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現代海外儒學概覽·亞洲·朝鮮與韓國

前章已闡述了中國儒學約在公元一世紀前的傳入朝鮮及其在古代朝鮮的演變和發展的情況。十四世紀末，高麗王朝處于內憂外患、搖搖欲墜之境，儒教也處于停滯狀態，儒林之輩早已忘記了“修己治人”的本色，或埋頭于訓詁詞章之學而雕琢文章，或離開人間煙火，隱居山間修身成仙，與佛老同流合污。儒教再也起不到挽救國家命運之作用，在這種情況下，高麗王朝的一些先進學者從元朝引進了程朱理學，以圖挽救國家和收拾人心。程朱學傳入以前，高麗知識分子在政治上崇尚儒家，而在宗教上信仰佛教，儒者與僧侶都兼具兩面，少有反目的情況，但程朱學傳人之后，儒佛開始對立，結果佛教被指為滅倫害國，展開了排佛崇儒的運動。高麗末期的大學者鄭夢周指出儒佛之不同點。他說：“儒者之道，皆日用平常之事。飲食男女，人所同也，至理存焉。堯舜之道，亦不外此。動靜語默三得其正者。是堯舜之道，初非甚高難行。彼佛化之教，則不然。辭親戚，絕男女，獨坐巖穴，草衣木食，觀空寂滅為宗，是豈平常之道?”這正顯示出重視平凡日常生命中即可抓到真理的儒家特點。

高麗末期的程朱學借思辨化、體制化的過程，成為理念化的道德體系，而被應用為朝鮮王朝肇建的正當化之理論根據。因此程朱學成為朝鮮五百年間學術文化、政治社會、倫理道德的指導綱領。朝鮮初期的儒學重視實踐躬行、通經致用等方面，修己治人，能解決現實問題及其實踐才能有節義儒士，才能產生“崇道學、正人心、法圣賢、興至治”的至治主義儒學。由于講求義理名分，先后有戊午、甲子、已卯、乙己士禍的發生，又因士禍，儒士活動萎靡不振，從此儒士由實踐力行的現實參與轉為對儒家思想本身的理論性探求。也正因此，朝鮮時代儒學最重理學，一般觀念是：儒學優于其他宗教、儒學中以程朱學為最高、程朱學中以理說為主流。

至十九世紀末，韓國儒學的發展方向一方面有根據儒家的義理傳統來對抗西學勢力的衛正斥邪論及義兵運動，另一方面儒家本身也有尋求改革的運動，想要重新定立適應時代的儒家宗教性、教化性的功能。這一儒學運動可以說是身處國難里對救國運動的力行參與以及自我意識的表現。

