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文化的地位·儒家文化圈·朝鮮理學的興盛

中國的三國時期，朝鮮半島中部以南地區有馬韓、辰韓和弁韓三個部落聯盟，馬韓人在此三韓族中居于主體地位。辰韓中有一部分人原系秦朝人，因逃避秦王朝的苦役而流亡至朝鮮半島，馬韓首領把他們安置在東部地方。弁韓在辰韓之南，有辰韓人雜居，也稱弁辰。三韓各部落的首領，原先都是馬韓人。后來馬韓眾部落發展為百濟國，辰韓諸部落發展為新羅國。新羅于532年至562年之間統一弁韓諸部落。

高句麗原為中國東北渾江領域一個古老的部落，它是由三歲貊族的一個分支形成的。公元前108年，漢朝設置樂浪、玄菟、真番、臨屯四郡，高句麗部族歸玄菟郡的高句麗縣管轄。公元前37年，部族首領高米蒙在給升骨城(今遼寧桓仁)定都稱王，國號高句麗，仍歸高句麗縣管轄。四世紀初及五世紀初，高句麗先后占據樂浪、玄菟、遼東等郡，建成地跨今中朝兩國界河兩岸幅員遼闊的奴隸制國家，與半島南部兩個三韓族國家百濟和新羅接壤。三國間展開激烈的角逐。新羅受到高句麗、百濟的不斷進攻，處境危險，于是吁請唐王朝干預。唐王朝調解無效，在新羅的配合下出兵，于660年滅百濟，以孤立高句麗，再于668年滅高句麗。百濟、高句麗滅亡之后，新羅統一大同江以南地區。大同江以北直到遼東則歸唐王朝管轄。

新羅后期，王族間因奪王位，戰亂頻繁，民不聊生，奴隸暴動蜂起。新羅王族弓裔、軍官甄萱加入暴動軍，奪取了領導權。900年，甄萱在完山州(今令州)建后百濟國，901年，弓裔在松岳(今開城)建后高句麗國，形成后三國分立的局面。935年、936年，新羅和百濟先后投降王建的高句麗王朝。

儒學入朝

高句麗小獸林王二年(372)曾設立“太學”。這是現在所知朝鮮設立公立學校的開始。太學以漢學為主要內容，儒家經典為基本教材。由此可見，至遲在四世紀下半葉儒學已傳入朝鮮。太學為國家最高的教育機關。太學的設置，表明高句麗統治者對儒學的推崇。儒學逐漸成為了高句麗統治者思想統治的工具。如高句麗成宗時代重臣崔承老上時務二十八條，其第十一條云：“華夏之制，不可不尊，然四方習俗，各隨土性，似難盡變。其禮樂詩書之教，君臣父子之道，宜法中華，以革卑陋;其余車馬衣服制度，可因土風，使奢儉得中，不必茍同。”(《高麗史》卷九三，《崔承老傳》)這個時務策不僅成了成宗時代的施政方針，而且也為后世歷代統治者以儒學治國確立了一個固定的模式，即治國的根本大綱是儒學的“禮樂詩書之教，君臣父子之道”，同時也應在此大綱之下保持高句麗的風俗特色。儒學也是新羅的統治思想。如新羅真興王的《磨云嶺碑文》(568)云：“是以帝王建號，莫不修己以安百姓。然朕……競身自慎，恐違乾道。”“修己以安百姓”，其實就是儒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治國模式。

朝鮮朱子學

對朝鮮的文化產生直接影響的主要是朱熹的理學思想。程朱理學在朝鮮通稱為朱子學，十三世紀末元世祖忽必烈時，始傳入高麗，故早期朝鮮朱子學也稱高麗朱子學。在高麗王朝時期，朱子學經過上百年的引進和傳布，到十四世紀末李朝建立后，便上升為統治階級的正統思想。此后五百年間，朱子學對朝鮮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十三世紀末至十四世紀上半葉，是高麗朱子學的初傳階段，率先從元朝引進朱子學的安珦、白頤正、禹倬、權溥、李齊賢等成為高麗朱子學的先驅。進入十四世紀下半葉，高麗王朝向李朝王朝過渡時期，則是朱子學的廣泛傳布階段。其時涌現出了李穡、鄭夢周、鄭道傳、權近等著名的理學大師，統稱為早期朱子學家。

