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科舉舞弊與反舞弊面面觀

幾乎是科舉制一創立，舞弊現象就應運而生了。“通關節”、“冒籍”、“槍替”、“夾帶”等千奇百怪的手法層出不窮，常常把考場搞得烏煙瘴氣。與科舉舞弊相對的，則是朝廷絞盡腦汁的反舞弊措施。雙方斗法1300余年，真正詮釋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通關節”屢禁不止

科舉制是以考試方式選拔官吏的制度，自隋朝創立至清朝滅亡，存在了1300多年的時間。在這1300多年中，既有說不盡的十年寒窗一朝高中，也有道不清的不學無術科場舞弊。

在科場舞弊的種種手法中，“通關節”是最為普遍也最難禁止的一種。所謂“通關節”，就是現在所說的“走后門”，指考生通過賄賂考官或與考官拉關系，使其為自己的卷子判高分，以贏得“金榜題名”的機會。

在唐朝，科舉考試很看重考生的詩才，于是很多考生便在考前“投卷”，即把自己的詩詞文賦獻給當朝名流，讓他們在判定名次時為自己說話。與此同時，考生直接向考官“投金”的現象也比比皆是。因此唐朝科舉常常在考試之前就已經內定了名次。唐朝詩人杜牧曾經將自己所寫的《阿房宮賦》投給當時的朝臣，受到20多位大臣的一致贊賞。然而由于考試的前幾名早已內定為權貴子弟，杜牧最終只列第五。

為了杜絕“通關節”，宋朝科舉考試推出了兩項反舞弊措施——“糊名”和“謄錄”。所謂“糊名”，就是將考生的姓名、籍貫和初定等第等信息糊起來；所謂“謄錄”，則是將考生的考卷重新抄錄一遍，將抄錄本拿給考官審閱。這兩項措施使考官無從辨認考卷出自哪位考生之手，避免了考官給特定的考卷判高分。

“糊名”和“謄錄”推行以后，果然有效遏制了徇私舞弊之風。有一年，大文豪蘇軾的門生李廌參加科舉考試，恰逢蘇軾擔任主考官。蘇軾希望李廌高中，便在閱卷之時仔細辨認李廌的考卷，發現一篇文章頗似出自李廌之手，便欣喜地說：“此人當拔得頭籌！”然而，后來才發現，這份考卷竟然是另一名考生章援所寫，而李廌卻不幸落榜。北宋國子監學生鄭獬曾因不滿國子監祭酒（掌管教學考試的官吏）給自己的初定名次，而專門寫信將祭酒大罵一通。祭酒惱羞成怒，發誓要讓鄭獬名落孫山。到了正式考試時，那位祭酒發現一份考卷很像鄭獬的文風，便立即將其淘汰掉。然而閱卷結束之后，祭酒才發現自己認錯了考卷，而鄭獬居然高中狀元。

這兩個例子印證了“糊名”、“謄錄”的效果，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考生們立即想出了破解的辦法。不久，另一種形式的“通關節”就蔓延開來?？忌ㄟ^在考卷上做暗記，通常是在段末以“也矣”、“也歟”、“也哉”等虛詞標記，或在文中使用特定的生僻字，然后將暗記寫在條子上遞給考官。如此一來，考官便能從眾多考卷中找出這位考生的卷子。

例如，清咸豐八年（1858），考生羅鴻繹事先向考官李鶴齡遞了“關節”條子，約定三場考試中，第一篇文末用“也夫”兩個字，第二篇文末用“而已矣”三個字，第三篇文末用“豈不惜哉”四個字，最后再以“帝澤”兩個字結尾。李鶴齡依據這幾處暗記，果然找到了羅鴻繹的考卷，寫下了“氣盛言宜，孟藝尤佳”的評語。后來，羅鴻繹果然高中舉人。