針對西學朝鮮儒教界做出的初次反應則是以知識的好奇為立足點的學問性探索，時至十八世紀中葉，朝鮮儒學者是以學者的態度而對西學的。因而著重于解釋并掌握西學的教理，至少對他們來說西學是一種學問的對象。當時通過書籍(主指天主教傳教士所撰有關天主教義之書，也有當時西方天文、數算之學)，以為學的態度研究西學的學者有李睟光(1563—1629)、柳夢寅(1559—1623)、李瀷 (1681—1763)及其門人慎后聃(1702—1761)、安鼎福(1712—1791)等。盡管其人是以知識的好奇為動機，以為學的態度去面對它，但畢竟是性理學為專業的人士，因此他們對西學的立場，始終是以性理學為根據的。在性理學的立場，并依據此一觀點，甚至以此為標準檢討西學，則是其態度和方法，在此發現了天主教教理和性理學理論之間的相異之處，對于這相異之思想給予了批判，也從而排斥了西學。當然，朝鮮的儒學者并未一致排斥西學，反而有部分儒學者深受西學的感化，不只停留在研究的階段，還有了篤實的信仰，例如屬于李翼學派的一群學者：權哲身(1736—1801)、李家煥(1742—1801)、李檗(1754—1786)、李承董(1756—1801)、丁若銓(1758—1816)以及丁若鐘(1760—1801)等人，他們成為朝鮮西學運動初期的中心人物。他們的西學之勢在有形無形中日益擴張，也受到了儒學者日漸其甚的排斥。1785年政府命令指定西學為邪教、禁止其傳播與有關書籍的引進。而儒學者們將西學比做中國后漢末的黃巾賊，也視之為如同五斗米教(道教)及白蓮教等的邪教。但雖然如此，西學仍然不斷滲透，而趨勢更加明顯。1791年發生全羅道珍山西學徒尹持忠與其表兄權尚然抗拒儒教典禮的事件，甚至出現請求中國施加壓力以促進西學的事件，等等，雖然當事人都被處死，但信徒之信仰并未因此受挫。1876年，隨局勢的演變，當局不得不拋棄閉鎖政策而大開其門戶，1898年終于正式承認了西學的傳教，以此朝鮮的西學公然享有傳教的自由，并得以不斷擴張。與此同時，也有的儒學者通過中西互補而尋求變通之道，例如丁若鐘，就在他的脫性理學的儒學上，否認天即理，并以上帝觀取而代之，這意味著十分重大的轉變，換言之，因它否定天地萬物的生成都是太極之理造化的想法而帶來上帝創造萬物的思想變化，在與西學相關的角度看，他的儒學是因受到相當于批判吸收西學的影響，重新標榜本原儒學而變容的儒學。但是儒學與西學在很多方面是不同的，而且其相異之處會帶來莫大的影響，如有關“現世生活”的根本思想、倫理道德中的“五倫”思想、天地君親的忠孝觀、禁欲觀等等，因此儒學者視西學為邪學的同時，認為惟有儒學才是正學，隨之提出了“衛正斥邪”說(衛護正學、排斥邪學)，李恒老(1792—1868)等人將西學徒或西歐人(以及日后的日本人)視為侵略者，主張不能和親，必須決戰擊退敵人，他們認為惟有如此才是上策。當時以武力為前提的閉關鎖國，就是依據上述思想推引的政策。由此可知，衛正斥邪派的儒學者是排斥西學的強硬先鋒，他們的這種精神在日本帝國主義殖民地化以后，也成為義兵活動的原動力。

此外，對于西學也有宗教層次的反抗，這就是孔子教的運動。這場運動由李炳憲(1870—1940)所領導，李在國內受到衛正斥邪派的影響，同時在國外又和康有為(1818—1927)等人接觸而深受影響，著《儒教復原論》和《天學》，借以表明對抗西學的主要方法是以西學的方式加強儒學。他認為首先要覺悟主宰萬物的天就是人格神—上帝，并要有信仰;其次強調要徹底拜孔子為教祖或教主，并以他為中心改編儒教;最后，他提出建立教堂，翻譯及刊行圣經，以及指派教士到各處講授教義等事業作為復興儒教的方法。其實，想以西學式的上帝信仰加強儒學宗教性的努力由于日益發達的高度科學文明而無法獲得成功，而且也未引起儒學界內部的反響，在西洋勢力和既已歐化的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下，尤其在開港之后，儒學也不再能以衛正斥邪的口號支持其鎖國之策。儒學反而以一個腐朽的封建思想受到西學和侵略者的批判。1910年日本帝國主義宣布日韓合并把朝鮮變成自己的殖民地，李朝滅亡，作為正統思想統治朝鮮達五百年之久的儒家思想伴隨著封建制度之步入窮途末路而喪失了權威，舊時宣講儒學的成均館、書院等解體了，被新式學校所代替。

