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國安邦，事業成功之本，在于領導人才的高素質

1．滅私循公，堅守直道

從古到今，對各類領導人才，有許多要求，但其中最主要的帶根本性的，莫若于公。貞觀元年，唐太宗與王珪等人談論人們在發表各類意見時，往往顧及諸多情面，怕生禍端，明哲保身，而唐太宗要求眾大臣應“滅私循公，堅守直道”（第24頁）。他特別指出，有些人“面從背言，不以為患，后至大亂一起，家國俱喪”（第24頁）悔之莫及。領導者首要的是堅守一個公字，立身奉公，為政為公。所謂公者，就是公正、公平、公道，一切出以公心，不偏私，不畏勢，實事求是，堅守直道，說話辦事處處為公。只有堅持做到公，才能對國家、對事業克己盡忠。不公則不忠。唐太宗對歷史上為公盡忠之士甚加贊美，有的還親去祭奠。私為萬惡之源，招禍毀身，已為歷史定律。貞觀二年唐太宗向諸大臣提出：“為政莫若至公。”（《資治通鑒》，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一九四卷，貞觀二年）并舉諸葛亮處分廖立、李嚴的事，說明為政必須至公。廖、李受處分，被放逐南夷，當他們知道諸葛亮死了，卻都悲痛哭泣，李嚴為此憂郁而死。如果諸葛亮為政處事待人不是極端的公正，能夠如此嗎？古人云：公生明，廉生威。領導者為人處世，必須堅守公道，這樣才能樹立正氣，調動下屬和員工的積極性。

御史大夫杜淹在一次會議上對自己提出的意見被封德彝批駁后，默然不作聲，唐太宗問他為何不辯解：他說：“天下之務，當盡至公，善則從之。”（《資治通鑒》一九二卷，貞觀元年）領導者們研究討論問題，應當處處從公出發，堅持真理，修正錯誤，誰的意見正確，就應當“善則從之”。

2．若安天下，必先正其身

唐太宗說：“若安天下，必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亂者。朕每思傷其身者不在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禍。若耽嗜滋味，玩悅聲色，所欲既多，所損亦大。既妨政事又擾生人，且復出一非理之言，萬姓為之解體。”（第1頁）作為領導者或經營管理者，必須有良好的素質與涵養，必先正其身，所謂己不正，焉能正人？可以說，良好的品德是領導者與經營管理者的起碼條件。因此，“人之立身，所貴者惟在德行”（第244頁）。國家之衰，事業之敗，禍之所起，莫不由此。從古至今，人們往往多注意養身，重視吃、穿、住、用、玩，而多忽視養心養德，許多人的失足，無不從其思想道德滑坡開始。

怎樣才能加強自我修養，提高自身的道德素質呢？唐太宗說：“人苦不能自見。”（第161頁）魏徵死后，唐太宗說：“夫以銅為鏡，可以整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第53頁）就是說要研究歷史經驗，聽取批評意見，并勇于實踐。此外，加強學習，也是提高個人修養和素質的一個重要方面，“人之讀書，欲廣見聞以自益耳”（第341）。

3．從諫如流，兼聽納下。

唐太宗在接受批評、廣泛聽取意見等方面在封建帝王中是比較突出的。“兼聽則明，偏信則暗”，這是魏徵向唐太宗提出的。貞觀二年，唐太宗問魏徵：“何謂明君暗君？”魏徵說：“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詩曰：先人有言，詢于芻蕘，昔堯舜之世，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這就是說，領導者不恥下問，向割草打柴的人請教。魏徵接著說：“故人君兼聽納下，則貴臣不得雍敝，而下情必得上通也。”（第3頁）現在也不乏偏聽偏信的領導者，這種人只聽恭維話與吹捧的話，不愿聽批評意見，如此，為何不暗！魏徵強調“兼聽納下”，也就是要聽同級的、下級的與群眾提出的正確意見，上下政通，弄虛作假，欺上瞞下的情況，就會大為減少。

