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雅風范—禮儀制度·雅體現在言行意趣諸方面

形成儒雅風范的關鍵在于培養內德，而一旦內在的道德修煉達到一定的水平，就會自然而然地在舉止、言談、文章、服飾、容儀及愛好情趣諸方面體現出來。

舉止言談方面的雅，主要是指行為符合禮儀規范。《荀子·修身》云：“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眾而野。”這是說雅的風范是通過合乎禮儀的行為而體現出來的，按照禮儀去做就是儒雅君子;如果違背了禮儀規范，就會顯得傲慢、乖戾和粗野。禮儀的細目極多，舊稱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它們詳細地規定了每一階層的社會成員所應遵循的行為規范。《禮記·王制》云：“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為、異別、度、量、數、制。”這些禮儀極為繁縟，乃至有“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的譏諷。儒家大師就是通過練習禮儀而形成儒者特有的風度，從而達到一舉一動莫不合禮的自由境界。《論語·鄉黨》篇記述了孔子在不同場合中的言談舉止：

“孔子于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訚訚如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后，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恰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

孔子在不同場合面對不同對象所做出的種種舉動，都是嚴格地按照禮儀規范行事的。孔子的一舉手一投足都符合禮儀，可以說孔子是禮的化身，那些枯燥的繁縟禮儀已經化為孔子的人格。孔子自稱繼承了周文王的“文”，這個“文”不僅是指典章制度，而且也指通過遵循禮儀規范而體現出來的一種文彩，一種文明風度。孔子在身體力行遵守禮儀規范的同時，還不失時機地教育他的學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顏淵》)。孔子告訴他的弟子，遵守禮儀應該處理好與父母、兄弟、朋友的倫理關系，然后再推而廣之。《論語·述而》云：“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文。”孔子特別強調恭敬嚴肅的重要性，《論語·顏淵》云：“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只有做到恭敬嚴肅，嚴格地遵循禮儀規范，才能消除社會上可能產生的怨恨情緒，從而成為一個受歡迎的社會成員。在孔子的影響下，孔門弟子大多能夠遵守禮儀，其中尤以曾參能夠恪守禮儀規范。《禮記·檀弓上》記載了一個關于曾子臨終時的故事：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于床下，曾元、曾申坐于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于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 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魯國執政大夫季孫氏賜給曾參一床華麗的席子，曾子的書童提醒曾子，只有大夫才有資格睡這樣的席子。曾子一經提醒，就立即要求其子曾元換席。曾元看到父親已經奄奄一息，不忍心為了小小的禮儀而搬動父親，提出等到天亮以后再換席。曾子執意要換上與自己身份相配的席子，這樣才死得心安理得。曾元沒有辦法，只好給父親換席，結果曾子尚未在新席上睡安穩就與世長辭。朱熹對此評論說：“易簀結纓，未須論優劣，但看古人謹于禮法，不以死生之變，易其所守如此，便使人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心，此是緊要處。”曾子在臨終之際尚且如此遵守禮儀，在日常生活中的行為就不難想見了。儒家這樣做并非作繭自縛，而是力求通過合乎禮儀的行為來體現文明風度，做一個文明君子。