儒學在朝鮮的由盛到衰，經歷了漫長而緩慢的過程。李朝前期，朝鮮人的目光集中于中國，他們仰慕中國文明、醉心中國文化，很少關心中國以外的事情。但十七世紀以后，朝鮮在政治、經濟方面發生了變化。經濟方面，土地和租稅制度紊亂，商業資本逐漸活躍;政治方面，反對兩班和地主的人民特別是農民的斗爭日趨激化，再加上歐洲先進科學技術的傳入及清朝考據學的影響，使朝鮮在十七世紀初葉產生了實學學派。他們反對儒學思想的桎梏，反對儒家的“空理空談”、形式主義，主張通過研究實際事物來探求真理。他們從不同方面揭露和批判當時的社會，在朝鮮歷史上起過一定的進步作用。實學非儒的傾向是十分明顯的，這對儒學是一個極大的沖擊。它在意識形態領域里反映了封建統治的危機。但實學派的主張只停留在空想，未見實施，更未觸動封建統治的基礎，也沒能在群眾中傳播。二十世紀開始以后，日本侵略者的侵略政策日益昭彰，遂強占朝鮮半島，朝鮮淪為日本的殖民地。這時，有很多所謂的有識之士認為以前支配朝鮮的思想既然是儒教，亡國的責任應在儒教;儒教是退步的思想，是應該打倒的對象，而且應當采用西方的文物制度。二十世紀以后，在韓國基督教(舊、新教)有令人驚異的擴張，信奉者，增加到數百萬，其中對西方思想的欽慕就是一個重要的背景。與此相反，另有一些知識界人士認為亡國的原因不在儒教，而在不實踐儒教的真理;認為應當注重儒教的本質，真正地實踐儒教，這樣才能匡救亡國之恨，所以他們主張儒教之勃興，這些人就是張志淵、權道溶、徐炳斗、林翰周、樸殷植等，他們還寫了很多文章，如《儒教辯》、《朝鮮儒教觀》、《儒教大同論》、《儒教勃興論》、《儒教枚新論》等，也有相當的影響力。

但日本侵占朝鮮之后，自然會遭到朝鮮人民的猛烈反抗，侵略者為鞏固其殖民統治，轉而利用傳統的儒家思想，大搞奴化教育。在學校里又重新開設儒學課程，在社會上則表彰“孝子節婦”，大搞“振興儒教”和“祀孔參政”等活動。于孔廟旁設立經學院，春秋釋尊于孔廟，按時講演經學，并刊行經學院雜志。孔廟大成殿及東西兩廡配享，一如從前，兩廡及啟圣祠的祭祀，于大正十一年(1922)也由駐朝鮮的齋藤總督予以恢復。但這一切都不再是出自對中國文化的仰慕，而是日本侵略者企圖借助孔子亡靈來奴化朝鮮人民。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日本退出朝鮮，朝鮮分為南方和北方。由于南北朝鮮的社會制度不同，對儒學的態度也很不一樣。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即無論在南方還是在北方，儒家思都失去了其原有的統治地位。時代變了，北方是馬克思主義思想居于主導地位，南方也不再是封建社會了。北方雖說要恢復文化創造的主體、恢復與傳統文化的聯系，但其實并非如此。1945至1948年為美國軍政時期，按美軍政布告第五條規定“軍政期間英語為共通語言”，這使得可能從事軍政工作的人局限于留學人員及與傳教士有密切接觸的一些基督教徒，以及在日本帝國時代的高級官員，儒學者沒有扮演角色的機會。1948年大韓民國政府建立前后，國內政治基礎薄弱的李承晚全力支持基督教勢力及大舉采用日本帝國主義時代的從公者，并將鄉校財產收歸國有，有意壓抑冷落儒家，因此儒家的活動領域遭到相當大的限制。與此同時，韓國也受到了西洋文化的巨大沖擊，在喪失民族自尊心及對文化的肯定性的狀態之下，各色名樣的思想源源而入，韓國社會彌漫盲目向外追求的風氣，而失去了冷靜觀察傳統文化的機會。而社會制度的轉變及學校教育的西洋化，使得在韓國的中國學術地位已被推至人文科學的一個小角落，文科以英文系為第一，中文系雖然學的全是中國學術，但并不重視儒家義理思想。進入七十年代以后，由于中國的國際地位日漸提高，影響日益擴大，歐美各國不斷加強對中國的研究，刺激了韓國的思想界，感到有研究中國及本國傳統思想的必要。尤其是1972年尼克松訪華、中美聯合公報發表以后，韓國更加認識到研究中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并且開始以比較冷靜、客觀的態度對中國進行系統研究。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以及韓國政權的更迭，加快了韓國對中國研究的步子。《東亞日報》在1979年初自責“以中國為鄰”，卻對中國“一無所知”;同中國“在歷史上有著幾千年的密切聯系”，對中國的認識“卻尚未擺脫低水平”。特別是韓國擴大了同亞太地區的經貿關系之后，評論界更加重視對中國問題的研究。這一研究自然也包括對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的儒學的研究。1977年東明出版社出版的《韓國哲學研究》為韓國哲學會編的研究韓國哲學史的論文選。其中有的文章對儒學傳入朝鮮的時間問題進行了探討，認為戰國時代中國的一此知識分子，為躲避戰亂，便逃亡到朝鮮。朝鮮由于收留了這些知識分子而加速了文化的發展，隨之也輸入了中國原始儒家的仁義忠信。有的文章論述了儒家思想對朝鮮的影響，認為“先秦儒家的倫理規范和漢儒的典章制度，成為我們日常生活和政治、教育、行政的方法，成為與我們民族不可分離的文化基礎。這樣就使儒教變為政治、社會、學術、生活的內容自身。儒教也就超越外來思想和固有思想的界限，成為我們歷史文化的基本”。不少文章則對中朝儒學的歷史變遷進行的研究，認為中國儒學有一個歷史變遷過程，隨著歷史的變遷，儒教的內容也有所變化，因此朝鮮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容納的儒教也有所不同。對朝鮮不同歷史時期的儒學的特點也進行了分析。在復雜的內政外交原因作用下，韓國的思想界和學術界開始重視起儒家思想的研究，如漢城大學的樸鐘鴻教授，本來專一于西方哲學，近十幾年來則努力研究中國及朝鮮的儒家思想，特別是《周易》一書的思想和朝儒李滉的思想。一些舊派的哲學家們則注重以朱子學為基礎的朝鮮性理學方面的研究。至于少壯派的倫理學家們，最近則著手研究中國的禮教是怎樣影響朝鮮歷來的倫理，及現代在韓國的倫理道德觀念中中國傳統禮教起何作用等問題。韓國至今仍把儒家的慎獨、反求諸己、克己復禮、勿自欺等德目視為自己的傳統美德。

