其枝流之吐納，診其沿路之所躔，訪瀆搜渠，緝而綴之。《經》有繆誤者，考以附正，文所不載，非《經》水常源者，不在記注之限”。酈道元在《水經注》中所補充的河流多達1255條，大至長江、黃河，小至溪津陂澤，都包羅在內。在內容上，他不僅劃分為幾大水系，區別主流和支流，而且詳細記述了各條水道的源頭和流向，并把流經地區的山岳、澤、陂，重要的城市、聚落、關隘等，都收集在內，從而使每條水道都可以辨清查尋。

在歷史發展的長期過程中，不僅地方行政區劃、城市名稱經常變更，而且城市、關、津的位置在不斷遷移，河流、湖泊、海岸線的面貌也在不停的變化。酈道元注意到了這些。他在《水經注》序里說：“綿古芒昧，華戎代襲，郭邑空傾，川流戕改，殊名異國，世乃不同。川渠隱顯，書圖自負(或作“貿”)，或亂流而攝詭號，或直絕而生通稱。枉渚交奇，洄湍決澓，躔絡枝煩，條貫系夥。”因此，他把每條河流、澤、陂的歷史變化情況和流經地區的故城、故關等遺址，以及有關的歷史事跡，都作了詳細的描述。對于有些他沒有去調查過、不清楚的水道及其歷史變化，他也根據別人的著述和傳聞記載了下來，以 “備陳輿徒之說; 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水經注》共四十卷，近三十萬字，《注》文二十倍于《水經》。酈道元在這部書里，涉獵的圖書極為廣泛，《注》文中引用的書籍，多至四百三十七種;他還記錄了很多漢、魏時期的碑刻，以及許多民間的歌謠、諺語、方言和傳說。其中有些書籍和碑刻，由于《水經注》才得以保存下來;他所收集的民間歌謠、諺語、方言、傳說，也是如此。這些，都成了我們研究中國古代歷史地理的寶貴資料。《水經注》不僅內容極其豐富多采，而且文筆生動絢麗。因此，它不但是一部空前的地理名著，而且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

據《魏書》卷八十九《酈道元傳》記載，道元長而入仕，先后作過尚書主客郎、治書侍御史、東荊州刺史、河南尹、御史中尉、關右大使等官。他“秉法清勤”，“素有嚴猛之稱”，故《魏書》把他列為“酷吏”。孝昌三年，雍州刺史蕭寶夤謀反，靈太后根據其仇汝南王元悅的建議，以道元為關右大使查處之。寶夤大懼，遣其行臺郎中郭子帙圍之于陰盤驛亭(今陜西臨潼縣東)。亭在岡上，穿井十余丈不得水，道元水盡力屈，最后與其弟及二子并被害。他除了《水經注》之外，還著有《本志》十三篇、《七聘》及諸文，“皆行于世”。但流傳至今的，只有《水經注》。

就《水經注》來說，既有精華，也有糟粕;既有正確的，也有錯誤的。凡是酈道元進行過實地調查的地區，《水經注》的記載都是正確的;而他不曾到過或調查的地區，很多記載是錯誤的。魏太和初，其父酈范為青州刺史(治所在今山東青州市)，道元曾隨往青州，對今山東地區的水道及其歷史情況作過實地調查;后為東荊州刺史(治所在今河南泌陽縣)、河南尹(治所在今河南洛陽市東北漢魏洛陽故城)，他對今河南地區也作過實地調查;孝明帝時，改沃野鎮(故城在今內蒙古烏梁素海北)、懷朔鎮(故城在今內蒙古固陽縣西南)、薄骨律鎮(故城在今寧夏靈武縣西南)、武川鎮(故城在今內蒙古武川縣西部)、撫冥鎮(故城在今內蒙古四子王旗東南)、柔玄鎮(故城在今河北尚義縣西界)、懷荒鎮(故城在今河北張北縣)、御夷鎮(故城在今河北沽源縣東南)為州，詔道元與都督李崇“籌宜置立，裁減去留，儲兵積粟，以為邊備”。因此他對今寧夏、內蒙古及河北西北部也很了解。不久，他又持節，攝行臺尚書，節度諸軍擊梁軍，敗之于渦陽 (今安徽蒙城縣)。因而，他對今皖北、蘇北都很了解。此外，由于記載多，他對今河北地區和關中、隴西地區，也了如指掌。可以說，《水經注》里的這些地區的水道記述，基本上都是正確的。

