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趙文化·雄壯悲涼的文學藝術和質直古樸的風俗信仰·隋唐至清代的詩詞戲曲

隋代的北方詩人，著名的有盧思道和李德林。盧思道為范陽涿人，其《從軍》詩“庭前琪樹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還”為千古名句。李德林為博陵安平人，被南方文士江總譽稱為“河朔之英靈”。

唐代詩人中，盧照鄰是幽州范陽人，“初唐四杰”之一。李嶠是趙州贊皇人，“文章四友”之一。唐玄宗在安史之亂中到蜀郡避難，一次登樓遠望，對身邊侍女說：“你不是我舊日梨園中的伶人嗎? 可試唱一曲。”女伶唱道：“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飛。”這是《汾陰行》中的幾句，唐玄宗聽后凄然淚下，侍者也都莫能仰視。唐玄宗問女伶：“誰為此詞?”女伶答道：“李嶠。”唐玄宗說：“真才子也!”不終飲而去。

唐代的陳子昂是梓州人，但曾隨軍北征契丹到達幽州。他的《登幽州臺歌》乃為千古絕唱：“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史稱陳子昂為自六朝綺麗文風以來注重風骨、橫制頹波的第一人。李頎是潁川人，王之渙是太原人，但李頎曾任新鄉縣尉，王之渙曾任文安縣尉，均曾生活在河北。李頎是盛唐邊塞詩人中的前輩。王之渙少有俠氣，所交游皆五陵年少，從禽縱酒，擊劍悲歌。

盛唐時期最杰出的兩個邊塞詩人，高適在開元十九年至二十一年客游薊門、邯鄲，岑參在開元二十七年客游邯鄲、古鄴城，北至冀州。高適祖籍渤海蓨縣，他本人常年客居宋中、淇上一帶，性情拓落，喜王霸大略，詩風粗獷悲壯，有氣骨。有《燕歌行》《邯鄲少年行》等詩四百余首傳世。其《邯鄲少年行》曰：“邯鄲城南游俠子，自矜生長邯鄲里。千場縱博家仍富，幾度報仇身不死。宅中歌笑日紛紛，門外車馬常如云。未知肝膽向誰是，令人卻憶平原君。”其中“未知肝膽向誰是，令人卻憶平原君”兩句，被《河岳英靈集》的編者殷璠稱贊為“余所最愛者”。

其他著名詩人如駱賓王、王昌齡、王翰、崔顥、李白、李昂、崔國輔、陶翰、劉希夷等，也往往以燕趙為題材，寫有很多的邊塞詩。駱賓王的五言絕句《于易水送人》雖只有短短二十字，卻被認為蓋過了此前所有詠荊軻之詩。崔顥的《古游俠呈軍中諸將》以燕北的漁陽、遼水為背景，詩中寫道：“少年負膽氣，好勇復知機，仗劍出門去，孤城逢合圍，殺人遼水上，走馬漁陽歸。錯落金鎖甲，蒙茸貂鼠衣，還家且行獵，弓矢速如飛。地迥鷹犬疾，草深狐兔肥，腰間帶兩綬，轉盼生光輝。顧問今日戰，何如隨建威?”全詩可謂字字金石聲。

唐代后期，河北的著名詩人還有：“大歷十才子”之一的郎士元，中山人;李嘉祐，趙州人;李端，趙州人;司空曙，廣平人;劉長卿，河間人;盧仝，范陽人;賈島，范陽人。著名的散文家、小說家有：蘇味道，趙州欒城人;李華，趙州贊皇人;張，深州陸澤人。著名文學家韓愈為鄧州南陽人，而郡望在河北的昌黎，世稱“韓昌黎”。這些人中，賈島的一首《詠荊軻》詩寫得瘦削清峻，最堪一讀：“荊軻重虛死，烈節書前史。我嘆方寸心，誰論一時事?至今易水橋，涼風兮蕭蕭。易水流得盡，荊卿名不泯。”

宋代河北的文學家最著名的是柳開和劉筠，均為大名人。柳開文風質樸，有《河東先生集》傳世。劉筠的詩與楊億齊名，與楊億、錢惟演等十七人共同唱和，結集為《西昆酬唱集》。詞別稱“長短句”，是較詩更為活潑多變，更易于表達人的豐富情感的文體。北方詞人的詞作在宋代頗難尋覓，在金代卻大為可觀，放出異彩。元好問所編《中州樂府》共收錄金代詞人三十六家，詞作一百一十三首。金朝從其立國開始，一百二十年間，除大定、明昌時的三十余年較為安定以外，一直是戎馬倥傯，爭戰不已。因此金代詞人的作品都帶有悲郁蒼涼的風格，與其他地區、其他時期的詞作不同。近代人況周頤所著《蕙風詞語》評論說：“金源人詞伉爽清疏，自成格調。”金代詞作的風格與南方的周邦彥、姜夔、柳永等人不同，而與蘇軾、辛棄疾相近，粗獷豪放，被稱作是“蘇學北行”。這些詞人中最著名的應數真定(今河北正定)人蔡松年、蔡珪父子。蔡松年隨父蔡靖由宋入金，蔡靖官居真定府判官，子孫遂為真定人，宋代詞運也因他而得以一脈北傳。蔡松年仕至右丞相，他的詞風以雄爽見稱，其《大江東去·離騷痛飲》一詞為步韻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之作，感激豪宕，寓悲郁于其中，被元好問譽稱為“樂府中最得意者”。詞中寫道：“離騷痛飲，問人生佳處，能消何物!江左諸人成底事，空想巖巖青壁。五畝蒼煙，一丘寒玉，歲晚憂風雪。西州扶病，至今悲感前杰。我夢卜筑蕭閑，覺來巖桂，十里幽香發。塊磊胸中冰與炭，一酌春風都滅。勝日神交，悠然得意，離恨無毫發。古今同致，永和徒記年月。”“離騷痛飲”原本是人們批評南朝士族的一句話，說他們“但讀《離騷》，痛飲酒，便為名士”。現在由蔡松年用之于慷慨悲歌的燕趙之地，使之具有了一種完全不同的悲壯豪放的含義。蔡珪字正甫，博學多才，被元好問譽稱為“國初文學斷自正甫，為正傳之宗”。他的《江城子·鵲聲迎客到庭除》是他任三河簿時酬客所作，其中三言的數韻尤多鏗鏘之意。其詞寫道：“鵲聲迎客到庭除。問誰與?故人車。千里歸來，塵色半征裾。珍重主人留客意，奴白飯，馬青芻。東城入眼杏千株。雪模糊，俯平湖。與子花間，隨分倒金壺。歸報東垣詩社友，曾念我，醉狂無!”