言必稱《詩》、《書》

儒家在言談上注意修煉文明之風。《論語·述而》載：“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雅言是當時中國所通行的語言，相當于今天的普通話。孔子在朗誦《詩》、《書》和行禮的時候，都用普通話。孔子在這些場合說普通話，無疑會增添他的儒雅風度。春秋時期上流社會有賦詩言志的風氣，那些外交行人聘問他國，往往即席賦詩，微言相感，曲喻所懷。這就要求上流社會成員能夠熟讀和背誦《詩三百》，這樣就能在外交場合優雅地表達自己的觀點，并準確地了解對方的意圖。能不能賦詩，成為衡量一個人文明程度的標志。孔子要求他的學生誦讀《詩三百》，并將《詩》運用到現實生活之中。《論語·季氏》云：“不學《詩》，無以言。”孔子這樣說，并不是讓他的學生去做啞巴，而是要求學生通過熟讀和運用《詩三百》，使語言合乎禮儀，使言談更富于文明的魅力。《論語·子路》云：“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這表明孔子認為用《詩》比誦《詩》更為重要，其所以如此，乃是因為運用《詩》是一個人文明內在素質的外現。如果說誦讀《詩三百》是吸取人類的文明成就，那么，運用《詩三百》就是在傳播人類文明成就。由于孔子的大力提倡，儒家以畢生的精力誦讀《詩》、《書》，并做到學以致用。戰國時期儒家大師孟子和荀子在論辯，游說和著述中，往往廣引《詩》、《書》。言必稱《詩》、《書》，成為儒家的一個標志。《孟子·梁惠王下》載孟子說齊宣王行仁政，齊宣王先以“好貨”為由而婉言拒絕，孟子引用《詩經·大雅·公劉》中的詩句：“乃積乃倉，乃裹糇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期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說明公劉當年同樣“好貨”，只不過這種好貨是“與百姓同之”，即是說與人民共同好貨，這就是行仁政。齊宣王繼而又以 “好色”為辭，孟子又引《詩經·大雅·緜》中的詩句：“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以此來啟發齊宣王與人民一起“好色”，做到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應該說孟子這兩處引《詩》都是牽強附會，與春秋時期斷章取義的做法沒有什么區別。但孟子在對話中能夠如此迅速地引用《詩三百》，這表明孟子本人對《詩三百》的誦習確實達到了諳熟于心、信手拈來的水平。后代的儒家也大體上繼承了這種誦《詩》讀《書》的傳統。

文必通五經

儒家以古代文化的捍衛者和繼承者自居，并認為古代文化的精華多存在于五經之中，他們皓首窮經，立論著文，必引經據典。從他們的著作和文章中，人們可以看到儒家淵博的學識和堅持經義的精神，因此文章也是體現儒雅風范的一個重要方面。在這方面尤以漢儒、宋儒和清儒的成就最為突出。例如東漢時期經學大師馬融和鄭玄，他們博采今古文經學，遍注群經。他們的著作是那個時代的學術最高峰，代表了他們那個時代的最高成就，這些鴻儒的雅主要體現在他們的博大精深的論著之中。由于儒雅具有學識淵博和繼承古代文化遺產這些涵義，后人往往將那些學富五車的博學君子也視為儒雅，例如本章開頭所列舉的杜甫“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的詩句。宋玉本非儒生，他的風流儒雅主要是體現在《楚辭·九辨》和那些系于宋玉名下的賦作，諸如《風賦》、《登徒子好色賦》之上，因此這里的風流儒雅與文化名流同義。不過，這已經是儒雅的引申義了。

孔子儒服儒行(中華書局版《孔子圣跡圖》)

博冠峨帶，道貌岸然

儒家對服飾容儀也有嚴格的要求。與道家得意忘形放浪形骸、墨家摩頂放踵衣衫藍褸的形象不同，儒家認為服飾容儀是體現一個文明君子文化素養及其人格品質的重要方面。翻開古籍，儒者的形象大都是博冠峨帶，風度翩翩，而儒者的容儀表情也都嚴肅恭敬，道貌岸然。《論語·述而》載：“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這是說孔子溫和而嚴厲，有威儀而不兇猛，莊嚴而安詳。溫、不猛、安，這是孔子內在深厚仁心的外現，而厲、威、恭，則是出于禮儀規范的要求。孔子這種容儀表情堪稱儒雅的典范。《論語·子張》載孔門弟子子夏云：“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這是上文“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的極好注腳。戰國儒家大師荀子在《荀子·非十二子》一文中，根據儒家對容儀服飾的要求，對那些嚴格遵守規范的士君子的容儀作了生動的描述：

