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非樂的偏頗

墨子(約前468—前376)，名翟，魯人，或云宋人，是中國古代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墨子出身寒庶，嘗自稱賤人。身處亂世，他感到最大的不平就是貴賤、貧富的不合理。他摩頂放踵，要“興天下這利，除天下之害”(《非樂上》)，《墨子·魯向》載墨子治國安邦的主張有十項，“非樂”是其中之一。《淮南子·說山訓(xùn)》稱：“墨子非樂，不入朝歌之邑。”《史記·魯仲連鄒陽列傳》說：“邑號朝歌而墨子回車。”

墨子認為：進行音樂藝術(shù)活動，首先必須制造樂器，而樂器制造需要付出很大的代價，這就必然要“厚措斂乎萬民”，加重百姓的負擔(dān);其次，樂器造好之后，為王公大人演奏，擊鐘鳴鼓需要搜羅年輕力壯聰慧敏捷之人來承擔(dān)，把強壯勞動力用在這上面，“使大丈夫為之，廢丈夫耕稼樹藝之時，使婦人為，廢婦人紡績織纴之事”;最后，樂奏起來了，需要有人欣賞，“與君子聽之，廢君子聽治，與賤人聽之，廢賤人之從事。”(《非樂上》)這樣，墨子就從樂器的制造，樂的演奏和欣賞三個方面陳述了他“非樂”的理由。

在墨子看來，興樂不僅加深了貴族對百姓的剝削，擴大了社會不同等級的距離，違反了他孜孜以求的天下共利的理想，而且“國家熹音”會招致“亡國”之禍。“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從飾樂也。”他以夏帝啟為例，說啟晚年由于“淫溢康樂。”結(jié)果弄得“上者天鬼弗戒，下者萬民弗利”，天怒人怨，叛亂滋生，落得身弒而國亡的可恥下場。(《非樂上》)在《公孟》里，他更明確地把聲色歌舞歸結(jié)為亡國之道。“古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 為聲樂，不顧其民，是以身為刑戮，國為戾虛者，皆從此道也。”樂既是天下之害，又是亡國之音，所以必須加以杜絕。

墨子非樂的進步意義在于，它深刻地觸及到了階級社會中貴族追求音樂藝術(shù)的審美享受同廣大勞動都基本物質(zhì)利益之間客觀存在著的矛盾，體現(xiàn)了墨子對勞動人民苦難生活的深切同情和對統(tǒng)治者的強烈不滿，具有一定的社會批判意義。然而，他把人們的審美的需要和衣食住行的需要絕對對立起來;把人們的審美活動和政治活動、生產(chǎn)勞動絕對對立起，畢竟不是對審美問題的全面看法。墨子似乎不懂勞動者除了物質(zhì)生活需求外，也有精神生活的需求，樂除了審美怡情作用之外，還有移風(fēng)易俗等社會價值。出于對統(tǒng)治者以樂的形式來尋歡作樂的義憤，墨子站在社會下層農(nóng)與工肆之人在立場上，旗幟鮮明的主張非樂，以至于把藝術(shù)形式和統(tǒng)治者的罪惡混在一起加以遺責(zé)，并進而反對人們的審美活動，顯然是狹隘的和偏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