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關于仁的思想

1．仁者愛人，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是孟子的主要政治主張，仁是什么？仁者人也，仁就是一切要從人出發，以人為本。仁者愛人，人與人之間要相愛，要維護人的尊嚴與人格。人自己要自尊自愛，同時要互尊互愛，這是任何正常的社會人與人之間的必然關系，否則，人類就不可能有序的生存和發展。孟子說：“仁者愛人，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盡心下》，第641頁）人要講仁，這不僅是中國賢者的崇高理想和社會政治主張，也是社會和自然發展的客觀必然規律。試想人類社會，人與人之間如不相互仁愛，不講仁義，將是什么狀況？因而仁者道也，可以說，人們講仁愛，行仁義，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客觀要求。人類對自然界不講仁愛，任意掠奪開發，亂砍濫伐，亂捕亂殺，破壞生態，人類將失去生存環境，所以，人類要建設生態文明，愛護自然。孟子說：“親親而愛民，仁民而愛物。”（《盡心下》，第632頁）親愛父母兄弟姊妹，親愛夫妻子女，愛人民，愛同胞，愛護自然，合理利用開發自然資源，保護生態，做到“仁民而愛物”，仁就是愛人愛物，“仁者，無不愛也”（《盡心下》，第633頁）。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離婁下》，第520頁）人與人之間若是相互尊重、尊敬，許多矛盾就會迎刃而解。愛人，首先從個人家庭做起，尊老、愛幼、敬賢、愛人、助人，推及社會，達之天下。

在人際關系中，往往有愛而不親，仁而無禮的情況，孟子說“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離婁上》，第487頁）。“誠者，天下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離婁上》，第493頁）。在人際關系中“仁則榮，不仁則辱”（《公孫丑上》，第406頁）,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離婁上》，第492頁）。仁是人之一切歸宿，義是人應走的正道。“仁之實（實際），事親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離婁下》，第504頁）

2．以德服人，中心悅而誠服也

“以德服人，中心悅而誠服也。”（《公孫丑上》，第405頁）所謂仁政，就是愛民親民。“夫國君仁，天下無敵”（《離婁上》，第488頁），仁者無敵于天下，孟子多次說過此話。行仁政，實施有利于人民的政治經濟政策，在人民中倡導愛人、助人、尊重人，社會就可能安全和諧。國家關愛人民，社會上人人仁人，所謂“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盡心下》，第636頁）。孟子斷言：“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盡心下》，第639頁）

從治國方面說，不提倡仁義，不愛民，則政必敗，“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用財不足”（《盡心下》，第639頁）。治國必須信賢任能，施仁政，愛人民，倡仁義，否則國家就得不到很好的治理。施仁行義，必須從上而下做起，孟子說“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離婁上》，第482頁），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離婁下》，第500頁），上行則下效，“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者矣”。

孟子提出，要把人民群眾的安危冷暖時刻放在心上，不可懈怠，“民事，不可緩也”。“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于民有制。”（《滕文公上》，第442～433頁）治理國家，只有良好的愿望是不夠的，必須要有切實可行的政策、綱領、法制、措施，“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自行”（《離婁上》，第482頁）, “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好的政策，沒有科學的體制，沒有公正嚴格的法制等具體落實措施，政策最終也是要落空的。

孟子把仁義提高到治國理政、個人立身處事的高度，他說：“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離婁下》，第486頁）因此，應在全社會樹立仁義思想，以此規范自己的言行，有益社會，個人最終也受益。孟子強調“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離婁上》，第487頁），而身之本在德，德之本在仁。

3．人皆有不忍之心，有不忍之心，斯有不忍之政

孟子認為，人皆有不忍之心，“性無善無不善也……性可以為善，也可以為不善”（《告子上》，第570頁），人的本性本無善與不善之分，“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善與不善也，猶水之無分于東西也”（《告子上》，第566頁），人性是可塑造的，可培養改善的。孟子由此提出對人的教育誘導，創造人的成長的良好環境的重要性。馬克思曾指出：人是環境和教育的產物，但是環境也是人創造的，教育者，也是受教育的，即要創造有利于人成長的良好環境，人也要接受教育，自覺改造自身，進而創造良好環境。

“食色，性也”（《告子上》，第567頁），這是人生存發展的客觀存在屬性，這些客觀存在是不可否認的，但是是可以教育誘導的，這就是人與動物的不同之處。孟子認為“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告子上》，第571頁）。孟子認為人性善，人皆有不忍之心，用以治國理政，就是行仁政，親民愛民，“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之人政，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于掌”（《公孫丑上》，第409頁）。“所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既有怵惕（驚恐）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于孺子父母也，非所以要譽于鄉黨朋友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體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猶有其四體也”（《公孫丑上》，第409頁）, “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告子上》，第571頁）。事物必有其規律，人民的秉性，就是喜歡美德。

行仁政的核心就是施仁行義，親民愛民，“人皆有所不忍，達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于其所為，義也”（《盡心下》，第649頁）。以不忍之心，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于掌。《詩云》:‘刑（典型）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心保妻子”（《梁惠王上》，第354頁）。

4．義與利的辯證關系

孟子提倡仁義，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尤其是在階級對立或有階級的社會里，不少人往往是見利忘義，孟子看到了這個問題的普遍性，倡導言義不言利。“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利于吾國乎？孟子對曰：何必言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土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相互爭奪）利而國危矣……茍為后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滿足）。未有仁而忘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忘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梁惠王上》，第341頁）

孟子看到社會上義與利的現實矛盾，我們應正視這個矛盾。社會成員在一定條件下爭取創造利益具有正當性與合法性，不是否定或回避它的客觀存在，更不能將二者對立起來。孟子只講義，脫離當時的實際，空談仁義，則兵不強，國不富，政權不穩，正如司馬遷在《史記》中分析的那樣，孟子的仁義學說，得不到當時諸侯各國統治者的重視與支持。

義與利是對立的統一，既矛盾，又統一，處理好了，能促進社會的進步與發展，處理不好，造成社會矛盾的對立與激化動蕩。第一，我們要承認利在一定條件下的正當性和合理性。我們只反對危害社會和其他成員合法利益的不正當利益。第二，求利必須遵法守義。人們追求利益時，必須遵循法律與公德。這種利益，必須是合法合理的。第三，獲利后必須行義，社會創造的物質和精神財富，不能為少數人所壟斷。國家社會應有合法的調節手段，不能“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財富必須為社會共享。第四，行仁施義，沒有一定的物質條件，也無法去幫助別人，服務社會。所以今天我們提倡個人勤勞合法致富，先富幫后富，逐漸實現共同富裕。

在義與利的關系方面，應當遵循墨子的“兼相愛，交相利”的原則，提倡互利雙贏。互利互惠、互助互補，以此建立義和利的良性互動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