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學·唐詩學的創新期(“五四”以后)

發生于一九一九年前后的五四運動，給中國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也為幾千年來傳統思想、文化的蛻變打下了基礎。隨著革命形勢的深入發展和新文化浪潮的蓬勃興起，唐詩研究跨進了全面創新的時期。如果說，唐詩學的歷史在宋代出現過第一次飛躍，即由經驗的積累上升到理論的概括，那末，“五四”以后便形成了第二次飛躍，由傳統的觀念與方法向科學的觀念與方法過渡。當然，這一觀念、方法上的更新，不會是一蹴而就的，其間必然要經歷漫長而艱巨的探索過程，也會碰到種種障礙與曲折。大致上說，我們可以以一九四九年新中國的成立為界標，將這段歷史劃分為前后兩個段落，它們是唐詩學創新演進中相互銜接的兩個步驟，而這一創新活動的趨勢，至今仍在延續之中。

從“五四”到建國的這段時間里，唐詩學的創新有哪些突出的表現呢?

首先一點，是綜合研究的加強。傳統的唐詩研究偏重在微觀的分析，如文字的箋校、本事的考索、章句的評點、詩篇的輯佚等，多為一枝一葉的證訂工作，相對忽略宏觀整體上的綜合。即使是理論性著述，一般也是采取詩話、序跋、書信等形式，各成片段，很少有條貫分明的編次。“五四”以后，新的科學方法輸入，人們逐漸擺脫了舊時印象式的批評，著手系統的材料整理和理論歸納，寫出了大量的學術論文和一批專著。其中不僅有許文玉《唐詩綜論》、胡云翼《唐詩研究》、蘇雪林《唐詩概論》、楊啟高《唐代詩學》這樣的斷代文學史概述，還有像胡云翼《唐代的戰爭文學》、孫俍工《唐代底勞動文藝》、陸晶清《唐代女詩人》、劉開榮《唐代詩中所見當時婦女生活》之類專題性論著，大大開拓了唐詩研究的范圍。即使是單個詩人的評傳及年譜，也大多采用實證科學的方法，達到了一定程度的綜合性。

創新的另一表現，是橫向聯系的溝通。古人對唐詩的考察，偏重在詩歌的內部關系上，尤其對于前后詩風的流衍變化和各種體式的參伍因革，辨析甚細，至于詩歌創作與外部環境各方面之間的交流，則注意不夠。“五四”以后，在西方哲學、社會科學的影響下，人的視野打開了，不再把文學視作孤立自足的現象，而開始有意識地從多種角度、多種旁向渠道上來加以聯貫的思考與把握。諸如唐代社會生活、民情風俗、政治變動、文物制度等與詩歌創作的關系，民間歌謠、宗教藝術、說唱表演、傳奇小說對文人詩的作用，印度、西域、阿拉伯之類外來文化和國內各少數民族生活習俗對唐詩的影響等等，都是這一時期的熱門課題，討論活躍，產生了積極的成果。這種不局限于文學本身來談論文學的傾向，還帶動了唐代社會、歷史、文化、制度、民族、宗教等各條戰線的學術研討，與詩歌研究并行發展，相互促進。

創新的再一方面，是理論觀念的變革。古典唐詩學盡管派別紛繁、花色雜多，其思想核心大體不越出傳統詩論的“正變”范疇。圍繞著對這一問題的不同理解，反復展開了宗唐、宗宋乃至宗盛唐、宗晚唐、宗李杜、宗王孟之間的不斷爭執，而唐詩學的基本潮流便一直在這樣的漩渦里打轉。“五四”以后，進化論的思想深入人心，在文學史研究領域里，“一代有一代之文學”(王國維《宋元戲曲史》)的觀念得到廣泛的傳播，人們也就很自然地用歷史發展的眼光來看待唐詩及其流變，把作為一種珍貴財富的文學遺產同創作實踐上的仿效對象區分開來，而不必再糾纏在宗唐、宗宋的陳年舊賬上。這不單保證了研究者的比較客觀的態度，也有利于科學地總結歷史經驗，合理地發揚民族文化的優良傳統。

