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秦文化·玉器青銅器陶器瓷器·青銅器

中國是最早鑄造青銅器的國家。考古發現表明在距今六千年的新石器時代，人們已注意到銅的使用。西安半坡、姜寨仰韶文化遺址中發現的紅銅片可說是中國最早的銅器遺存。至商周則出現了中國青銅器藝術第一個空前繁榮的鼎盛時期。

陜西位于商代疆域的西部，境內分布著幾個重要的方國。至西周陜西則為王基所在，是全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所以陜西在中國青銅文化史上的地位是無可比擬的。概括起來陜西商周青銅器有以下六大特點：第一，數量大。據統計，解放后至1985年的36年中，陜西出土商周青銅器三千余件，其中有銘文者七百二十六件。同期全國出土有銘商周銅器兩千三百多件(含陜)，陜西約占全國總數的三分之一。第二，長篇銘文多。僅吳鎮烽先生所編《陜西全文匯編》就收錄歷代陜西出土商周青銅器銘文1037篇，其中一百字以上的長篇巨制七十二篇，占總數的百分之七，而占全國歷代出土百字以上商周銘文銅器的一半。其中周原出土的西周毛公鼎(現藏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共四百九十七字，為兩周之冠，史墻盤二百八十四字，是建國以來出土西周青銅器銘文字數最多者。第三，西周宗廟重器和玉器多。如淳化大鼎、康季鼎、毛公鼎、外叔鼎、大盂鼎、多友鼎、大克鼎、天亡簋、利簋、何尊、散氏盤、虢季子白盤等。這些銅器形體高大，造型美觀。多鑄長篇銘文，為貴族宗廟重器。王器有歷王㝬簋、王作仲姜鼎、王簋、王伯姜鬲等等。第四，西周斷代標準器多。明斷時代是考古研究的第一要義，也是發掘利用考古資料的前提和基礎。西周金文是研究西周史的第一手珍貴資料。但對于許多有重要史料價值而本身沒有明確紀年的銅器就必須通過各個王世的標準器及相關器物進行比較考察，根據器物的型制、紋飾、銘文風格，結合部分銅器出土的層位關系和器物共存關系，將一件無紀年的銅器年代基本確定。陜西出土的西周青銅器中，大家公認的標準器很多，幾乎每一個王世都有，如武王世的利簋、天亡簋，成王世的何尊，康王世的叔鼎、叔卣、大盂鼎、小盂鼎、折尊、折觥，昭王世的��鼎，穆王世的登卣、長田盉，共王世的墻盤，懿王世的即簋，孝王世的克镈、師克��，夷王世的克鼎、禹鼎、多友鼎，厲王世的虢仲諸器，宣王世的兮申盤等等。第五，青銅器窖藏特別多。目前已知歷代共發現七十二處，這是絕無僅有的。這又說明兩個問題，首先是陜西關中系西周王朝國都所在。當時周原、豐鎬一帶貴族聚居，經濟發達。其次說明厲王奔彘和平王東遷時，周原和鎬京遭到很大破壞，周族顯貴倉皇出逃后，再也沒有回到故土，啟出原來的窖藏。這些窖藏有一個共同特色，即它們都在當時的建筑基址旁，一個窖穴同屬一個家族。如周原扶風莊白一號窖藏一次出土一百零三件銅器，其中有銘銅器七十四件，著名的多達二百八十四字的史墻盤即在其中。根據銘文可考訂出微氏家族七代世系。第六，商代銅器多方國之物。陜西商代銅器遺存可分為四大區域。陜北的綏德、清澗、子長、吳堡、延長、延川一帶出土的蛇頭銅劍、馬頭刀等與山西石樓保德等地商代銅器別無二致，兩地隔黃河相望。當屬于鬼方、土方或��方文化;陜西城固從1955年至1981年出土商代銅器十三批、共五百三十件。其禮器與中原商文化相同，兵器中三角形戈、雙龍紋戣、人面紋斧、面具等則不見于中原而接近于四川新繁水觀音等早期蜀文化遺物。北大考古系李伯謙教授推斷此為早期蜀文化遺存。這里當是蜀族最早的活動區。到西周時期，蜀人才轉徙至四川成都;西安以東出土的商代銅器與中原相同，不具自身特點，說明商代關中東部曾是商代直接統轄地區;西安以西商代銅器，如乳釘紋簋、方座簋與中原商文化不同，當為先周文化遺存，說明關中西部當時為商代周方國轄地。