盡管朝廷針對“通關節”不斷推出新措施，例如“鎖院”（將考官封閉）等，然而考生“通關節”的手法越來越高明、隱蔽，類似舞弊現象仍屢禁不止。

舞弊手法花樣迭出

除了“通關節”，考生舞弊的方式還有“槍替”、“冒籍”、“夾帶”、泄題、互相抄襲、割換考卷、場內傳遞等不下十幾種，可謂五花八門、層出不窮。

“槍替”就是找人替考，受雇替考的人被稱為“槍手”。這種舞弊手法多見于考取秀才的初級考試，有時也發生在考取舉人的鄉試中。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考生岑照請頗有才學的官員葉道和幫忙替考，許諾考中舉人后付給葉道和300兩銀子。葉道和混進考場，替岑照考完了全部三場考試，最終岑照竟名列舉人第一名。后來，“槍替”被人揭發，岑照和葉道和雙雙被斬。為了防止考生找人“槍替”，清朝作出了五名考生互結聯保的規定，即同考的五人互作擔保，并找一到兩名廩生（科舉考試生員名目之一，享受朝廷補助）認保，一旦發現“槍替”現象，則五名考生連坐，認保的廩生被革除。

所謂“冒籍”，是指考生冒外州、縣的籍貫參加考試，一則占用其他州、縣的錄取名額，二則在本州、縣考完又去別的州、縣應考，以增加錄取機會?！懊凹爆F象也多發生于初級考試。為了杜絕“冒籍”，自清康熙年間起，朝廷推出了“審音”制度，即核對考生的口音，以判別其是不是本州、縣人。此外，五名考生互結聯保也是防止“冒籍”的措施之一。

“夾帶”就是“打小抄”，考生將抄好的“四書”、“五經”或往屆優秀文章偷偷帶進考場，以便抄襲?！皧A帶”的現象在明清時期很普遍，因為明清科舉以八股取士，重視機械記憶。明清考生“夾帶”的技術十分高超，往往以幾毫米見方的蠅頭小楷謄錄整部論語，或抄在小紙卷上，或抄在衣服夾層，或抄在胳臂、大腿上，令監考人防不勝防。明清朝廷針對“夾帶”手法，推出的反舞弊措施是最多的。例如，考生穿戴的衣褲鞋帽都必須是單層的，不能有里襯；硯臺不能過厚，毛筆必須空心，燭臺必須是單盤的，而且用錫做成，燭臺柱子中空通底，盛放這些工具的籃子必須鏤空能看清里面；甚至考生自帶的食品也必須切開，供巡查官檢驗。為了防止考生將文章抄在身體上，朝廷甚至規定，考生入場時要解開內衣內褲，接受嚴格搜檢。乾隆年間，順天鄉試曾經開展了一次空前絕后的嚴查，派出大批軍役逐個搜身，并規定搜到“夾帶”一個賞銀三兩。結果，那次考試搜出“夾帶”者40余人，交白卷者68人，沒有答完的考生329人，文不對題的考生276人，而懾于嚴查未敢入場的竟有將近3000人。乾隆帝聽說后大驚而怒，立即對科舉考試作出了更嚴格的規定。

而對于考場內的抄襲、換卷、傳遞紙條等舞弊行為，朝廷則規定考生間隔入座，并建了高樓，專門監視考生的一舉一動。

“鐵手腕”嚴懲舞弊

考生的舞弊與朝廷的反舞弊爭相斗法，考生頻頻出招，朝廷則見招拆招。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朝廷少數人的智慧終究難以應對千萬考生的“奇技妙招”。于是，朝廷只得用異常嚴厲的懲罰措施來威懾考生。

懲治科舉舞弊力度最大的朝代是清朝。清朝對于考生“通關節”、“槍替”以及考官徇私舞弊等行為，一經發現都要判處死罪。順治年間，大理寺左評事李振鄴擔任考官，自擬了幾十個“關節”條子，公然向考生出售。被舉報后，李振鄴與另外四名兜售“關節”條子的考官和兩名舞弊的考生一同被處斬，家產抄沒，全家108口人被流放關外。雍正年間，河南學政俞鴻圖在當地一個油店，暗中“售賣”秀才，凡是遞送銀子的考生都能通過考試。就這樣，俞鴻圖一共“賣出”了47名秀才，賺取了賄銀1.4萬余兩。案發后，俞鴻圖立即被處斬。咸豐年間，當朝軍機大臣兼內閣大學士柏葰只因聽人說情，錄用了一名舉人，事后竟被彈劾，最終人頭落地。柏葰也成為因參與科舉舞弊而被處以極刑的官職最高的大臣。

但在嚴懲不貸的反舞弊舉措下，舞弊現象仍無法杜絕。為了飛黃騰達、富貴齊天，考生與主考官不惜鋌而走險，運用種種手法徇私舞弊。最終，弊端越來越明顯的科舉制于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被徹底廢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