“五四”以來的唐詩研究工作者中間，特別要提及聞一多和陳寅恪兩位，他們在觀念、方法更新的浪潮中是居于前列地位的。

聞一多對唐詩學的貢獻，不僅在于給唐代詩人和詩作作了大量的考辨工作，更重要的，是顯示了他作為文學史家的宏見卓識。他的《唐詩雜論》雖然是一部不完整的理論著述，而目力所注，上下通貫，確有一個全局性的構思了然在胸。其論初唐詩風的轉變，從唐初宮體的沿襲六朝，經王、楊、盧、駱分頭從事舊體制的破壞和新體制的建設，以至劉希夷、張若虛一步步完成詩歌境界的升華，為一百來年唐詩的發展過程勾畫出清晰的輪廓(見《宮體詩的自贖》、《四杰》諸篇)。這種把詩歌的演進看作首尾相應、環環相扣的有機整體的見解，讀來令人耳目一新。又其論賈島詩，除了從社會背景的變遷上找出此類清冷詩風產生和流行的根源外，還特地聯系南宋末年的“四靈”、明末的竟陵派、清末的“同光體”，說明每個朝代 “在動亂中滅毀的前夕都需要休息”，因而“都有回向賈島的趨勢”(見《賈島》)。像這樣從歷史的比較中探索文學運動的規律，也稱得上獨具慧心。至所編《唐詩大系》，不光選詩自出手眼，且能配以詩作的考校和詩人傳記材料的訂補，在歷代選本中也自成一格。要言之，聞氏的唐詩研究雖屬未竟之業，有些論斷也未為定論，而其以詩人的敏感與哲人的膽識相結合，在方法論上頗多創獲，今天似還可作為我們的借鑒。

另一位知名學者陳寅恪，是以史學家的身分研究唐詩，從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他的《元白詩箋證稿》盡管只是對白居易、元稹的一部分詩作加以論析，卻跳出了乾嘉學派只重文字考據的傳統，旁搜博引，廣泛涉及唐代政治制度、生活習俗、科舉行卷、古文運動、民間歌謠、佛經文學等對詩歌的多重影響，展現了文學與人生之間縱橫交錯的復雜圖景，為唐詩研究開拓了全方位觀察的新鮮視角。《韋莊秦婦吟校箋》諸篇，以史證詩，以詩證史，將史學與文學的研究熔為一爐，也給唐詩學的大廈增添了新的堂廡。

聞、陳二位之外，有成就的專家學者甚眾，難以備述。總的說來，這一時期的理論研究雖有多方面的突破，而仍屬創新的初創階段，并未能建立起嚴整的科學架構。這跟馬列主義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還沒有占領古典文學研究的陣地，而資產階級社會學、庸俗進化論以及“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實用主義方法卻時有風行的狀況，是分不開的。加以整個社會政治環境的動蕩不寧，學術文化的建設不可能全面而有計劃地展開，于是唐詩研究也始終停留在少數專業工作者的案頭之上，時輟時復，自生自滅，難以造成大的氣候。

新中國的成立，為唐詩學的發展開辟了廣闊的前景。建國以來，在黨和政府的關懷下，古典文學的教學與科研工作受到了重視，古籍整理也有了統一的規劃。《全唐詩》和一系列唐人別集、總集的影印出版，新校、新箋、匯評、匯注、編年、考訂工作的深入進行，詩人年譜、傳記、論評等研究著作的陸續編撰，高、中、初不同層次的選本和通俗讀物的大量銷行，以及專業和業余科研隊伍的逐步加強，學術爭鳴和相互協作風氣的健康養成，這一切都促使唐詩的欣賞與研究有了廣泛而持久的開展，呈現出欣欣向榮的生機，是建國前的三十年所不可比擬的。但是，新中國唐詩學的最大特點，還在于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思想的領導地位。在唯物史觀和辯證方法的指引下，人們開始懂得從社會物質生產方式、階級關系和階級斗爭的基點上來尋求文學現象發展變化的動因，重視探討人民生活與作家創作之間的直接間接的聯系，并注意到作品的思想政治傾向與藝術表現的內在統一。這些在今天看來也許會被認作老生常談的觀念，在當時的古典文學研究領域卻是一場破天荒的革命，它使千百年來郁積著的一大堆歷史迷霧得以消散廓清，為唐詩學之走向真正的科學化創造了理論前提。

