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晉文化·韓國文化·韓昭侯、申不害變法和重在以術治國的韓文化

(1) 韓昭侯、申不害變法的背景

進入戰國時代，作為七雄之一的韓國，也曾進行了一些改革，增強了國力，擴展了領土。尤其是戰國初年，韓與魏、趙聯合作戰，三晉聲威一時大振。如在韓景侯、韓烈侯、韓文侯時代，楚國與韓、魏爭相侵奪鄭國領土，于是三晉聯合伐楚，最后在大梁一帶大敗楚師，從此，魏國占領了大梁、襄陵(今河南睢縣)等地，領土擴展到了黃河以南;韓國也攻取了鄭國的陽城(今河南登封縣)，還打敗了宋國，俘虜了宋國國君。到韓哀侯即位的第二年(前375)，韓國終于消滅了鄭國，領土大大擴展，并將國都遷徙至鄭，以便在中原圖謀發展。

但是，韓國立國后，并不曾出現象魏文侯那樣雄才大略的一代明君，使國家很快強大起來。雖曾進行了一些改革，但很不徹底，由此造成了如同韓非所說的“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韓非子·定法》)那樣一種朝令夕改的政治混亂局面。韓哀侯遷都于鄭后，在位僅短短六年便被臣下所弒。特別是哀侯之子韓懿侯即位的當年(前370)，正值魏武侯去世，魏國發生了公仲緩與公子䓨爭奪君位的內亂。韓、趙兩國企圖乘機削弱魏國，便聯合伐魏，并大敗魏軍，進而包圍了魏都安邑。但兩國各有謀算：趙國主張殺掉公子䓨，立公仲緩為君，并迫使魏國割讓土地;韓國則堅持使魏國分裂為二，以削弱其國力，解除魏對韓的威脅。雙方相持不下，韓國單方面退兵，公子䓨于是打敗了趙國和公仲緩的軍隊，被立為國君，他就是魏惠王。從此，三晉聯合作戰的局面破裂，各自圖謀發展，并互相征戰討伐，不斷削弱了實力。所以，韓懿侯在位十二年間，即屢遭魏國侵襲，韓國遭受了一系列兵敗國辱的事件。韓懿侯之子韓昭侯即位后，韓國更面臨著魏、秦兩國東西夾攻的嚴峻形勢。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深入變法革新，富國強兵，使韓國能夠在激烈的諸侯兼并中立于不敗之地，便成了擺在韓昭侯面前的最為急迫的政治課題。于是，便有了著名的韓昭侯、申不害變法。這場變法，不僅使得韓國“國富兵強，無侵韓者”，而且有力地促進了韓國法治文化的繁榮昌盛。

在戰國時代，韓國是法家學派的重要據點，有著廣闊而深厚的法治文化傳統。戰國中晚期階段，法家思想在韓國得到充分的發展，造就了申不害、韓非那樣杰出的法家人物。韓昭侯、申不害變法為韓國法治文化的繁榮奠定了基礎，進而韓非集法家思想之大成，把中國古代的法治文化推向了歷史的巔峰。申不害和韓非是分別活動于戰國中期和晚期階段的兩位法家巨匠，他們的法治思想獨樹一幟，各領風騷，表現了韓國法治文化的兩種典型形態，在我國古代法治文化史上有著深遠的意義。

(2) 申不害操權弄術的術治思想和實踐

關于申不害其人，《史記》介紹說：“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為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老莊申韓列傳》)又說：“申不害相韓，修術行道，國內以治，諸侯不來侵伐。”(《韓世家》)這就是說，申不害本是原鄭國京邑(今河南滎縣東南)之人，韓哀侯滅掉鄭國后，剝奪了鄭國貴族的特權，申不害之家族，大約也在其列，所以稱他為“故鄭之賤臣”。申不害為韓昭侯相，前后總共十九年，直至逝世。韓昭侯是韓國第六代國君，他即位后，正值韓國屢遭兵侵，處于弱勢，但他頗具雄心，決意扭轉韓國的被動局面，于是起用“故鄭之賤臣”申不害為相，在國內推行變法，收到了“國治兵強，無侵韓者”的卓著成效。

申不害變法活動的主體內容，是推行了一套操權弄術、以術治國的思想路線。所以，《史記》一再強調指出了申不害“學術”、“修術”的突出特點，說明他是一位以“重術”而聞名于世的法家人物?！爸匦g”如同“重法”、“重勢”一樣，屬于戰國法家的三大思想流派，也是構成我國古代法治文化的三大內容要素。在戰國法家中，李悝、商鞅為“重法”派代表人物，“重勢”一派的代表是趙國人慎到，申不害代表了“重術”的一派。所謂“重”，是有所偏重，并非絕對不講其他，但畢竟有一定片面性，所以，韓非批判地總結了三派思想，提出了融法、術、勢為一體的理論，由此被稱作法家學派的集大成者。其實，所謂法、術、勢，不過是法家為封建帝王設計的統治方法。按照韓非的說法，“法”是明文規定而公諸于眾的律令條例，是規范臣民的行為準則;“術”是密而不宣的君主駕馭臣下的手段或權術;“勢”是君主至高至尊的勢位或權勢。三者“不可一元，皆帝王之具也”(《韓非子·定法》)，都是帝王不可缺少的統治工具，因此，法、術、勢是三位一體的東西。