陜西出土的商周青銅器銘文總字數逾三萬字，相當于兩部今文《尚書》，對重建校正商周歷史有重要意義。其銘文內容大致可分以下幾個方面：(1)有關政治方面的內容：如臨潼出土利簋，銘文僅三十二字，記載了武王伐紂滅商的重要史實，為西周最早的青銅器。何尊記載了成王五年營建成周(洛陽)的情況。(2)有關經濟方面的材料。此類內容最多，如折觥、永盂、大克鼎等記載周王賞賜土地的內容。周原歧山董家村出土裘衛四器記載共王時期土地交易的事情。衛盉記載裘衛第一次用價值八十朋貝的一件玉璋換得矩伯十田土地，第二次用價值二十個朋貝的幾件玉器換得矩伯三田土地。散氏盤記載了失散兩家田邑交換之事，雙方有許多官員參加。在劃定田界時，利用山、川、路、樹等自然標志，雙方宣誓信守契約。銘文說明西周中期以后土地可以轉讓，土地私有化已開始。全文中還常見賞賜奴隸的記載，如大盂鼎記載周王一次賞賜貴族奴隸兩批一千七百二十六人。舀鼎記載五個奴隸價值僅相當一匹馬和一束絲。(3)關于軍事方面的內容甚多，如小盂鼎詳細記載了康王時盂受命征伐鬼方的情況，多友鼎、虢季子白盤記載了周對獫狁作戰的史實。另外在其他銘文中還有伐楚荊、御淮戎、克鄂國等等重要內容。諸多材料對研究周王朝與周邊方國的關系、周軍隊的組織、戰爭規模與作戰方式都有極高價值。(4)涉及法律方面的銅器銘文。有的記載民事契約形成過程，有的銘文本身就是一個案例。在一定程度上再現了西周訴訟程序和審判制度。如五祀衛鼎、舀鼎等。(5)西周禮儀完備繁縟，金文記載頗多。如天亡簋記錄了王室祭祀大典，何尊記載訓誥儀式。(6)商周之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上自王室下至一般貴族都要祭祀自己的祖先。商周青銅器銘文特別是西周中期以前的銘文，幾乎皆與祭祀祖先有關。(7)很多銅器銘文，文字精悍，層次分明，韻文散文互見，既是學術價值很高的史料，又是古典文學的佳作和書法藝術的杰作。(8)青銅器銘文還記錄了西周奴隸全貴族通過聯姻來鞏固自己家族和宗族的權勢和地位等等。(參見《陜西商周青銅器的出土與研究》，《考古與文物》1988年5、6合期)

