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世圖存—明清之際的儒學·顧炎武·治學方法

顧炎武所代表的學風，學者常稱之為樸學。樸學之義應與顧氏下面一段話聯系起來理解：“凡文之不關于六經之指、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為。”(《亭林文集》卷四，《與人書》)這種學術宗旨與理學不同：理學的特點在于空言說經，侈談義理，以至忽視當世之務，這已為葉適、陳亮以來的學者所指摘。顧炎武繼承了永嘉、永康經制之學和事功之學的傳統，崇尚實學，講求經世致用，同時又提倡扎實、細密、樸實的考據方法。顧炎武曾說：“必有濟世安民之識而后可以考古斷今。”(《菰中隨筆》卷三，《敬躋堂叢書》本)訓詁考據是通經致用的手段，這是樸學的宗旨。由于樸學講求通經致用而厚古薄今，強調振興邦族，自然不能為清廷容忍而任其發展。于是，學術史開始轉入為考據而考據的狹路，出現了后來乾嘉時代所謂的“專門漢學”。煩瑣饾饤，考之于不必考之地，這是顧炎武始料所不及的。

顧炎武掃除理學空疏之弊，開一代樸學風氣之先，其治學方法究竟有哪些特點，這是下面所要探討的問題。

在封建時代，圣賢經典一次次被重新解釋。經學對于思想文化的影響，猶如投石湖水所產生的波紋，每道波紋都產生于同一個振源，波紋之間雖有先后之分，但并不意味著彼此之間有什么序列關系。在經學史上有漢人訓詁，唐人義疏，然后有宋明義理之學，清代則出現漢學。依照歷史發展順序，宋明理學乃繼漢、唐經學而起，但宋、明理學家從來不承認兩者之間的關系。他們宣稱直接繼承堯、舜、周、孔，自謂圣學，而鄙薄漢、唐經學。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手稿(清道光刻本)

理學講求心性之學。明經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用朱熹的話說，是“借經以通乎理爾，理得則無俟乎經”(《朱子語類》卷一一)。而陸王心學則反對“從冊子上鉆研”，提倡“發明本心”、“致良知”的頓悟方法。至末流則“束書不觀，游談無根”。

顧炎武治經的態度與此不同，他認為，對儒者來說，通經以備用世，本身即是一種目的，“引古籌今，亦吾儒經世之用”(《亭林文集》卷四，《與人書》八)。因此，他主張通經，以漢儒為師。“六經之所傳，訓詁為之主，仲尼貴多聞，漢人猶近古”(《亭林詩集》卷四，《述古》);“讀書未到康成處，安敢言談議漢儒”(《菰中隨筆》卷三，《敬躋堂叢書》本)。他拋棄了理學家的明體功夫，專心致志于通經之業，摸索出一套扎實、細密的治學方法。

我們先看他是如何對待讀書的。

顧炎武一生“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書”。十四歲時，他就讀完了《周易》、《左傳》、《國語》、《戰國策》、《史記》、《資治通鑒》以及《孫子》、《吳子》等書。此后，他專習科舉帖括之學達十余年之久。清兵入關，他絕意仕進，摒棄帖括之學。在戎馬亂離之間，他手不廢卷，閱書數萬卷。他讀書范圍極廣，經史子集、金石碑刻、簡牘章奏、方志朝報，無所不窺，于廣博中求專深，而注力所在，尤以經史為長。

理學家讀儒典，拈出只言片語，便謂大本在此，至于其余文字，可以不問。而顧炎武則不然，他以小學音韻為學問基礎，曾說，“古之教人，必先小學。小學之書，聲音文字是也”(《日知錄》卷四);“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諸子百家之書，亦莫不然”(《亭林文集》卷四，《答李子德書》)。他以為讀古籍，首先要懂古音韻，懂古音韻才能明字義，明字義才可通九經及諸子百家之書。古代哲人學士，學非專門，一部著作中往往要牽涉到多方面的知識，而且字有體同義殊，歧出分訓，音有楚、夏之別，因地因時而異。因此，要明一字之義，須遍考典籍，要審一字之音，須遍驗古韻。然而顧炎武卻給自己立下了這繁難的讀書規程，扎扎實實，從一點一滴做起，積數十年學力去做通經致用的學問，這種樸實學風，產生出一種與理學迥然有別的方法，就是：歸納的方法而非演繹的方法，歷史的方法而非思辨的方法，證驗的方法而非參悟的方法，實事求是，把古書還之于古人，不加入自己的主觀臆測。他尊重古經，是把它作為一種有價值的歷史經驗，而不是什么秘旨奧典。

歸納法是顧炎武治學的基本方法。這需要充分占有資料，比勘審核，尋繹離合異同之故，旁推互證，排比鉤稽，以求薈萃貫通。顧炎武所著《詩本音》即是運用此法的典范，“即本經所用之音，互相參考，證以他書，明古音原作是讀。……南宋以來，隨意葉讀之謬論，至此始一一廓清，厥功甚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四一二，《經部· 小學類三》)。

歷史的方法與歸納法有密切關系。顧炎武對其所要研討的問題，每一事必詳其始末，辨其源流，如《日知錄》中所論歷代風俗演變、典章制度沿革等即其范例。通過史跡的發現來究明興衰治亂之所以然。運用此種方法，他也發現古籍中許多舛謬之處，如時代錯誤、史實不符等。