申不害之“重術”，完全是從強化封建君權出發的。如他說：國君高筑城郭，門禁森嚴，以防范寇戎盜賊，是必要的，但是，真正“弒君而取國”的大盜寇，主要還是國君周圍的大臣們，他們可以“蔽君之明，塞君之聽”，達到“奪其政而專其令，有其民而取其國”的目的。這正好比：“妬妻不難破家也;亂臣不難破國也?！眹車拇蟪紓儾攀亲钪档梅婪兜?。所以，國君對于君臣關系要有清醒的認識，那就是：不輕信所有的大臣，不使任何一個大臣“得專君焉”，才能作到臣下既忠實為君主效力，又不敢萌生篡逆之心，使他們如同群星捧月一般，全力維護至高至上的君主威嚴。這就叫“明君使其臣，并進輻湊”的道理(見《申子·大體》)。要達到這樣的境界，就得靠君主駕馭臣下之術了。什么是術呢?申不害形容道：好比設于暗處的鏡鑒和衡器一樣，君主完全不動聲色，卻可以洞察、鑒別和衡量臣下的一切?！扮R設，精，無為而美惡自備;衡設，平，無為而輕重自得。”所以，術的作用即在于“示天下無為”，就是做到君主“無為”而使臣下“無不為”，這也就是《老子》所說的“無為而無不為”的道理。申不害認為，只有這樣，才能穩固地維護封建君權，所以，他極力主張推行以術治國的路線。

申不害所說的術，大致可歸納為以下三種類型：

其一，控制術，也可以叫做“正名術”。就是韓非所概括的：“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生殺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韓非子·難三》)這是由國君執掌的用來考核、賞罰官吏的方法和手段。所謂“名”，即國君授予臣下的職位或名分;“循名而責實”，就是考察臣下所做的實績(實)是否符合他的職責(名)，然后以此為據進行賞罰，就叫“正名”。申不害認為，“名”是天地的綱領，圣人的符信，因此，“張天地之綱，用圣人之符，則萬事之情無所逃之矣?！?《申子·大體》)意思是說，治理國家千頭萬緒的事務，不必國君一一躬親，只要循名而責實，牢牢把握正名之術，“以其名聽之，以其名視之，以其名命之”，那就如同用鏡子照美丑，用衡器量輕重一樣，臣下的所作所為，皆“無可逃”國君之視聽。這樣，國君便有了“操生殺之柄，課群臣之能者”的至高至上的控制權。所以，申不害強調：“圣人貴名之正也。”“名之正”就是“正名”，做到名實相符。怎樣才是名實相符呢?他的原則是：“治不逾官，雖知弗言。”(《韓非子·定法》)就是要求官吏嚴守其職，不許失職和越職;凡不屬于自己職責范圍的事，即使對國君有利，也不許說，不許做，否則要受懲罰。據說，韓昭侯曾用這樣的辦法處罰了他的“失職”和“越職”的官吏。有一天，昭侯酒醉而臥，負責給他戴冒子的“典冠者”因怕他受寒，便給他披了一件衣裳，昭侯醒來后即以“越職”罪而處罰了這位官員;同時，又以“失職”罪處罰了另一位負責給他穿衣服的“典衣官”(見《韓非子·二柄》)。因為，在韓昭侯、申不害看來，無論失職或越職，都會削弱國君對于臣下的控制。

