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與《孟子》

1．孟子其人

孟子（公元前372—前289年），名軻，字子輿，山東鄒陽（今山東鄒縣東南）人，春秋魯國公族后裔。孟子三歲喪父，家境清貧，遷到偏僻的鄒國。孟子一生的偉大成就，受益他母親仉（音長）氏的良好教育。據西漢劉向的《列女傳·母儀篇》，孟母為更好地教育孟子，曾三遷其家，最后遷到一所學校附近，孟子就與學校的學生一起讀書。一次，不到放學時間，孟子就回家，母親很生氣，剪斷織布機上的布，并教育孟子，讀書不能中途廢斷。孟子從此發憤讀書，終成大業。《三字經》也說：昔孟母，擇鄰處，子不學，斷機杵。孟子受業于孔子的孫子子思，子思受業于曾子，孟子沒有直接接受過孔子的教育，孟子自己也說：“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四書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孟子·離婁下》，第516頁，以下引文同，只標篇章名。）他是私下向當時的優秀學者學習的。

孟子一生勤奮學習，立志效法孔子，他說“乃所愿，則學孔子也。”（《公孫丑下》，第398頁）他十分尊崇孔子，多次指出：“自生民以來，未有盛于孔子也。”（同上）孟子立志做孔子之徒，繼承弘揚儒家學說，抱有宏偉志向，他說“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公孫丑下》，第435頁）, “我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偏激行為），放淫辭，以承三圣（夏禹，周公，孔子）者，且好辯哉，不得已也”（《滕文公下》，第475頁）。

東漢趙岐在《孟子題辭》中，稱孟子為“命世亞圣之大才”，始稱孟子為“亞圣”，不過不是官方的定論。司馬遷在《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中，認為孟子主張施仁政、行仁義，但不得其時，孟子“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朝齊，天下方務于合從連橫，以攻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夏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2．關于《孟子》

《孟子》采取對話體，主人公就是孟子本人，他以對話、討論、辯論等方式，闡述其學說思想，語言生動明快，論述清晰，觀點明確突出，極具說服力。其內容廣泛，涉及政治、哲學、經濟、倫理道德、個人思想修養等。與先秦諸子學說一樣，《孟子》一書，不純粹是政治著作，其中一些哲學命題，如“萬物皆備于我”、人性善論等，成了后來宋明理學的中心命題。孟子繼承和發揚了《論語》的仁愛仁政等重要思想，但在唐以前，其并未受到特別關注。中唐韓愈極力推崇《孟子》和孟子，他說：“欲觀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北宋正式稱《孟子》為“經”，這是漢朝獨尊儒術以來儒家學說發展的又一高峰時期，儒學被提至至高無上的地位。于是孔子學派的嫡系傳人——孟子的《孟子》被列為經書，自此，儒學之《詩經》《尚書》《論語》《公羊傳》《谷羊傳》《左傳》《孝經》《爾雅》《易經》《周禮》《儀禮》《禮記》，加上《孟子》合稱儒學十三經。北宋仁宗時刊刻的“嘉祐石經”就包括《孟子》一書。朱熹將《禮記》中的《大學》《中庸》和《論語》《孟子》合編為一書，稱為“四書”，加以注釋。元朝從仁宗時起科舉考試，以朱熹《四書集注》為標準，孟子被封為“鄒國亞圣公”，自此，孟子在儒家道統中僅次孔子的地位，正式確立。明代嘉靖年間，對孟子直稱“亞圣”。朱元璋讀到孟子的“君輕民貴”，認為誅暴君只不過是除掉獨夫民賊不為弒君時，勃然大怒，認為他簡直是犯上作亂，于是提出要取消其亞圣資格。除此以外，歷史上沒有人對孟子表示過懷疑。

《孟子》一書，不但內容豐富，論理深刻，而且千百年來與我們日常生活非常密切的許多名言成語，不少出自《孟子》。這些言語長期流傳在廣大人民群眾之中，今天讀來仍感鮮活，經久不衰，如“幼而學”“壯而行”“事半功倍”“拔苗助長”“與人為善”“出爾反爾”“明察秋毫”“緣木求魚”“與民同樂”“為富不仁”“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生于憂患，死于安樂”“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杯水車薪”“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等，至今仍廣為流傳，膾炙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