無庸諱言，前進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風順的。長時期來，在“左”的思想路線的干擾下，古籍整理和研究工作也出現過幾次大的波折。即以唐詩方面書籍、論文資料的出版而言，如果我們對建國以來的情況略加觀察與統計，將會發現一個有趣的事實，即這方面的成果大多集中在五十年代中葉和六十年代初的兩段時間里(新時期除外)，而五十年代后期和一九六四年以后則是兩個陡然下降的低谷。至十年動亂期間，除“評法批儒”中為鼓吹“法家詩人”而有過短暫的虛熱外，整個園地更是一片荒蕪。這種暴漲暴跌的行情，正反映了學術工作所遭受的不正當的干預。更為嚴重的是，“左”的東西還滲透到人們的思想意識里來，造成人們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與掌握上發生了偏差。諸如把社會經濟、政治條件與文學現象線性對應起來，單純從經濟的盛衰或階級斗爭的起伏來解說詩歌創作的繁榮與消歇，忽略了社會意識形態等上層建筑多方面因素的交互作用; 機械地按照特定的政治態度或表現人民生活的程度來給作家劃線，進而虛構出“你死我活”的兩軍對壘，不顧及客觀的歷史分析和全面的“知人論世”;片面強調“政治標準第一”，甚至走到政治標準唯一，取消了詩歌藝術的探求。這種種偏差與失誤，在唐詩研究中是普遍存在著的。多年來，我們的研究工作范圍狹窄，主要集中在李白、杜甫、白居易幾個富于“人民性”的大作家身上，思路不易打開，也跟上述“左”的思想的拘限有關。長此以往，必然會束縛住我們的視野，對唐詩以及唐詩學的總貌產生不正確的觀念，更不用說推陳出新，不斷前進了。

唐詩研究的解脫束縛，邁開飛躍向前的步伐，是最近十幾年間的事。在這段不長的時間內，整個學術事業有了很大的進展，著述之豐富，研討之活躍，隊伍之擴大，社會反響之熱烈，可謂前所未見。在這樣的大好形勢下，新時期的唐詩研究出現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動向。

其一是開拓了研究的課題。除過去討論較多的李、杜、韓、白諸大家續有深入外，王、孟、高、岑、劉、柳、元稹、李賀、李商隱、杜牧等人均已受到重視，各有好幾種有關著作相繼問世，而對于唐詩人中一大批“小家”的研討，也開始著手進行。這種“全面開花”的勢態，十分令人可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工作中逐步形成了由單個作家向綜合性專題發展的趨勢，產生了像程千帆《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孫昌武《唐代文學與佛教》、任半塘《唐聲詩》、羅宗強《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齊治平《唐宋詩之爭概述》這樣一些有份量的學術專著，各就某個專門性領域作了系統的發掘與整理。至如有關唐詩的流派、風格、體式、分期之類問題的探討，也正在積極開展之中。這類專題性研究的紛紛崛起，不僅開闊了唐詩學的領地，還促使整個研究工作上升到一個更高、更新也更富于概括性的層次。

第二個方面，是加強了資料的建設。資料及其考辨，是全部科學研究的基礎，新時期的學術工作者理所當然地把它放到了顯要的位置上，并取得了相當大的成績。詩篇輯佚方面，繼王重民編集《補全唐詩》104首和《補全唐詩拾遺》127首之后，近年來孫望有《全唐詩補逸》二十卷，收詩830首(另殘句86句)，童養年有《全唐詩續補遺》二十一卷，收詩1000余首(殘句230余句)，匯輯為中華書局出版的《全唐詩外編》一書。詩集箋校方面，劉開揚《高適詩集編年箋注》、陳鐵民與侯忠義《岑參集校注》、張錫厚《王梵志詩校輯》、瞿蛻園與朱金城《李白集校注》、錢仲聯《韓昌黎詩系年集釋》(修訂本)、李嘉言《長江集新校》、葉蔥奇《李商隱詩集注疏》等，都是頗見功力的著作，其余新校、新注、選注的本子亦皆有參考價值。詩人事跡考證方面，傅璇琮《唐代詩人叢考》和譚優學《唐詩人行年考》，是兩部具有一定規模的綜合性考據專著，前者考索了初唐以至大歷時期二十七位詩人的身世經歷，后者載錄了盛唐為主的十位詩人的行年紀實，均有翔實精到的發現，而單個詩人年譜、傳記的編寫數量更多。至于版本研究方面，則有萬曼的《唐集敘錄》發表，著錄了唐代108位作家的詩文別集，就其成書經過、卷帙編次、版本沿革、流傳情況等一一加以考述，填補了這類著作的空白。眾多的成果，為唐詩研究打下了扎實的根基。