秦青銅器總的來講遠無法與青銅器鼎盛的西周相比。秦孝公之前的秦國各時期青銅器較為集中地出現在關中地區一批等級較高的墓葬和窯藏中，數量最多的是小型兵器，如弩機、戈、矛、箭、鏃、削等。其次是銅容器和其他各類生活用器、生產工具及明器等，如鼎、簋、壺、甗、盤、��、敦、鈁、豆、鬲、盂、蒜頭壺、盆、帶鉤、斧、鑿等。另外還有一部分銅器則出于建筑遺址和車馬坑，主要是各種建筑構件、車馬器和裝飾品等。以上銅器都有較濃厚的西周風格，但應該說與兩周銅器的差別還是很大的。西周時期銅器類型多，器型大，厚重精良，紋飾華麗，使用廣泛。而秦國銅器數量少、類型少、質地大都較薄，有一部分秦國青銅器繼承了西周青銅器紋飾和銘文風格，鑄造精良，但大多數器表紋飾簡陋而素面無紋。從王室貴族到下層平民都普遍使用西周青銅器，而秦國青銅器僅供上層統治者和平民價層的族內首領享用，一般平民使用青銅器的情況近于沒有。既使用，也是青銅帶鉤、帶扣之類的小件。之所以如此，可能是由于秦國限于關中，銅原料短缺。一直處于戰爭狀態，限制了對青銅手工業的投入。未必是青銅制造水平很低。寶雞縣太公廟村發現的秦武公(前697—前678)鐘和镈、鳳翔高王寺銅器窖藏的“宴射壺”等可以為證。秦公镈為大型青銅鑄器，造型精美，器身兩側的扉棱由九條夔龍及一鳳鳥蟠曲而成，舞部一龍一鳳回首顧尾，镈身飾有蟬紋、鳳紋、竊曲紋和菱形條帶紋等;秦公鐘上亦飾夔龍和夔鳳紋，秦公鐘和秦公镈上同鑄有長篇銘文。秦兼并天下之后，按說為青銅器制造業提供了各方面有利條件。但統一后青銅器的數量和使用范圍反而遠不及孝公之前的秦國。究其原因當是秦始皇為加強和維護中央集權，嚴格抑制地方青銅制造手工業的發展，防止各地利用青銅及其他金屬材料制成武器，從而對中央形成威脅。如世人熟知，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剛平定天下，便“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鐘，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宮中”(《史記·秦始皇本紀》)。

從考古發掘來看，這一時期各地方制造的銅器產品僅有為數極少的生活用器，不見禮器和冥器。更不見兵器。而中央的銅鑄手工業卻相當發達。秦收天下之兵，鑄以為金(青銅)人十二，煌煌巨制，足見工藝水平之高。1980年，考古學家在秦陵西側一座陪葬坑內，發現兩乘大型彩繪銅車馬，每套車還包括四匹馬、一個俑。尺寸相當于真車、真人和真馬的二分之一。每輛車約包括各種形狀大小的零件三千多個，采用鑄接、焊接、子母扣連接、活鉸連接、套接、鉚接、銷釘連接、鑲嵌、連軸連接等多種工藝組合而成。兩車冶鑄精巧、通體彩繪，銅馬戴金銀鉻頭、韁索和項圈，當盧純金，象鑣純銀。整個車馬工藝精湛，足見秦代青銅制造技術高超之一斑。

到了西漢，特別是西漢中期以后，素面銅器更是普遍流行，即使宮廷御用也不例外。如1961年在西安三橋鎮發現一批西漢上林苑窖藏銅器，包括銅鑒十件、銅鼎五件、銅鐘五件、銅鈁和銅銷各一件。二十二件銅器系皇家御用，皆為素面。素面銅器的流行、青銅工藝的衰落，可能是由于輕便華麗的新興漆器在日常生活中更優越，人們的興趣已從銅器上移開。

漢代銅器工藝簡素，而銅器使用的數量則大大增加。如根據三橋鎮窖藏出土八件銅鑒研究，僅上林苑宮館所用銅鑒從陽朔元年到鴻嘉三年的八年中就造了一千二百五十八件。當時上至皇家，下到一般中小地主，普遍使用青銅器。

漢代銅器種類和器形多有變化。周代流行的簠、簋、敦、豆等食器到了漢代已不見了。鼎、鐘、壺、鈁是當時最主要的容器。 其他容器以��、洗、鍪、樽、盤、卮、杯、��斗、釜、甑等飲食器和炊事用具最為常見。漢代還出現了許多新銅器，如燈、博山爐、案、熨斗、爐、漏壺等都是前代極少或不見的。

雖說西漢中期后，素面青銅器成為主流，但鎏金銅器在上層仍頗流行。如興平布豆馬村出土的陽信家的竹節熏爐和銅馬都使用高級鎏金工藝，顯示出高貴的皇家氣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