其二，陰謀術。就是韓非所概括的：“術者，藏之于胸中，以偶眾端，而潛御群臣者也”(《韓非子·難三》)。這是國君暗中駕馭臣下的陰謀權術。申不害認為，國君對臣下不能顯露自己內心世界的任何動靜，否則將會帶來不良后果。比如，顯露出“有余”，人將“奪之”，顯露出“不足”，人將“與之”;顯露出明察，人們會戒備你，顯露出糊涂，又會迷惑你;顯露出智慧，人們會美化你;顯露出愚昧，又會隱瞞你;沒有欲望顯露，人們會探猜你;顯露出欲望，又會引誘你?？傊?，國君內心世界一動一靜的任何顯露，都會使臣下產生非分之想，以采取相應的對策，因而必然動搖國君的絕對權威。那該怎么辦呢?申不害說：“惟無為可以規(窺)之”(《韓非子·外儲說右上》)。換一個說法，就叫做：國君要“藏于無事，竄端匿跡，示天下無為”(《申子·大體》)。也就是說，國君的任何意圖都要深藏不露，知道的事也要裝做不知道，不知道的又要裝做知道，虛虛實實，真真假假，使臣下無以揣摩，又無所提防，也就無從投國君之所好，或者避國君之所惡，以隱匿自己的不軌言行了;而國君卻能于不動聲色中窺察一切，識別忠奸，就會有效地“潛御群臣”了。這就叫“示天下無為”的陰謀權術。據說，韓昭侯曾經巧妙地玩弄過這套權術。比如，當他聽到使者稟報“南門之外有黃犢食苗”后，卻不許使者泄露，而搞突然襲擊，下令官吏迅速查報牛馬踐踏莊稼的情況，說是過去曾經三令五申，“而吏不以為事”，這次如不據實以報，“將重其罪”。而當官吏分別查報了東、西、北門外的情況后，他卻斷然批復道：“未盡也”，要求再查，結果，終于查到了“南門之外黃犢”。從此，官吏們深為昭侯的“明察”所懾服，更加俯首聽令，忠于職守，也再“不敢為非”了(見《韓非子·外儲說右上》)。

其三，外交術。也就是“外應諸侯”，在國際關系問題上玩弄權術。韓昭侯即位前后，韓國處于弱國地位，屢遭兵侵，為了扭轉被動挨打局面，以便在激烈的諸侯兼并中求得生存和發展，故不能不高度注重調處國際關系;尤其是當三晉聯合局面破裂后，如何巧妙地處理與魏、趙兩國的關系，更成為嚴峻的外交課題。于是有了申不害的“外應諸侯”之術。據史書記載，當時，魏國包圍了趙國都城邯鄲，趙派使者請求韓國出兵攻魏，在這種情況下，聯趙還是聯魏?韓昭侯、申不害必須作出抉擇。申不害本來是主張聯趙抗魏的，認為這樣可以遏制魏對韓的威脅，維護韓的獨立。但是，他鑒于自己“賤臣”出身，又與昭侯相處未久，不明昭侯意向，故不敢冒然進言，“恐言而未必中于王也”，一旦與昭侯意向相左，便有可能引來禍端。所以，當昭侯征詢他有何主見時，他只含糊答道：“此安危之要，國家之大事也。臣請深惟而苦思之。”是說象這樣關系國家安危的大事，還是請大王深思而后決定。而當他揣摩到昭侯傾向于聯魏時，便立即改變自己的初衷而迎合昭侯，并向昭侯陳述了聯魏的好處。說：韓國處在“與嚴敵為鄰”的險峻形勢下，“獨動不能支二難”，“而動有滅亡之變”。意思是韓國如果孤立作戰，勢必難以抵御來自魏、趙兩國的夾攻，最終有被滅亡的變故;因此，既然拒絕了趙國的請求，便只有“降心以相從，屈己以求存”，去“執珪”朝魏，與魏國結盟了。這樣作的好處是：魏君必然自以為“得志于韓”而輕蔑天下諸侯，諸侯則必然會反感魏國而親近韓國，其結果，韓國表面上似乎屈尊于魏國，實際上籠絡了諸侯，孤立和削弱了魏國。由此權衡之下：“莫如朝魏”。于是，昭侯“聽而行之”，并同申不害一道“執珪而見梁君”，與魏國結成了同盟。史書評論說：韓國在當時作這樣的決擇，既“非好卑而惡尊”，甘愿屈從魏國，亦“非慮過而議失”，缺乏深思熟慮;相反，這是“申不害慮事而言之”的結果，是經過了慎審權衡的。由此看來，申不害不愧為“一世之賢相”和“忠臣”，韓昭侯不愧為“聽而行之”的“一世之明君”(見《韓非子·內儲說上》《戰國策·韓策一》《孔叢子》卷中)。

據說，申不害為相期間，曾“十使昭侯用術”，充分表現了他“重術”的思想特點。但是，由于申不害太偏重于操權弄術，對于統一法令、嚴格法制等問題認識不足，因而產生了一系列負效應，帶來了嚴重的社會弊端。所以，他的后繼者韓非批評他：“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則奸多”(《韓非子·定法》)。這是因為，當時的韓國，本來存在著“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的法制混亂現象，而申不害不去專一地推行新法，統一韓國的憲令，而是偏重用術，于是，奸邪的事自然也就增多了。由于舊法和新法、前令和后令互相矛盾，所以，申不害雖然多次使昭侯用術，而奸邪之人還是能夠利用這種矛盾為他們破壞法令的行為進行詭辨。所以，申不害為韓相長達十九年，雖然使得韓國“國治兵強，無侵韓者”，一度成為實力雄厚的強大國家，但終究沒有能夠成就王霸事業，原因就在于國君偏重在上面用術，而沒有在官吏中經常整頓法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