動向之三，是重視了詩歌藝術的品評。針對過去的研究工作中片面強調思想傾向的偏頗，新時期的詩歌評論明顯地加重了藝術上的探勝，力求找出每個詩人的“文心”所在，借以辨別其風格的異同，總結其創作的得失。這樣做的結果，不但沒有沖淡對作品思想內容的理解，有時還會收到新的補益。例如前一階段關于白居易諷諭詩的討論，并不拘泥于反映民生疾苦這一傳統著眼點上，卻是就其藝術表現上的經驗與教訓展開爭鳴，回過頭來看諷諭詩的政治功能便格外清楚。又比如對李商隱無題詩的研討，近來也有一些論著跳出了單純議論其有無寄托或寄托些什么的框子，轉而探究無題詩在藝術構思和寫作手法上的獨特路子，亦有助于弄清比興寄托的問題。可見藝術的分析對于全面了解唐詩，是必不可少的。與此相應，有關詩歌鑒賞的書籍和文章在這段時期特別風行，有的還同選本結合起來，夾注夾評，很受讀者歡迎。形式上，有通評一代詩，也有專評一體詩或一家詩，甚或將近似的詩作放在一起比較、品味;評語有三言兩語，也有逐句串解甚至長篇大論發揮的，品種繁多，可以適合不同的口味。鑒賞之學的發達，既體現了向全民族普及優秀古典文化的需要，也反映出廣大群眾對于唐詩藝術的愛好與關注。

最后一點，是注意了科學方法的運用。“左”的思想觀念曾給我們的研究事業帶來很大的損害，撥亂反正以后，學術界普遍意識到要正確地理解和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方法，實事求是地評述歷史。近年來對一些重要學術問題的探討，如李杜優劣、韓柳關系、邊塞詩的評價、唐詩繁榮原因的追溯等，大都貫串了這一精神。像韓愈這樣一位復雜的歷史人物，不少研究者指出：不僅要看到他反對“永貞革新”，也要看到他主張去除弊政和參預削平藩鎮割據; 不僅要看到他用詩文宣傳儒家之道，也要看到他有突破儒家思想束縛的表現;對于他所提倡的“儒道”，固然要看到其保守、復古的一面，也要看到它在當時具有“尊王攘夷”的現實政治作用的一面;而韓愈的某些落后的政治觀點，又常常同他的文學革新的主張和實踐結合在一起。這樣一種盡可能尊重歷史的多角度觀察與分析問題的方法，同過去 “按人劃線”、“一刀切”的做法相比，差別是很分明的。而像前面講到的許多綜合性專題的開發，促使人們在社會經濟、政治制約的大前提下，同時考慮到時代心理、民族關系、科舉制度、宗教習俗、藝術文化、學術傳統諸種因素在詩歌創作上的投影，把握唐詩在歷史大網絡中的多向聯系。亦顯然是一種視角上的開拓與轉換，同樣顯示了思維方式的變革。要說唐詩學的創新，這恐怕是最有深遠關系的一點。

回顧建國以來走過的道路，我們感到，盡管存在著這樣那樣的曲折，而收獲是肯定的，進步是顯著的，前途是大有希望的。怎樣才能適應當前飛躍發展的形勢，把我們的創新事業繼續推向前進呢?不妨借用清人姚鼐以“義理、考據、辭章”三者論學的傳統說法，來對今后的唐詩研究作一點估量。

