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文化的地位·九流之一·法家:“嚴刑峻法”

春秋至戰國是一個充滿著激烈的社會變革的時期。社會性質的變革，必然要求在制度上有相應的變革。正是為了順應這種變革的趨勢，法家思想應運而生。

法家的產生

法家的產生可上溯到子產。《左傳》昭公六年三月“鄭人鑄《刑書》”。其時子產在鄭國執政。這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新刑律。《左傳》昭公二九年，晉國鑄刑鼎。此種成文法的出現，表明法家思想已在春秋末年出現。其時各國都在變法，以建立新的政治、經濟制度，促進封建制的發展和鞏固。前期法家思想的主要代表有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

李悝，戰國初期魏人，曾任魏文侯相。公元前403年韓、趙、魏三家分晉。李悝在魏文侯的支持下，實行變法。他以“食有勞和祿有功”的原則，代替了無功受祿的“親親”宗法原則，以封建官僚制代替了奴隸制的世卿世祿制。他還把土地分給農民，抽取“什一之稅”。據《史記·孟荀列傳》，李悝曾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我們現在僅能從《漢書·食貨志》窺見其大略。其要點在于講如何合理地收租，合理地調整谷價等。魏國實行了李悝的改革措施之后，很快地就富強起來了。《晉書·刑法志》云：“秦漢舊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法經》現已佚。秦漢以后的刑律大抵是以李悝的刑律為藍本的。

商鞅，是李悝的學生，與吳起同是戰國中期衛人而年輩略后，先在魏相公叔座手下干事，公叔座死前將其推薦給魏惠王，未被起用。其時秦孝公在國中求賢，于是商鞅便跑到秦國。商鞅在秦國實施變法，時間略晚，但卻較徹底。

商鞅變法態度十分堅決，認為“疑行無名，疑事無功”。只要能夠強國，就“不法其古”。只要利于民，就“不循其禮”(《史記· 商君列傳》)。他指出，社會是不斷變化的，所以沒有什么固定不變的法和禮，應該“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反古者不可非”(《商君書·更法》)。

商鞅的“變法之令”主要內容如下。在政治上較徹底地取消了奴隸制的世卿世祿，他明文規定，舊宗室貴族沒有軍功，不許再列入宗室的名冊。在經濟上，他規定，“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取消宗法貴族的特權，一律收取租稅;積極提倡“耕”和“戰”;制定了“重農”和“軍功”政策，有軍功者，可以“受上爵”，努力從事農業生產，“耕織致粟帛多者”，可以免除各種徭役。與此相應，他抑制工商，從事于工商而貧者，則收錄其妻子，以為奴婢。

商鞅的變法還實行連坐，獎勵告密。居民五家為保，十保相連。若一家有罪，其余九家應檢舉揭發。否則，十家連坐。如“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史記·商君列傳》)。

商鞅主張嚴刑峻法。雖獲輕罪，必致重罰。“公孫鞅之法也，重輕罪。重罪者人之所難犯也，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離其所難，此治之道。夫小過不去，大罪不至，是人無罪無亂不生也。”這就叫作“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是謂以刑去刑”(《韓非子·內儲說上》)。

變法之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于公戰，怯于私斗，鄉邑大治”(《史記·商君列傳》)。變法的結果是秦國的國力不斷強盛。但商鞅的變法卻遭到了儒家的反對。商鞅推行“變法之令”時，孟子也在各國游說。魏惠王被商鞅打敗后，不得已遷到梁國去。他很希望孟子能提出些“有利于吾國”的辦法。但孟子卻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反對商鞅的耕戰政策，他說：“善戰者服上刑。”即善于打仗的應該處以最重的刑罰。于此可見，儒家學說不切合當時的歷史實際。眾所周知，秦國的強大是商鞅變法所致，秦王政后來之所以能夠統一中國也是商鞅變法的歷史結果。

韓非子像

《韓非子》(明萬歷六年刻本)

《韓非子·定法》曰：“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為法。”簡略地道出商、申之間的差異。法是成文法，術則為“帝王南面之術”。申不害，鄭國人，曾任韓昭侯相。他在韓推行變法，使韓“國治兵強，無侵韓者”(《史記·老子韓非列傳》)。申不害著書二篇，題為《申子》，今已失傳。申不害認為，要鞏固君主的既得利益，防止大臣的篡奪，必須加強君權，重視駕馭群臣的辦法。他說：“君設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詳;君操其柄，臣事其常。”他主張要以人主為本位，在這個前提之下，人主還必須運用“無為”的手段，在暗中考核人臣。他說：“善為人主者，倚于愚，立于不盈，設于不敢，藏于無事。竄端匿跡，示天下無為。”(《大體篇》，《群書治要》卷三六)人君必須裝出一副糊涂的樣子，而其實一點也不糊涂。惟其如此，才能“操生殺之柄，課群臣之能”。