“士君子之容：其冠進，其衣逢，其容良;儼然，壯然，祺然，蕼然，恢恢然，廣廣然，昭昭然，蕩蕩然—是父兄之容也;其冠進，其衣逢，其容愨;儉然，恀然，輔然，端然，訾然，洞然，綴綴然，瞀瞀然—是子弟之容也。”

荀子這一段話的大意是，士君子往往戴著高高的儒冠，穿著寬大的衣服;他的顏色溫和，顯得矜持莊重;他表情莊嚴，令人覺得不可侵犯;他富于威儀，又是那樣泰然自若;他的度量很大，有著百川歸海般的廣闊胸懷;他光明磊落，襟懷坦蕩：這主要是指那些年輩較長的儒者。而年輕的儒者除了在服飾上與長輩相同之外，在儀態上則有一些細微的區別：他的表情謹慎而又恭敬;他謙謙自牧，親附長者;他舉止端莊，但又多少有些文弱;他尊重父兄，似乎有些羞怯。這些儒者的容儀表情是通過長期的修煉而形成的。人們通過他們的容儀，可以看到他們的文化修養，可以感受到他們的品質與情操。而這種容儀一旦修煉而成，儒雅風范也就自然而然地顯現出來了。儒家決不因為服飾容儀是生活細節而忽略不計，相反，儒家把服飾容儀看成是關系到是否符合君子標準的重大問題。《史記· 仲尼弟子列傳》記載了孔門弟子子路結纓而死的故事：

“子路為衛大夫孔悝之邑宰。蕢聵乃與孔悝作亂，謀入孔悝家，遂與其徒襲攻出公。出公棄魯，而蕢聵入立，是為莊公。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蕢聵。蕢聵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蕢聵弗聽。于是子路欲燔臺，蕢聵懼，乃下石乞、壺黡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

子路在遭到攻擊之時不是首先想到奮起還擊，也不是包扎身體上的創傷，而是要重新系上被敵人砍斷的帽帶，無疑，這給敵人進一步攻擊提供了機遇，結果子路死于刀劍之下。今天的人可能會嘲笑子路的迂腐，因為他在生死攸關的時刻還在關注服飾小事。而對于子路來說，他要恪守儒家關于“君子死而冠不免”的古訓。在他看來，冠纓斷絕，衣冠不整，這是比他的生命更為嚴重的問題，他寧愿結纓而死，也不愿放棄儒家關于服飾容儀的準則。這是儒家重視服飾容儀的一個極端的例證，它表明儒家寧可付出自己的鮮血與生命，也要保持自己的儒雅風度。

比德與詩、文、琴、棋、書、畫

保持高品位的情趣愛好，是儒雅風范的又一重要內容。這里所說的情趣愛好主要是指兩方面：一是指儒家從自然事物上發現并寄托某種高潔的倫理品質，這就是所謂比德。例如《論語·子罕》載孔子語云：“歲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彫也。”這是孔子從經冬不謝四季常青的松柏之上寄托自己在禮壞樂崩的社會條件下矢志恢復周禮的獨立不遷的凜凜情懷。又如《論語·雍也》載孔子語云：“知者樂水，仁者樂山。”這是孔子從山水的形象上發現仁知的品質。在孔子的影響下，后代儒家學者和文人們往往借某些事物來比喻、象征某種品質，像梅、竹、蘭、菊等自然物都成為文人的親切朋友。二是指儒家學者對詩、文、琴、棋、書、畫等藝術的愛好。孔子本人就是一個大音樂家，傳說《詩三百》的音樂，他都彈奏過。孔子在齊國聽到古代的《韶》樂，達到如醉如癡的程度，竟然三月不知肉味。后代的儒者也大都保持了對藝文的雅趣，琴棋書畫是古代讀書人必修的幾門功課。由于儒家向往高尚的情操，而且情趣高雅，這使得儒家脫離了低級趣味，而上升到很高的文化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