其他著名詞人還有：趙秉文、磁州滏陽人，也有一首步韻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的詞作《大江東去·秋光一片》，徐著《詞苑叢談》稱其“雄壯震動，有渴驥怒猊之勢，視《大江東去》信在伯仲間;”高永，漁陽人，倜儻重義，輕財好交游，喜談兵，文詞豪放;鄧千江與折元禮原籍雖非河北，但作品多寫邊塞題材，風格悲壯蒼涼，都有濃厚的時代色彩;元好問的詩詞慷慨低回，質切而沉郁，《蕙風詞話》稱其“極往復低回、掩抑零亂之致，”“亦渾雅，亦博大，有骨干，有氣象，以比坡公，得其厚矣”。

北方與南方詩文風格的不同，歷代均有定評，大致認為南方的風格綺麗，而北方的風格粗獷。陳琳說：“河北率少于文章，而為雄伯。”文章指文采，雄伯意即雄霸。李延壽《北史·文苑傳序》概括說：“江左貴乎清綺，河朔重乎氣質。”這兩句話原本于魏收的《魏書·文學傳序》，魏收所述更為詳盡，他說：南北方“彼此好尚，互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乎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貞是純直，剛是剛健，氣是氣骨，質是質樸。盧照鄰在《南陽公集序》中也說：“北方重濁，獨盧黃門往往高飛;南國輕清，唯庾中丞時時不墜。”盧黃門指盧思道，北齊時任給事黃門侍郎。庾中丞指庾信，梁元帝時任御史中丞。

元明時期在戲曲的風格特點中，這種南北的差異仍然存在。魏良輔概括說：“北曲以遒勁為主，南曲以婉轉為主，各有不同。”王世貞和王驥德也分別系統比較了北曲與南曲的風格差異，王世貞說：“凡曲，北宋多而調促，促處見筋;南宋少而調緩，緩處見眼。北則辭情多而聲情少，南則辭情少而聲情多。北力在弦，南力在板。北宜和歌，南宜獨奏。北氣易粗，南氣易弱。”王驥德說：“東晉以來，文辭分為南北。南音多艷曲，北俗雜胡戎。南詞主激越，其變也為流麗;北曲主慷慨，其變也為樸實。北主勁切雄麗，南主清峭柔遠。”戲曲盛興于元代的大都城，元曲作家馬致遠就是大都人，有《漢宮秋》等雜劇十五種。北曲中有十七宮調，南曲中有九宮調，較北方少一半，當時戲曲似以北音為正宗。

直到清代，荊軻刺秦王的故事與雄壯悲涼的文風仍然受到南北人士的景仰，為人們所繼承傳揚，遺風逸響千載不絕。明末清初，夏完淳殉國時年僅十七歲，他的詩詞悲壯慷慨，充滿民族氣節，沈雄就將他與荊軻相比，在所著《柳塘詞語》中稱其為“慷慨淋漓，不須易水悲歌，一時凄感，聞者不能為懷”。

陳維崧是清代最有成就的詞人之一，與朱彝尊齊名。他從二十余歲起離家，客居、浪跡天下二十余年，其詞慷慨悲郁，踔厲駿發，有目空四海之慨，得辛棄疾、蘇軾之雄放豪宕而沉郁過之。詞中多懷古佳作，并曾說“趙魏燕韓，歷歷堪回首”，表現出對燕趙文化的極大關注。他的詞中屢屢述及燕昭王、燕太子丹、荊軻、高漸離以及信陵君救趙、項羽巨鹿之戰、韓信井陘之戰等燕趙之地的往事。其《賀新郎·秋夜呈芝麓先生二首》中說“關情處，燕昭樂毅，一時人物”，《滿江紅·汴京懷古十首》中說：“使非公，萬馬壓邯鄲，城幾下”、“鉛筑無成，不信道，英雄竟死”，《念奴嬌·巨鹿道中作》中說“十月悲風如箭叫，此地曾稱巨鹿”、“欲倩燕姬，低彈趙瑟，一醉生平足”等等，極具慷慨之情。由此也表明了雄壯悲涼的風格在燕趙區域文學藝術的數千年發展中，確乎是貫穿始終、一線不絕的。陳維崧說過：“燕趙悲歌事未消。”他在《南鄉子·邢州道上作》一詞中寫道：“秋色冷并刀，一派酸風卷怒濤。并馬三河年少客，粗豪，皂櫟林中醉射雕。殘酒憶荊高，燕趙悲歌事未消。憶昨車聲寒易水，今朝，慷慨還過豫讓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