韓國研究儒家思想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1)建立儒學或包括儒學在內的研究機構。如1958年成立的成均館大學大東問題研究院，建院宗旨便是研究以儒學為中心的朝鮮及東方文化，探討民族文化。1975年研究院內設中國部，該院曾翻譯出版《論語》和《孟子》等儒家經典。此外較早研究中國問題的機構還有高麗大學設立的“亞細亞問題研究所”。七、八十年代，漢城大學、漢陽大學、外國語大學、釜山大學等高校也相繼成立了現代中國研究所或中國問題研究所等專門機構。韓國檀國大學的“東方學研究所”、延世大學的“東方學研究所”、翰林大學的“亞細亞文化研究所”等大學附設的研究機構雖不是研究儒學研究的專門機構，但近年來隨著形勢的發展也都把中國問題作為其研究的重要課題。七十年代以來，韓國還陸續成立了“北韓研究所”、“中國問題研究院”、“韓國中國學會”、“現代中國研究中心”等官方的和民間的研究中國問題綜合性的或單學科的研究機構。(2)在高等院校開設儒學課程及從事儒學研究。在漢城大學、高麗大學、成均館大學、慶熙大學、延世大學、梨花女子大學等高等學府均設有儒學方面的課程。如高麗大學便開有孔子哲學課、宋明哲學課和清代哲學課。延世大學則開有儒家名著選讀課。成均館大學更以儒家學說為辦學宗旨，成均館大學擁有大成殿、明倫堂、韓國每年祭孔，即在大成殿舉行。(3)整理并介紹包括儒書在內的古籍。如韓國國立漢城大學東亞文化研究所1956年印行了《奎章閣圖書韓國本總目錄》和日本占領朝鮮時期總督府編印的《朝鮮圖書解題》及日本東洋文庫1939年刊印的《東洋文庫朝鮮本分類目錄》，從這些目錄可知朝鮮搜集中國本古籍以及朝鮮復刻之漢籍十分豐富。古籍的整理為儒學的研究創造了便利的條件。由文字的障礙，中國的古籍至今在韓國只是作為學術界和專門家的研究對象。為了便于更多的人閱讀，自1980年起韓國《新東亞》雜志編輯部還組織知名學者對《論語》等一百篇古典名著進行介紹，其中經史子集均有。八十年代后期，韓國出版界又出版了一批有關中國儒學研究的譯著，如《中國思想史》、《中國思想概論》、《中國哲學史方法論》、《中國宗教思想史》、《中國唯物思想史》、《中國現代政治思想史》、《司馬遷的歷史認識》、《中國現代史》等。這些譯著的原作者既有中國大陸的，也有臺灣和日本的學者，這使韓國的學術界和一般讀者能夠比較全面地了解中國的文化傳統。(4)羅致人才編寫論述儒家思想的著作。如南朝鮮中國學會會長、高麗大學教授李相殷1963年便著作《中國哲學史》和《論孔子學說的中心概念》，還著有《孟子性善說的研究》及《大學、中庸的現代意義》等書。高麗大學的金敬琢1956年著作《論語、大學》，1965年著作《孟子、中庸》，還著有《周易中庸哲學》和《中國哲學思想史》。成均館大學之梁大淵1964年著有《儒學概論》。成均館大學之柳承國1962年著有《宋代性理學形成的淵源考察》。漢城大學教授車相轅著有《儒家思想史》和《新釋千字文》等書。漢城大學中文系主任、中國學會會長車柱環著有《孔子》等書。嶺南大學東方文化研究所所長柳正基則著有《易經新講》、《孟子新講》、《東方思想體系》等。韓神大學哲學系教授宋榮培1986年發表的《中國社會思想史》，到1988年已經再版五次。這部五百余頁的專著系統地探討了中國的儒家思想、儒家社會及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問題，向韓國人揭示了自西周到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三千余年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變化、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及各種思潮。作者曾在臺灣和聯邦德國分別攻讀哲學碩士和博士學位，擅長中國古典哲學思想研究，發表過《墨子的平等博愛和主體的實踐論》及《孔子關于“仁”的思想及儒家的本體論起源》等重要論文。從上述情況不難看出，二次大戰以后，特別是六十年代以后，韓國的儒學研究日趨活躍。此外，韓國的學者近幾年出現在各種漢學討論會上的人數也日益增多。在紀念孔子誕辰2540周年學術討論會上有十幾位韓國學者參加并提交了論文，這些論文或探討朝鮮儒學的思想發展，或從事中朝、中韓之間儒學關系的研究，或就歷史上的某重要儒學代表人物展開論述，顯示了思考的深入和視野的擴大。

