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釋〕　大祥：古時父母死去兩周年的祭禮。　大順：根據德、禮、法、信封建禮教的準則而達到的安定境界。　彊：加強。　撮：合。　俗：習俗、風氣。　約：簡約。　健羨：貪欲而不滿足。　絀：除去。　八位：八卦位。　十二度：即十二宮。指太陽與月亮沿黃道運行一周，每年會合十二次，每次會合有一定的部位。　二十四節：二十四個節氣。　　大經：自然規律。　茅茨：茅草屋頂。　采椽：用柞木作為椽。　土簋：盛飯的瓦器。　土刑：盛湯的瓦器。　糲粢：粗米飯。　藜藿：藜和藿分別為窮人所吃的野菜。　繳繞：糾纏、煩瑣。　參伍：錯綜比較、以為驗證。　窾：空。　　混混：指陰陽二氣混沌未分前的蒙昧狀態。　冥冥：昏暗。

(饒玲一)

〔鑒賞〕《論六家要旨》見于《史記·太史公自序》，司馬遷對其父司馬談一生的學問總考察后，覺得它是他父親最重要也最能代表他們父子思想見解的文章。在文章中，司馬談將先秦諸子分為六個主要學派，每派用非常概括的幾個字作了介紹，然后又用簡短的語言作了精當的評判，因此它反映了他們父子對先秦諸子的看法，又由于他們概括、批評十分扼要得當，一直被認為是研究先秦諸子的入門文章，為治諸子哲學者們所稱道不衰。

文章稱儒家以“六藝為法”，但因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因此批評他們“博而寡要，勞而少功”，但肯定儒家對君臣父子之禮，夫婦長幼差別仍不可易。說墨家與儒家相同“亦尚堯舜道”，但指出墨家主張“節用、短喪，尚同”與儒家有差別，這是因為“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因而認為其學說“儉而難遵”，但他們主張“強本節用”，可以使“人給家足”，故不可廢。文章對法家特點概括為“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批評他們“嚴而少恩”、“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但法家“正上下君臣之分”則不可改。名家在論名物上過分嚴密檢校，反而使人們不能抓住事物的本質，論證的方法也過于“苛察繳繞”，使人不能了解它的真正含義，但他們能循名責實，在錯綜參互比較之后，仍可以了解事實真相，應當分別考察，適當采用。由于司馬父子做的是太史的官，曾學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楊何，他們掌管的是陰陽、歷數，卜筮的事，故敘陰陽家于六家之首，但他并不迷信陰陽，指出陰陽家宣揚“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但司馬談認為“未必然也”，批評他們“大祥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這是很合科學的，與后來《論衡·譏日》的觀點很接近。但他又強調說：“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古代農業受到四季氣候的制約很厲害，故提出“四時之大順不可失”的論斷，很公正地處理這些問題，這是很令人欽佩的。

司馬談曾學《道論》于黃子，他研究道家是花了工夫的，把道家擺在六家最末，用贊美的語氣寫了一大段文字：“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后，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興舍。故曰‘圣人不朽，時變是守’。”至于道家的學術淵源，他指出道家是“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更值得注意的是，對道家的評語，幾乎無一貶辭。他講的道家究竟是指哪一類道家，這是《論六家要旨》傳世以來爭論不息，雖說有過一些論證，但恍惚迷離，并沒有搞清楚的。

1973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了帛書《經法》，對比《論六家要旨》，可見兩者的許多提法相同。在“因陰陽之大順”上，《經法·稱》里便有“凡論必以陰陽[明]大義，天陽地陰，春陽秋陰，夏陽冬陰，晝陽夜陰……諸陽者法天……諸陰者法地，地(之)德安徐正靜柔節先定，善予不爭，此地[之]度而雌之節也”；在“采儒墨之善”方面，《經法·君正》里便有“兼愛無私，則民親上”；在“撮名法之要”方面，《經法·道法》開頭就說“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繩，而明曲直者也”，在《君正》里更提出“法度者，正之至也，而以法度治者不可亂也”。《經法》里也有論名理的專章，提出“天下有事，必審其名……循名廄(究)實，理之所之，是必為福，非必為災”，進一步要“以法為符，審察名理終始”。《論六家要旨》提出道家的三種學術淵源，在《經法》里都可找到它的根據，《經法》經唐蘭先生研究，即《漢書·藝文志》的《黃帝四經》，因此我們有充分理由相信《論六家要旨》中的道家是按《黃帝四經》作推衍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司馬談論道家最后總結了一句：“故曰：‘圣人不朽，時變是守’。”這句話也見于《經法·觀》，不過《觀》作“圣人不巧，時變是守”，它又見于《國語·越語》下，勾踐想伐吳，范蠡認為時機尚未成熟，因此他說：“未可也，蠡聞之，‘上帝不巧，時變是守’。強索者不祥，得時不成，反受其殃，失德滅名，流走死亡，有奪，有予，有不予，王無蚤圖。”說明這種道家是主張入世的，它與《老子》的“絕圣棄智，民利百倍”，及《莊子·胠篋》主張的“圣人不死，大盜不止”是何等的不同。反映出黃學主張積極研求時變，如何去因應時變，取得勝利。黃學要求“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這樣才能達到“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西漢初期奉行的政策，是奉黃學為指針的，漢宣帝是一“信賞必罰，綜核名實”之主。太子勸他“宜用儒生”，他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獨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實，不知所言，何足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一次提到漢家制度，一次提到亂我家者(亂我家即亂我漢家制度)，而對漢家制度宣帝的解釋是“本以霸王道雜之”，這種“霸王道雜之”，也就是“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這難道還不足以說明《論六家要旨》中所說的道家就是黃學嗎？黃學也同老子一樣，主張無為而無不為，主張以因循為用，故有人稱之為黃老。漢代文帝、竇太后及景帝均好黃老，兩三代的休養生息，造成了強大的經濟實力，才有漢武帝的國力強盛，抵御匈奴，將版圖擴大到西域。漢初的蓋公、曹參、陳平、田叔、汲黯都是著名的漢代學黃老的政治家，黃學在歷史中的作用是不可磨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