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對國家教育方針的更動

1957年以后，國家教育方針都是按毛澤東同志的表述確定的：“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而在“文革”中，卻由張春橋提出了一個二難推理：“一個是培養有資產階級覺悟的、有文化的剝削者、精神貴族，一個是培養有覺悟的、沒有文化的勞動者，你說要什么人?我寧要一個沒有文化的勞動者，而不要一個有文化的剝削者、精神貴族。”在這里詭辯術冒充了辯證法，一點論代替了兩點論，把國家教育方針中“有社會主義覺悟”、“有文化”和“勞動者”這本來是互相聯系，不可分割的三個方面割裂開來、對立起來;要么是“有文化的剝削者，精神貴族”，要么是“沒有文化的勞動者”，而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是根本沒有的。這樣一來，國家的教育培養目標就被篡改成了“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人，和“沒有文化的勞動者”。為了貫徹這一教育方針和培養目標，“文革”中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是樹立典型。1973年，大學招生試行考試，遼寧出現了一個交白卷的“英雄”張鐵生，不但未受到批評和教育，反而被塞進大學，突擊入黨，成了“敢于反潮流的英雄”，“工農兵學員的優秀典型”、“教育革命的闖將”、“新生力量的代表”。這個典型的樹立、在當時教育界起了極壞的作用。首先是在大學招生考試問題上捏造罪名，把矛頭指向周恩來總理，否定十七年的教育，使“兩個估計”得以謬種流傳。其次是制造了教育領域的混亂，顛倒了是非。再次是借支持“新生力量”、“新生事物”而培植親信，網羅黨羽。總之，張鐵生“是塊有棱有角的石頭”，拿了這塊石頭“好打人”。

二是“誘以官、祿、德”。在這一錯誤的教育方針之下，對所謂“沒有文化的勞動者”大搞所謂“反潮流入黨”、“造反做官”，以及“一出戲主義”(即演好一臺戲即可做官入黨等)、“一支曲主義”，“一個舞主義”、“一本書主義”、“一封信主義”(效迷信)等，竭力把青年學生卷入陰謀政治的漩渦，把國家教育方針納入陰謀政治的軌道。

三是思想灌輸。在這一錯誤的教育方針下，培養“有覺悟”成了培養“幫”覺悟。當時，文化部即在所屬的五、七藝術大學(實際上是部屬所有藝術院校的聯合體)對學生進行“無限忠于江青”的教育，“培養對江青的感情”，“要把這種感情的培養貫穿到每一堂課，每一分鐘”，“兩校”還一次又一次地布置要向江青寫“效忠信”、“勸進書”。張鐵生更是“覺悟很高”的典型，在這個典型的示范下，全國各地、各學校都涌現出了一批“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沒有文化的勞動者”使學校教育基本陷于癱瘓的狀態。

教育方針是國家教育事業的根本大法和根據，它的每一點更動和解釋都必然經過嚴密的科學論證和謹慎的措施保證，否則、一旦隨意，貌似改革，實則制造混亂，只會給教育實施帶來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