兼聽就是要聽取各方面的不同意見，搜集情報信息，深入調查研究，對提批評建議的人，要以禮相待。唐太宗說：“每思臣下有讜言直諫，可以施于政教者，當拭目以師友待之。”（第41頁）貞觀八年，唐太宗說：“朕每閑居靜坐，則自內省，恒恐上不稱天心，下為百姓所怨。但思正人匡諫，欲令耳目外通。天下無怨滯。”“所以每有諫者，縱不合朕心，亦不以為忤。”（第85頁）“古之帝王，有興有衰，猶朝之有暮，皆為敝其耳目，不知時政得失”（第31頁）或“只為不聞己過，或間而不能改也”（第57頁）。貞觀四年，唐太宗計劃調動軍隊民工，大修洛陽乾元宮，大臣張玄素上書指出：剛剛結束戰亂，國家財力困難，此舉，有損國家財力人力，后果嚴重，要求唐太宗在勤儉節約方面“以身為先”“無為由余所笑”。唐太宗看后說：“我不思量，遂至于此。”（第92、93、96頁）（注：由余本晉國人，后去西戎，秦穆公時，西戎派往秦國的使者。）

4．孜孜求士，務在擇官

人才是事業成功之本，領導者除個人勤奮外，一條重要原則就是要善于選才用人。貞觀六年，唐太宗對魏微說：“王者須為官擇人，不可造次即用。”“用得正人，為善者皆勸，誤用惡人，不善者竟進。”魏徵答曰：“今欲求人，必須審訪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設令此人不能濟事，只是才力不及，不為大害。誤用惡人，假令強干，為害極多。”“必須才行俱兼，始可任用。”（第170頁）貞觀三年，唐太宗對杜如晦說，現在用人“惟取其刀筆，不悉其景行。數年以后，惡跡始彰，雖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第168頁）。

唐太宗十分愛才，并親自選拔人才，對于德才突出的人，破格提拔使用。貞觀二年，唐太宗對王珪說：“自此百官中有學業優長兼識政體者，多進其階品，累加遷擢焉。”（第26頁）他善于從日常工作中發現考察人才，貞觀五年，馬周住在中郎將何之常家，一次唐太宗令群臣上書，對朝政提出得失意見，馬周為何之常草擬了一份二十多項的奏文，唐太宗看后，認為很有水平，覺得奇怪，于是問何之常，答曰：“此非臣所發意，乃臣家客馬周也。”“唐太宗即日召之。未至間，凡四遣使催，乃謁見，與語甚悅。”太宗親自與之交談，發現馬周確實是個人才，后累升遷職務。唐太宗說：“我與馬周，暫時不見，便思之。”（第73頁）唐太宗提出，對于人才“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已長格物，隨能收敘，無隔卑賤。”（第46～47頁）房玄齡隨唐太宗征戰，每克一地，眾人競爭珍玩，玄齡則訪問收取人才，留于軍中，推薦國家任用。（第46頁）

貞觀十一年，侍御史馬周上疏說：“理天下者以人為本，欲令百姓安樂，在刺史、縣令……自古郡守、縣令皆妙選賢德，欲有遷擢為將相者，必須撫試以臨民。”“必不可獨重內臣，外刺史、縣令，遂輕其選舉，所以百姓未安，殆由于此。”（第171頁）馬周提出一個重要的觀點，不僅要重視高級干部的選拔教育，對于中基層干部，也要認真選舉，因為政策的貫徹、百姓的安樂，直接關系到他們的素質和水平，弄不好會出亂子。擔任高級職務，必須經過基層實踐鍛煉。唐太宗也說：“所委者惟都督、刺史，此輩實治亂所系，尤須得人。”（第167頁）

5．克儉節用，實弘道之源；崇侈恣情，乃敗德之舉

唐太宗君臣認識到“首創奢淫，危亡之漸”（第88頁）“克儉節用，實弘道之源；崇侈恣情，乃敗德之本”（第278頁）。唐太宗身經戰亂，比較了解民間的疾苦，他說：“每一食，便思稼穡之艱難；每一衣，則思紡績之辛苦。”（第246頁）他反對奢侈，提倡廉潔。侈淫貪腐，不僅敗壞德行，而且損害國家利益，危害百姓，最后自己也身敗名裂。唐太宗勸勉大臣們：“賢者多財損其志，愚者多財生其過。”“若循私貪濁，非止壞公法，損百姓，縱事未發間，中心且不恒懼？恐懼既多，亦有因而致死。大丈夫豈得茍貪財物，以害身命，使子孫每懷愧恥耶？”（第383頁）他說那些貪污受賄的人是不懂得真正的愛財，是“視小得而大失者也。昔公儀休性嗜魚，而不受人魚，其魚長存。且為主貪，必喪其國，為臣貪，必忘其身”（第381頁）。一切貪污受賄侈淫，都是亡國敗身之始，那些“見金銀錢帛不懼刑網，徑即受納，乃是不惜性命”。“贓賄既露，其身亦損，實為可笑。”（第380頁）