考據之學(輯佚、校勘、箋注均在內)，是建國以來唐詩研究領域中最有成績的一個部門，看來在今后相當時間內也仍然是一門“顯學”，因為不打好這個基礎，科學的歸納就難以順利地進行。目前考據工作雖有多方面的展開，發展上仍不平衡，有許多缺漏的環節尚待填補。而隨著唐詩研究向綜合的方向演進，一些帶有全局性的史料建設項目，如 《全唐詩》的重新整理，唐人傳記材料的總合考訂，唐詩大事年表的制作，歷代唐詩書目與論評資料的匯編，以及跟唐詩研究有關的各種典章、文物、政事、風習的系統考辨，正逐步提上議事日程，甚或已在上手之中，它們有可能成為下一階段考據工作的中心。這就要求我們加強整體規劃，搞好通力協作，爭取在不太長的時間里有一個較大的突破。

再來看辭章之學，它包括選讀、鑒賞、品題、解析和藝術評論等方面，在唐詩研究中有著悠久的歷史，而最近幾年間尤見興旺發達。這是新形勢下人們的文化水準和藝術需求不斷增長的具體表現。據眼下情況分析，這種“鑒賞熱”還會跟著全民族文化藝術修養的普遍提高而持續下去，不過它自己也面臨著一個提高與深化的問題。總的說來，我們的詩歌鑒賞和批評方法還比較陳舊、單一，基本上沿襲前人的評點與串解的路子，帶有較大的直觀、經驗的成分。當務之急是要把這種直觀式的品評導向理論化、科學化，建立起具有嚴密邏輯依據而又切合民族藝術規范的辭章之學。為了做到這一點，不僅要對傳統的批評方法進行反思，還需要借鑒其他民族的藝術經驗，像現代世界上流行的心理分析、語義分析、結構主義、接受美學、闡釋學、符號學等，都可以結合本民族詩歌的特點予以改造出新。這樣才能開闊我們的視野，豐富我們的審美情趣，保證詩歌藝術的探討漸趨深入。

末了談一談“義理”之學，它指的是對詩歌創作和詩歌史的理論概括，也是整個唐詩學的核心部分。應該承認，新時代的唐詩研究盡管開拓了許多新的領域，在思想觀點上也多所創獲，而相比之下，理論總結仍然是最為薄弱的環節。多年來，我們的研究工作大半集中在文字訓詁、資料考訂和作家作品的賞鑒與批評上，很少進行綜合性的思考論斷，所以迄今為止，還難以對唐詩的質性、流變、淵源、影響、結構、規律等問題提出自己獨特的概念，更不用說形成一整套類似于嚴羽、高棅、沈德潛、翁方綱那樣的詩學體系了。近期間，隨著專題研討的加深，從一個或幾個側面進行理論上歸納、總結的傾向有所抬頭，但也還處在嘗試的階段。如何將現有的成果鞏固和擴大開來，逐步提煉出不同于古典范式的新型唐詩學的理論觀念和架構，是今天的學術工作者應負的歷史使命。在這個問題上，唐詩學自身所經歷的漫長的演進道路，可以為我們提供有益的借鑒。我們看到，歷代學者研究唐詩，或著眼于風骨和興寄，或偏重在興象和韻味，或孜孜以辨析其體格和聲調，各執一端，罕能會通;至如清人沈德潛、翁方綱之流，試加調和折衷，亦未臻于成功。“五四”以后的研究者，大多從詩歌內部的關系轉到了外部環境，至馬克思主義興起，更由上層建筑的考察移向經濟基礎與階級關系，而亦未免一度忽略其他方面的因素。由此看來，一部唐詩學的歷史，從根本上講，也就是人們對于唐詩的質的探索史，是人的認識不斷轉換與深化的過程。各個學派都從某一點上觸及唐詩的本體，而尚未能充分掌握其質性。總結歷史的經驗，我們今后應考慮采取全方位的研究方法，將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眾多因子結合起來進行多角度的研究，同時也將詩歌的外部關系與內部關系、形體要素與形上要素綜合起來加以研究，這樣才有可能對唐詩獲得比較客觀而全面的認識;也只有到了這個時候，才能算是基本上實現了創建新一代唐詩學的任務。晚近的學術潮流，正是朝著這個方向發展的，我們完全有信心完成這一光榮而艱巨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