遼東、勿吉、室韋、契丹、庫莫奚、柔然、涼州、敦煌、西域、吐谷渾，以及梁朝統治下的地區和朱崖洲(今海南島)、夷洲(今臺灣)，酈道元都沒有到過，他只能依靠別人的記載和傳聞，甚至是荒誕不經的《禹本經》、《山海經》之類的書籍和神話，因此，《水經注》的這些地區，水道有很多錯誤，或者沒有記載。例如《河水》篇，《水經》說黃河發源于昆侖墟的東南，去嵩高山(今河南嵩山)五萬里;其高萬一千里。這明顯是錯誤的。但是，酈《注》并沒有糾正，反而引高誘之說，謂“河出昆山，伏流地中萬三千里，禹導而通之，出積石山”。又引《山海經》、《淮南子》以證實其高。雖然，把今新疆塔里木河當作黃河的上游，是漢武帝以來的錯誤，然而它比《史記·大宛列傳》的錯誤記載更加錯誤。

又如《江水》篇，《水經》謂岷山，大江所出。這是傳統的錯誤認識，酈《注》未予糾正，可以諒解。但是《水經》謂沔水與江水合流后，至居巢縣(故城在今安徽巢湖東南部)分為二江：其一東北流，過毗陵縣(今江蘇常州市)北而入海，為北江;南以注縣區澤(今江、浙間之太湖)，又東，至會稽郡余姚縣(今浙江余姚縣)入海。這是很錯誤的，因為根本沒有這樣一條南江，《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得很清楚。可是酈《注》為了證實其說，把區具澤搬到了余姚縣的西北，而與浙江、浦陽江同歸于海。熊會貞在《〈水經注疏〉修改意見》里說：“《沔水注三》敘南江，因無此水道，編至此暫輟。可將桐水等先實敘，水之北流后說。如酈氏所敘，則是倒流入南江矣，誤甚。”

清初，著名學者黃宗羲也曾指出過酈《注》中的許多錯誤。他說：如酈氏“以曹娥江為浦陽江，以姚江為大江之奇，分苕水出山陰(今浙江紹興市)，具居〔澤〕在余姚縣，沔水至余姚〔縣〕入海，皆錯誤之大者” (《〈今水經〉序》)。

又如《澧水注》：“澧水又東，與赤沙湖水會。……澧水又東南，注于沅水。”又東至長沙郡下雋縣西北，“澧水流注于洞庭湖，俗謂之澧江口也”。“赤沙湖水”即今西洞庭湖。“洞庭湖”，指東洞庭湖。澧水既已入赤沙湖，怎么又會注于在武陵郡龍陽縣(今湖南漢壽縣)入赤沙湖的沅水呢?即注于沅水，怎么又會單獨流入巴陵 (今湖南岳陽市) 之東的洞庭湖呢?

又《葉榆水注》：謂“葉榆水自邪龍縣東，徑秦臧縣南，與濮水同注于滇池澤于連然、雙柏縣也”。“葉榆水”在今云南大理市洱海北，“濮水”即今云南禮社江，二水根本不相接;禮社江自古至今，從未注入滇池。

又《溫水注》：“郁水南逕廣州南海郡西，浪水出焉。又南，右納西隨三水。又南逕四會浦水。”“郁水”，今廣西右江、邕江、郁江;“浪水”，今廣東珠江;“西隨水”，今越南北部之紅河。“四會浦水”，在今越南中部承天省順化附近。郁水和西隨三水、四會浦水風馬牛不相及，怎能會合?

楊守敬在 《〈水經注疏〉要刪》 中指出： 酈《注》以“葉榆水截溫水而下，浪水枝津逆東江而上，更始水下入酉陽，谷水東逕烏傷，頗乖地勢。必其所據之圖未精，遂致斯謬”。至于城、鎮、關等居民點，“酈氏書中，左右互錯，東西易位，亦不一而足”。

酈《注》中的錯誤還很多，今不一一列舉。總之，我們不能過分夸大《水經注》的價值。著名的歷史地理學家、一代宗師譚其驤在世時，有人向他建議重編《水經注圖》，他搖搖頭說：“《水經注》最精彩最有價值的是中原地區。至于其他地區，錯誤多，編繪出來，沒有什么作用。”這也許是對《水經注》的正確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