高麗末期，朱子理學思想已被引入朝鮮半島。高麗忠宣王的寵臣安珦(1243—1306)曾隨忠宣王入元，而得以接觸到程朱理學。1289年安珦在元大都得到了新刊《朱子全書》，歸國后便在太學講授朱子學。他十分推崇朱熹，晚年常掛晦庵先生像，以致景慕，遂號晦軒。安珦的弟子白頤正也是忠宣王的侍臣，在元大都居留十多年，一方面學習朱子學，一方面把朱子典籍帶回國內。與安珦、白頤正同代的禹倬，也是早期朱子學的傳布者，曾任成均祭酒，通經史，尤深于易學，卜筮無不中。安珦的另一名弟子權溥則在翻刻出版朱子學著作方面有建樹。他曾刊印了朱熹的《四書集注》，并入同其子權準及女婿李齊賢褒集歷代孝子六十四人，匯編為《孝行錄》，刊行于世。上述安珦等人是從元朝引進朱子學的先驅人物。進入十四世紀下半葉新舊王朝交替時期，則是朱子學的廣泛傳布階段。

高麗繼承新羅，崇尚佛教。佛教成為了統治階級的思想武器。但在高麗末期嚴重的社會矛盾面前，宣揚出世輪回那些遠離現實的佛教教義，已顯得無能為力。恰逢此時，朱子學傳入了高麗，這一時期是高麗朱子學廣泛傳布的階段，涌現出了一批杰出的理學大師，他們深入研究程朱理學，撰寫系統的理學專著，在社會上廣泛地推行朱子學的教育，為李朝開國后的朱子學統治地位的正式確立奠定了基礎。

朝鮮理學大師

當時杰出的理學大師有以下幾位。

李穡(1328—1396)號牧隱，師承高麗名儒李齊賢，曾以高麗使節書狀官身份入元朝，后得元翰林稱號。歸國后，以振興儒學為己任，官至宰相。李穡之前，傳授朱子學多半是私下個別進行的，李穡任成均館大司成時，在成均館講授朱子學盛況空前，才子輩出。李穡講學畢，學生往往與之相爭與論辯，不知疲倦，吸引了不少學者。程朱性理之學于是始興盛于高麗。朱子學名家如鄭道傳、權近等多出自于李穡門下。著作有《牧隱集》，凡五十五卷。

鄭夢周(1337—1392)號圃隱，曾任宰相，是同李穡齊名的高麗大儒兼重臣，歷任成均館博士、司藝、司成、大司成，熱心講授朱子學，“倡鳴濂洛之道，排斥佛老之言。講論惟精，深得圣賢之奧”(《高麗史》列傳三○)。他對朱子學的闡發，深為同代人折服。李穡高度評價鄭夢周，推鄭為“東方理學之祖”。后來的理學家也尊戴鄭夢周為宗師始儒。他在宰相任內，對推行朱子學不遺余力，“夢周始令世庶，仿朱子家禮，立家廟奉先祀”，“又內建五部學堂，外設鄉校，以興儒術”(《高麗史》列傳卷三○)。著作有《圃隱集》七卷。

鄭道傳(1337?—1398)號三峰，曾結廬三角山下講學，學者多從之。恭讓王表彰他“倡鳴濂洛之道，排斥異端之說，教誨不倦，作成人材，一洗我東方詞章之學”(《高麗史》列傳卷三二)。鄭道傳是高麗改革派的干臣，也是李朝開國思想的理論基礎的奠基人。著作有《三峰集》十四卷，《學者指南圖》。

權近(1352—1409)號陽村，高麗朱子學先驅權溥之子。他的思想前期受李穡影響，政治上取溫和的改良立場。后期則更多地受到鄭道傳的影響，轉向激進的改革派。其重要著作有《五經淺見錄》、《入學圖說》等。李朝時期刊行的多種四書五經的注釋書，多源自權近的《五經淺見錄》，這是繼權溥倡議出版《朱子四書集注》后按朱子觀點闡釋五經的重要理學著作。《入學圖說》則是朝鮮最早的一部理解朱子學觀點的入門向導書，其影響遠及日本。

上述朝鮮早期朱子學代表人物，在學術思想上、政治觀點上雖不盡相同，但在倡明儒學文化、批判佛教思想這一點上卻是一致的。統治階級中的改革派于是利用朱子學來批判佛教的腐敗性。他們從維護三綱五常出發，批判佛教“絕人倫”、“滅君之義”，上書恭讓王，指責佛教“以世嫡而叛其父，絕父子之親;以匹夫而抗天子，滅君臣之義;以男女居室為非道，以男耕女織為不義。絕生生之道，塞衣食之源。”他們也尖銳地批判高麗王“惑于浮屠讖緯之說，往遷于南。以國君之尊親梓檜庵，以倡無父無君之教，以成不忠不孝之俗，以毀我三綱五常之典”(《高麗史》列傳卷三三，金子粹)。朱子學家們認為佛教的“觀空寂滅”違反人間常理。如鄭夢周說：“儒者之道皆用平常之事，飲食男女人所同也，至理存焉。堯舜之道爾不外此。動靜語默之得其正，即是堯舜之道，初非甚高難行。彼佛氏之教則不然。辭親戚絕男女，獨坐巖穴草衣木食，觀空寂滅為崇，豈是平常之道。”(《高麗史》列傳卷三○，鄭夢周)