顧炎武還特別重視證驗的方法，力求名實相副，凡事有佐證方可立是非，無佐證則寧付闕疑而決不師心自用。他說：“史書之文中有誤字，要當旁證以求其是，不必曲為立說。”(《日知錄》卷二一七，《漢書注》)他還重視社會實際考察，在其北游途中，始終“以二馬二騾載書自隨。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詢其曲折，或與平日所聞不合，則即坊肆中發書而對勘之”(全祖望《鮚埼亭集》卷一二，《顧亭林先生神道表》)。

以上是顧炎武的讀書方法，但這只是做學問的基礎功夫。至于著書立說，顧炎武有更嚴格的要求。

首先，他強調著述應“以器識為先”。所謂“器識”就是他的經世致用的思想。顧炎武非常欣賞白居易“文章合為時而著”的話。因此在選題上，他注意的是那些關系經義治道之大體的題目，而不屑去做無關宏旨的小考證。他自己就說：“所著《日知錄》三十余卷，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有王者起，得以酌取焉，其亦可以畢區區之愿矣。”(《亭林文集》卷三，《與友人論門人書》)他認為，著書的目的在于備世之用，而不是為了夸能炫博。因此，他不屑于羅列紛繁雜多的材料，而是有分析、有斷制，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一九稱：“炎武學有本原，博贍而能通貫，每一事必詳其始末，參以證佐而后筆之于書，故引據浩繁而牴牾者少，非如楊慎、焦竑諸人偶然涉獵，得一義之異同，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所謂“有本原”、“能通貫”，就是顧炎武所說的“器識”。《日知錄》結構嚴整，內在聯系緊密，而不同于一般的札記、筆錄，也正在于它“以器識為先”，一以貫之。

其次，顧炎武提倡創新精神，反對文人剿取剽說、因襲模仿的風氣。他認為，著書要有新的內容：“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人之所不可無，而為之。”他自述其撰《日知錄》的過程說：“愚自少讀書，有所得輒記之，其有不合，時復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則遂削之，積之三十余年乃成一編。”同時，顧炎武重視古代文化遺產，注意從中發掘精華，合目的地精選約收。顧炎武主張，“凡引前人之言，必用原文”(《日知錄》卷二○，《引古必用原文》)，并且要注明立言之人，不掠人之美，不張冠李戴。“凡述古人之言，必當引其立言之人，古人又述古人之言，則兩引之，不可襲以為己說也。”(《亭林詩集》卷四，《述古》)顧炎武敢于開拓新的學術領域。他的著作不僅裁斷新、材料新，多發前人所未發，而且體例嚴謹，具有嚴肅的科學態度。

再次，顧炎武著書立說，不務虛名。他反對那種不求其實、速于成書、躁于求名的學風：“疾名之不稱，則必求其實矣，君子豈有務名之心哉!”(《日知錄》卷七，《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他以為文不貴多，立言不為一時，著者應該對后人負責。“讀書不多，輕言著述，必誤后學。”(《亭林余集·與潘次耕札》)他的《日知錄》和《音學五書》都是積學數十年的力作。當《音學五書》刻成待印之時，發現有誤，猶致書其弟子潘耒說：“著述之家，最不利乎以未定之書傳之于人。……此書雖刻成而未可刷印，恐有舛漏以貽后人之議。”(《亭林文集》卷四，《與潘次耕書》)

復次，顧炎武反對門戶之見，主張虛心求教。他反對以一家之言排斥眾說，以為“排斥眾說，以申一家之論，而通經之路狹矣”(同上，卷三，《與友人論易書》)。他主張“問道論文，益征同志”，師友之間互相質學，可以辨章學術，補苴疏漏;反之，“獨學無友，則孤陋而難成”(同上，卷四，《與友人書》一)。他的《日知錄》、《音學五書》寫成后，就曾質諸不少學友。他在《與陸桴亭札》說：“近刻《日知錄》八卷，特付東堂郵呈，專祈指示。其有不合者，望一一為之批駁，寄至都門，以便改正。”又《與友人書》說：“今此舊編，有塵清覽，知我者當為攻瑕指失，俾得刊改以遺諸后人。”(《蔣山傭殘稿》卷一)

以上談了顧炎武對待著述的嚴謹負責態度。它反映了樸學的嚴謹學風。這種學風是十分寶貴的。顧炎武是集事功之學與考據之學于一身的學者，他提出“凡文之不關于六經之指，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為”。在批評理學的活動中，他一面崇尚事功，批評理學的空疏無用，一面師法漢儒，批評理學空言說經。但他所謂的“當世之務”與“六經之指”本身是有矛盾的。首先，當世之務包含著除舊布新的變革，對于新的事物需要新的理論來概括和說明。但在儒生看來，創造新理論是圣人之事，古圣所制《六經》“廣大悉備”，問題只在于如何對它詮解。于是，許多新思想不得不背上經學的沉重外殼。其次，顧炎武在經學上花了那么多的時間和精力，這“六經之指”是否一定關涉“當世之務”，或者說，這“六經之指”對于國計民生究有何種實用價值，應該考慮。顧炎武主觀上要經世致用，卻采取了通經學古的保守的為學途徑，與徐光啟、李之藻等人的西學譯介，方以智的質測之學以及稍后顏李學派的“兵農錢谷、水火工虞”之學相比，其社會意義就顯得遜色了。而且顧炎武在理論方面的建樹也不如王夫之。總之，他在經世致用之學方面遠不如他的考據學的成就大，難怪后來的乾嘉漢學要買櫝還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