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與中國古代文學·戰國文學繼承并發展了六經傳統·戰國文學是六經傳統的新發展

《莊子·天下》論六經之學，認為“其數散于天下而設于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又說：“天下大亂，賢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于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后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莊子認為六經的內容與諸子百家學術的聯系與區別表現為六經的道術為諸子百家所吸取，但百家未能融會貫通，所以各執一詞，不能兼備眾善眾美之純正。這個意思，《漢書·藝文志》也曾有陳述，曰：“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旨，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今人馬一浮先生有“六藝該攝一切學術”的觀點，其要點有二，“一曰六藝統諸子，二曰六藝統四部”(見畢養賽主編《中國當代理學大師馬一浮》)。即《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作為戰國以前中國文化之集大成之作，是一切學術的必然出發點。

《爾雅》(唐開成石經本)

我們說六經是一切學術的出發點，但這并不等于六經之學是神圣不庸懷疑的。司馬談《論六家要旨》指出：“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儒者之“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在于“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之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史記·太史公自序》)。《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記孟子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到梁，梁惠王以孟子“迂遠而闊于事情”，天下君主都欲合從連橫，以求攻伐之速勝，而孟子卻述唐、虞、三代之德。《漢書·藝文志》述儒家之弊曰：“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遠離道本，茍以嘩眾取寵。后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浸衰，此辟儒之患也。”六藝之學的衰落，不僅是由于博雜，而且在于六藝之學不切實用，又為后代學者所牽強附會。孔子之后，儒分為八，墨子由儒而墨，創為新說，這都充分說明到戰國之際，以六藝之學為代表的傳統文化已發展到了非變化不可的程度。因此，諸子百家的興起，是對六藝之學的新發展。而《左傳》、《國語》記春秋歷史，也正是不滿足于《春秋》之簡略。沒有《春秋》，起碼可以說沒有今日之《左傳》，但沒有《左傳》對《春秋》的發展，也不合于文化發展的需要。戰國歷史散文，也正是采納了六藝之中記言、記事史書的特點，而加以發展的。

《漢書·藝文志》以諸子出于王官，這是緣于孔于之前，學在官府，及孔子而后，開私人講學風氣。諸子開壇講道，收授門徒，正是效法孔子。《論語》是孔子弟子及再傳弟子記錄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著作，雖不在諸子之列，其特點卻正是諸子之體式。《論語》所體現的孔子思想，作為對六經思想的集大成思想，為戰國儒家奉為圭臬，也成為反對傳統學說的諸子建立自己論點的參照系。孔子帶領戰國士人志向學文，他對文化典籍的重視，對文學的重視，啟發戰國士人紛紛建立其學說。《論語》在藝術上，作為語錄體散文之藍本，其所記多為生動精辟的格言和警句，通俗而又具形象性，并善于通過人物富于個性的語言、行動來展示人物性格，特別是通過簡潔的敘述，精練的語言為我們塑造了孔子這個好禮仁義，幽默機智，寬惠慈愛，關心民生的偉大圣人的形象。《論語》開辟了個人著述的先河，其對戰國文學，特別是戰國諸子散文在思想與藝術手法的影響，是非常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