慎到為趙國人，是前期法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他提出了重勢的原則，指出：“飛龍乘云，騰蛇游霧，云罷霧霽，而龍蛇與螾蟻同矣，則失其所乘也。賢人而屈于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于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韓非子·難勢》)引)慎到所謂勢指勢位或權力。這表明他看到了勢位在法治過程中的重要作用。

韓非集大成

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是戰國末期的韓非。韓非出身于韓國沒落貴族。他和李斯都曾做荀子的學生。他約生于公元前280年，卒于公元前233年。韓非法治思想的特點在于他總結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三家思想，提出了以法治為中心的法、術、勢相結合的思想體系。

法是公之于眾的成文法。韓非指出：“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于官府而希之于百姓者也。”(《韓非子·難三》)又說：“法者憲令著于官府，刑罰必于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韓非子·定法》)術是君主秘密掌握的用以駕駛臣民、監督法的貫徹實施的方法。韓非指出：“術者藏之于胸中，以偶眾端而潛御群臣者也。”(《韓非子·難三》)又說：“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韓非子·定法》)

申不害言術，商鞅重法，韓非則兼而言之。他認為，法術不可缺一，而應相互為用。他說：“君無術則弊于上，臣無法則亂于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韓非·定法》)由此出發，他批評商鞅。商鞅的法令規定，斬一敵首級官升一級，為五十石之官，斬敵兩首級，則官升二級，為百石之官。但官的升遷應與智能相應，而斬首則與勇力相稱。現在以斬首之勇力而任智能之官位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商鞅法治思想的局限還在于他言法而不言術。這只有利于臣下而不利于人主。因為人主“無術以知奸，則以其富強也資人臣而已矣”(同上)。他也批評申不害言術而不定法，指出：“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則奸多。故利在做法前令，則道之;利在新法后令，則道之;利在故新相反，前后相悖，則申不害雖十使昭侯用術，而奸臣猶有所譎其辭矣。”(同上)而且，韓非認為，申不害雖言術，然“未盡于術也”。由上可知，韓非把商鞅、申不害倆人的法治思想綜合了起來，并在新的形勢下，把法家思想向前推進了。

韓非認為，法之暢行，術之運用，必須以掌握權勢為前提，而且它們必須為權勢服務。所以他在法、術之外，又特別重視“勢”，即權勢。他繼承并進一步發展了“重勢”的學說。他區分了“自然之勢”和“人為之勢”。他說：“夫勢者，名一而變無數者也。勢必于自然，則無為言于勢矣。吾所為言者，言人之所設也。”(《韓非子·難勢》)自然之勢不是人力所為，它不是韓非討論的重點。韓非所要講的勢是“中者”之得勢。所謂“中者”即指那些“上不及堯舜，而下亦不為桀紂”的那些君主。對于這些君主來說，“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他著重人為之勢，“勢”和“法”的綜合就是人為之勢，也就是韓非所說的“抱法處勢”。可見，韓非對于建立強而有力的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權制度有著清醒的認識。權力必須高度地集中到君主的手中，即法、術、勢集于君主一人之手，方可使國力強盛，天下大治。韓非法制思想對當時社會政治發展的趨勢作了高度的理論總結。

韓非為荀子的學生，可以說韓非的法治思想與儒家思想有理論上的淵源關系。但韓非卻視儒家學說為“五蠹”之首，而痛加斥責，以為“儒者以文亂法”、“言先王之仁義，無益于治”，指出“仁義愛惠之不足用，而嚴刑重罰之可以治國也”(《韓非子·奸劫弒臣》)。韓非要求拋棄仁義，規勸君主要“舉事實，去無用;不道仁義者故，不聽學者言”(《韓非子·顯學》)。他又專寫了《五蠹》、《顯學》兩文攻擊、批評儒家及其它各家學說，認為儒、墨等各家學說互相矛盾，造成是非不分，影響中央專制集權的絕對權威。他說：“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今兼聽雜學繆行同異之辭，安得無亂乎。”(同上)他主張禁止這一切互相矛盾的學說，定法家思想于一尊。

韓非思想為秦國所采納。秦王政見《孤憤》、《五蠹》之書而大發感慨道：“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于是韓非同學李斯說：“此韓非之所著書也。”因急于想得到韓非，秦王下令攻打韓國。韓國既不任用韓非，于是急忙送韓非入秦以解國危。韓非至秦后，由于李斯、姚賈讒毀，而被秦王投入獄中，不久死去。秦王雖未重用韓非，但韓非的思想卻可以說已全盤為秦王政所采用。自秦孝公采納商鞅的變法思想之后，法家思想一直是秦國的傳統，而韓非的法治思想更大大地加強、豐富了秦國的法家思想傳統。李斯、姚賈、秦始皇、秦二世實際上都是韓非思想的信奉者。韓非的思想促進了秦統一六國的歷史進程。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后，下令禁止“私學”，取締“黨與”，“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 (《史記· 秦始皇本紀》)。焚書之后，便是坑儒。于是法家思想借助于秦王朝的政權而上升為秦朝的官方哲學，定于一尊，而包括儒家在內的各家思想則一落千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