不貪不侈，是領導者的必備素質。在唐太宗的倡導下，貞觀時期的一些大臣也較儉樸：中書令岑文本，住宅卑陋，有人勸他另建新宅，他說：我本是一個普通老百姓，對國家并無功勞，僅憑文字工作，官致中書令，這也是頂點了，高官厚祿，憂懼已經很多，還能再添置產業嗎？（第387頁）尚書右仆射溫彥博，家境貧窮，住房無正廳，他死后，停柩在側室，唐太宗聽到后很感嘆，命令給他增修正室，優厚辦理喪事。（第386頁）

6．勿以功高而自大，勿以太平漸久而驕逸

聞過即改，不矜不逸，這是很多領導者都不易做到的。在艱苦危難時期，人們能保持一股子干勁，不驕不躁，克己自律，謙虛謹慎，但是“及其安樂也，則驕奢放逸，莫能終其善”, “及其富貴也，則思茍全官爵，莫能盡其忠節”。（第548頁）故而不思上進，或蛻化變質。魏徵曾批評唐太宗：“然受命之初，皆遵之以成治；稍安之后，多反之而敗俗。”（第549頁）貞觀元年，鄃縣縣令裴仁軌，私下使用守門人服役，唐太宗大怒，欲斬之，侍御史李乾祐批評說：“法者，陛下所與天下共也，非陛下所獨有也。今仁軌輕罪而抵重刑，臣恐人無所措手足。”（《資治通鑒》一九二卷，貞觀元年）唐太宗接受批評并提升了李乾祐的職務。貞觀十一年安州都督吳王（李恪，唐太宗之子）數出畋獵，危害百姓，御史柳范上奏彈劾，李恪被免職，唐太宗說李恪的老師權萬紀教育失職，罪當處死，柳范說：房玄齡事陛下，猶不能止畋獵，豈得罪萬紀！唐太宗拂衣而入，久之，獨引柳范說：你為何當面折辱我？柳答：陛下仁明，不敢不盡愚直，唐太宗聽后說：你的批評很正確。（《資治通鑒》一九四卷，貞觀十年）

唐太宗是個能聞過即改的封建帝王。貞觀初年，唐太宗與王珪在宴席上交談，時有美人侍宴在側，唐太宗指美人對王珪說：此女本是廬江王李瑗的愛姬，李瑗叛亂被殺后，收入宮中，廬江王不道，殺了美人的丈夫而強占美人為妻。王珪問唐太宗，陛下認為廬江王做得對嗎？太宗說，哪有殺人而奪其妻的道理？你竟然問我這種做法對不對？王珪引用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的故事，批評唐太宗的錯誤，唐太宗遂令美人還其親族。（第90頁）貞觀十三年，魏徵針對唐太宗“近歲頗好奢縱”提出了十條批評意見，尖銳地指出其缺點錯誤，唐太宗說：“自得公疏，反復研尋，深覺詞強理直，遂列入屏障，朝夕瞻仰。”（第564頁）召見官員交談，皆賜坐說話，“務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第23頁）。

7．“十思”“九德”是領導者應有的涵養

修養也是領導者的重要素質，一般說來，人的生性大多都是喜歡安逸，一個人慎終如始，安而能懼，是很難做到的。《易經》說：“君子安不忘危，治不忘亂，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家國可保。”領導者對此“不可以不深察也”（第453頁）。

貞觀十一年，魏徵向唐太宗進言，指出歷史上的統治者，大多開始深切憂患，謹慎行事，但成功之后，逐漸德衰業敗，人們對他“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第15頁）。

為此，魏徵向唐太宗提出，考慮、處理問題要“十思”，即“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懼滿盈，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游，則思三驅以為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雍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想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以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以怒而濫刑。”（第16頁）這“十思”對于領導者自身修養、為人處世、律己待人，都是很有借鑒意義的，它包含著深刻的人生處世哲學和治國安邦的道理。

“九德”是《尚書》提出的對領導者應具備的九個方面的素質要求，即“寬而栗，柔而立，厚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九個方面，大意就是寬宏大量而又謹慎，為人溫和而又堅持原則，老實忠厚而又嚴肅莊重，富有才干而又辦事認真，柔和馴服而又剛毅果斷，為人耿直而又待人和氣，志向遠大而又注重小節，堅強不屈而又符合道義。以上“十思”“九德”可作為現代領導者自我修養的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