排佛崇儒

朱子學與先秦儒學的根本區別之一，在于前者為先秦儒學的道德說教建立了一個形而上學的或本體論的基礎，一改先秦儒學就事論事、就現象論現象的這種哲學思辨性不強的狀況。從此，儒學的道德學說有了本體論的根據。朝鮮朱子學家進一步把程朱理學的道德設立的宇宙本體與道家的“虛無”、佛教的“空寂”相區別，并批判佛道二家并未把握住天地萬物之本。權近說：“漠然無物論于老氏之虛無，佛氏之空寂，而大本有所不立。”(《入圖說》卷一)他認為，佛道都失于偏頗，只有儒學“主理”最全面。“儒主乎理而治心氣，本其一而養其二。老主乎氣，以養生為道。釋主乎心，以不動為宗。各守其一而遺其二者也。”(《陽村集》卷一六)這是從哲學理論上來批判佛道二家。

由上可見，高麗朱子學家們站在儒學的立場上，以儒學為武器來批判佛教。他們直接繼承了孟子的“王道”思想，提出了“法二帝三王”的口號，認為堯舜“二帝”和夏商周三代是最理想的“王道”政治，主張“舜禹天下之大圣，萬世帝王之所當法”，理亂治世，實行中行“當以二帝三王為法”。所以他們勸國王“以堯舜三王之心為心，以周公孔子之道為道，不為邪議所惑，務于實德，則天意可回，而邦本可固”(《高麗史》列傳卷三三，金子粹)。他們把三綱五常作為立國之根本，企圖整頓混亂的封建秩序，重建強而有力的封建中央集權國家。高麗末著名的改革論者尹紹宗說：“綱常天下國家之大本，堯舜三代享國長久以臻至理，由此道也。”他引證姚秦、前元“不法帝王之詔，以毀綱常，得罪于天，以速滅之”的教訓，認為必須“尊堯舜孔孟之道以開三韓太平之業”(《高麗史》列傳卷三三，尹紹宗)。高麗大司憲、李朝開國元勛趙浚則認為，為了挽救封建統治，必須革舊圖新，振舉紀綱，做到“卑以聽尊，上下相維，大小相統，如綱舉而目張，領摯而裘順，君相優游于上，而百職奔走于下，教令易行，政事易舉。”(《高麗史》列傳卷三一，趙浚)可見，高麗朱子學家們的理想政治就是以儒學的三綱五常為準則的“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的封建家長制和封建等級制。

高麗朱子學家們的批佛運動表明，隨著時代的前進，佛教在當時已完全不適合作為統治的工具，而必須以儒學代之。他們對佛教的批判已為李朝確立抑佛揚儒的思想政策提供了理論根據。1392年，握有實權的高麗重臣李成桂在趙浚、鄭道傳等主張改革的新進兩班官僚的支持下，廢除了高麗恭讓王，正式登王位，改國號為“朝鮮”(即“李朝”)。由于傳進高麗不久的朱子學在李朝建立過程中發揮了巨大作用，所以朱子學取代佛教成為了統治階級的正統思想。“排佛崇儒”的政治思想框架于此已經形成。李朝統治者限制佛教勢力的發展，國家整頓寺院，將沒收的大量寺院田或充當“軍資田”，或分配給培養儒生的中央成均館和地方學校。從寺院中清理出的奴婢，作為“公賤”也大多轉歸各級學校。被取締的寺院建筑則用于辦學。朱子學在李朝得到獨尊的地位，朱子學家視程朱為“天下萬世之法”。他們把儒學教育看作正本清源之大計。李穡說：“蓋國學乃風化之源，人材是議教之本，不有以培之，其本未必固;不有以浚之，其源未必清。”(《高麗史》列傳卷二八，李穡)于是在朱子學家們的大力倡導下，李朝大力推行儒學思想教育。李朝統治者根據朱子的言論和著作編撰的《四書集注》、《小學》成為向人民灌輸封建道德的主要教材。鑒于漢文難懂，李朝“頒王命”，幾十次對《小學》作諺解，以便普及。新羅以后“衣冠禮樂悉遵唐制”，高麗時期，在元朝壓迫下，“變華從戎”，待朱子學興起后，則“用夏變夷”，“上表天朝請革胡服”。李朝以《朱子家禮》為依據，陸續制定“家禮”、“鄉禮”、“國禮”即“五禮儀”等各種繁瑣禮儀。通過上述種種措施，儒學思想滲透到社會的各階層，使儒學文化在社會基礎生根開花。在李朝五百年的統治期間，儒家思想始終是占主導地位的統治思想。它不僅在朝鮮封建社會后期，而且在近代朝鮮，乃至今日的韓國，仍然具有相當大的影響。(以上參見謝寶森《簡論高麗朱子學的社會作用》，載《論中國哲學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