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全書》編撰背后的故事

《四庫全書》是乾隆皇帝親自組織編撰的中國歷史上一部規模最大的叢書。叢書分經、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庫。經十年編成，共收錄古籍3503種、79337卷、裝訂成三萬六千余冊，保存了豐富的文獻資料。但是《四庫全書》畢竟是乾隆皇帝以“稽古右文”為名，推行文化專制政策的產物，所以毀書更多。乾隆借纂修《四庫全書》的機會向全國征集圖書，對不利于清朝統治的書籍，分別采取全毀、抽毀和刪改的辦法，銷毀和篡改了大批文獻。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日，皇帝詔諭天下，搜訪群書，以備修纂《四庫全書》之需。但是，由于當時因文獲罪的事情屢見不鮮，民間都怕因獻書而招來殺身之禍。所以，搜書的效果非常不理想。

到了同年十月十七日，仍不見有獻書者。乾隆自然不快，為了改變這種狀況，乾隆又多次下旨要求獻書，并強調即使所獻之書中有“忌諱”或“妄誕”的字句，與藏書的人沒有關系，不會加罪，跟經手搜書的地方官更是毫無關系。并說明只是借書抄錄，抄錄完了之后，仍舊要把原書發還。在這樣一種善誘之下，各省份獻書的勁頭可謂踴躍了很多。

乾隆三十九年五月，乾隆又頒布了對獻書者的獎勵，以提高天下藏書人獻書的積極性。規定凡獻書五百到七百種的，賞《古今圖書集成》一部。凡獻書一百種以上的，賞《佩文韻府》一部。獻書百種以上的，還可從里面挑選一些精品書籍，乾隆親自在扉頁題簽，留下墨寶。并且對乾隆題詠過的書籍，要優先抄錄，盡早發還。獻書的人多是愛書的，能得到《古今圖書集成》一類的獎勵，已經很不錯了，還能得到當時圣上的墨寶，那可是莫大的榮耀。于是各地獻書量又有所增益。

對于藏有“違禁”之書的，乾隆則采取威逼的方法。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初五日，諭旨一位督撫，大意是要該督撫再去向那些已經獻了書的藏書家宣示，“如有不應留存之書，即速交出，與收藏之人并無干礙。……若此次傳諭之后，復有隱諱留存，則是有心藏匿偽妄之書，日后別經發覺，其罪轉不能逭，承辦之督撫亦難辭咎”。這道諭旨綿里藏針，暗含威脅。官員和藏書之人自然不敢有絲毫怠慢。在此之后，乾隆又多次下達了類似諭旨，一道緊過一道，即使心存僥幸的藏書人，也不得不獻出了所藏之書。

書既然已經獻出來了，藏書家就做不了主了。那些有“抵觸”滿清之語的“違礙”之書的命運自然不用多說了。據記載，在修纂《四庫全書》過程中慘遭銷毀的書籍達三千種以上。更有甚者，書的主人也由此獲罪，在新羅織的文字獄里受盡了煎熬。我們看到《四庫全書》作為文化巨獻存在的同時，也應該看到這一舉動后面的故事，歷史的殘酷性正體現在這些不為人所熟知的細節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