在朝鮮半島的北方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二次大戰后的學術界也很注意研究中國傳統的儒學及其在朝鮮的傳播、發展情況，包括儒學在歷史上及現在對朝鮮的影響。如朝鮮科學院出版社1962年出版的鄭振錫、鄭圣哲、金昌元合著的《朝鮮哲學史》便對儒學在朝鮮的傳播和影響及儒家思想的內容和性質進行了研究。認為在古朝鮮時期(公元前五至四世紀開始到公元前一世紀中葉)，儒教哲學就同漢字一起輸入朝鮮，與朝鮮原有的崇拜天神的宗教結合，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成為三國時期(公元前一世紀中葉到公元七世紀中葉)封建貴族的意識形態。《朝鮮哲學史》對朱子學的傳入，朱子學的內容、性質、影響和作用也作了研究，認為公元十三世紀朝鮮從元朝輸入了朱子學。朱子學是客觀唯心主義，三綱五常是其倫理觀的主要內容。朱子學傳入朝鮮后，從李朝到日本帝國主義占領時期，一直到今天的南朝鮮，都是統治階級剝削和壓迫人民的工具。但是被改造了的朝鮮朱子學，在初期也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朱子學同作為宗教的佛教愚民手段相比，在某種程度上重視現實、重視理性，其中包含著合理因素。尤其那些反佛教的朱子學客觀唯心主義者中，在反佛教斗爭中流露的無神論思想，其意義就更加清楚了。朝鮮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75年出版的由崔鳳益執筆、朝鮮法學圖書編輯部編的《朝鮮哲學思想史研究》則對儒家宗教宿命論的世界觀、仁政的政治主張、以孝為基本理念的三綱五常封建倫理道德進行了分析批判。關于陽明學，以上二書也有論述。又如1962年和1975年，朝鮮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寫的《朝鮮通史》中，也用較大的篇幅闡述儒學在朝鮮的傳播及發展，特別是儒學對朝鮮思想、文化和教育的影響。為了進一步開展研究工作，朝鮮也曾著手進行過對包括儒經在內的漢文古籍的整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