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宋·鮑照
羽檄起邊亭, 烽火入咸陽。
征騎屯廣武, 分兵救朔方。
嚴秋筋竿勁, 虜陣精且強。
天子按劍怒, 使者遙相望。
雁行緣石徑, 魚貫度飛梁。
簫鼓流漢思, 旌甲被胡霜。
疾風(fēng)沖塞起, 沙礫自飄揚。
馬毛縮如猬, 角弓不可張。
時危見臣節(jié), 世亂識忠良。
投軀報明主, 身死為國殤!
在中國文學(xué)史上,鮑照與謝靈運、顏延之并稱為“元嘉三大家”。謝客以清新自然的山水詩著稱,顏延年以用典精工之五言見長,鮑明遠則以“俊逸”的樂府飲譽。三人作品各有千秋,顯示當時詩壇發(fā)展的不同傾向。
這首詩是鮑照的重要代表作之一,向為選家所注目,昭明《文選》,沈氏《古詩源》等均有采錄。“出自薊北門行”,當是古樂府曲名,其內(nèi)容蓋多寫軍旅之事。《樂府詩集》引《樂府解題》說:“《出自薊北門行》,其致與《從軍行》同,而兼言燕薊風(fēng)物,及突騎勇悍之狀。”惜此曲古辭已不存。“代”即擬作的意思。作者許多樂府詩,大半是擬作。不過他從來不是一味模仿,而往往是和曹操、曹植一樣,借舊題寫時事,并熔入自己的感情和時代的思想。
據(jù)史載,元嘉年間,宋魏兩個政權(quán)南北對峙更為嚴峻。江南一些仁人志士渴望收復(fù)中原,宋文帝也曾昭令北伐。但由于宋朝國力弱于北魏,加之君臣互相猜忌、用兵失當,終致敗北(參見《宋書·文帝紀》史評)。對此,辛棄疾于千載之下,還不無感嘆地詠道:“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稼軒之詞,有其明顯的身世之感。鮑照之辭,也有其懷才不遇、沉淪下僚、報國無門的激憤情懷,只是由于他生平線索的模糊,我們今天難以坐實罷了。
理解這一點,對分析全詩有很大幫助。
全詩共二十句,四句一層。“羽檄起邊亭,烽火入咸陽。征騎屯廣武,分兵救朔方。”起筆突兀、精警,一下子就把交戰(zhàn)前緊急情況和盤托出。“羽檄”、“烽火”是古代軍隊傳遞戰(zhàn)情的文書、信號,連在一起用,更加強了氣氛的急迫、嚴峻。“咸陽”,漢代指長安國都。這里與下文的“廣武”、“朔方”一樣,都是代稱某地方,并非實指。此手法在歷代樂府詩中極為常見。“征騎”兩句敘我方陣勢。“救”字用得準確,暗示出戰(zhàn)線的某方吃緊、危險,也暗示出這場戰(zhàn)爭勝負的大勢。為以下“時危”、“身死”張本。
接下“嚴秋筋竿勁,虜陣精且強。天子按劍怒,使者遙相望”幾句,承上展開。“嚴秋”,兼有二義,一指天氣寒冷,一謂秋馬肥壯。《文選》李注引《漢書》說“匈奴秋馬肥”,確解。今人或說是秋寒,遺大拾小。“筋竿勁”,是指弓箭有力,與“嚴秋”合起來說敵人配物精良。“虜陣精且強”則言敵虜來勢兇猛,似乎銳不可擋。這樣寫,并非只是為了說明侵略者的強大,而是為了突出“天子按劍怒”,奮起抗擊的可貴精神。“遙相望”,意思說朝廷不斷向邊亭派出使者,督促將士嚴守陣地,不準后退,申足天子抗戰(zhàn)決心。《史記·大宛傳》記載:“貳師將軍請罷兵,天子大怒,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輒斬之。’”鮑照大約是用這個故實,也可能兼有影射當時一些怯戰(zhàn)的將領(lǐng),如王玄謨之流。
“雁行緣石徑,魚貫度飛梁。簫鼓流漢思,旌甲被胡霜。”幾句敘寫我軍勝利前進的陣勢。“雁行”、“魚貫”是指隊列行進如雁飛、魚游般的齊整;“緣石徑”、“度飛梁”是說克服艱險,一路進取的行程。李善注“雁行”句說:“《漢書》曰:公孫戎奴以校尉擊匈奴,至右賢王庭,為雁行,上石山先登。”李注甚得詩意。據(jù)《宋書·柳元景傳》載,元嘉二十七年北伐時,王玄謨率領(lǐng)東路軍一再失利,而柳元景統(tǒng)帥的西路軍卻一連打下盧氏縣、弘農(nóng)郡、陜城和潼關(guān),大有直入北魏王庭之勢。詩所謂“流漢思”、“被胡霜”,也正是收復(fù)漢中故土、深入中原北地的寫照。有人將“流漢思”解作將士愈是遠離家鄉(xiāng),便愈加懷念故土,實在是誤會了歷史!
至此,詩情達到了一個高潮。詩人雖然也寫了敵軍的強大,但更寫了我軍的英勇善戰(zhàn)和一往無前的形勢。
不料風(fēng)云多變。由于東路軍王玄謨等人的失敗,使戰(zhàn)況急轉(zhuǎn)直下,宋文帝北伐決心動搖,急令柳元景等南撤。“疾風(fēng)沖塞起,沙礫自飄揚”,說是寫景,不如說是寫戰(zhàn)線的急劇突變。“疾風(fēng)”、“自飄揚”,都含有難以預(yù)料的意思。“馬毛縮如猬,角弓不可張”,表面上是說氣候寒冷,骨子里卻是謂兵勢縮如刺猬、如弓不張。唐人《白雪歌》“將軍角弓不得控,都護鐵衣冷難著”,與此語同意異,不可混為一談。鮑照之所以沒有將自己的批判態(tài)度直接道出,恐怕與其當時政治處境有關(guān),不便明言。
“時危見臣節(jié),世亂識忠良。投軀報明主,身死為國殤!”最后四句表達了作者欲報效祖國的情懷。“時危”兜住上文,收束有力。“見臣節(jié)”、“識忠良”,暗含著詩人對現(xiàn)實的某種評判。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的北伐,不但沒有取得預(yù)期勝利,反而被北魏逼退到長江南岸,江北只有盱眙一座孤城在殊死堅守。宋文帝遙望江北幾百里長的處處烽煙,不禁憂慮、慚愧,想起了四年前被他無辜殺害的勇猛驍將檀道濟,對謀士江湛說:“若道濟在,豈至此!”(《南史·檀道濟傳》)“為國殤”,用屈原《九歌·國殤》典故,點明自己欲為明主肱股、獻身于祖國的誓愿。同時,也是對那些為國捐軀死難者的高度頌揚。至此,詩情再一次被推向高潮,使我們真切地感覺到了作者那顆憂國憂世、激動不已的赤熱之心!
元嘉二十七年之戰(zhàn),是劉宋和北魏之間最大的戰(zhàn)爭,影響于歷史至為深遠。從此,南朝再也無心北顧了(包括齊、梁、陳),而注定要由北朝來統(tǒng)一中國。對這樣的重大歷史事件,連千年之后的辛棄疾都不免猶如目睹,更何況身當其世的鮑照了(按,明遠卒于公元466年)。所以,盡管我們不能將此詩準確系年,但是說它是取材于這次戰(zhàn)爭,應(yīng)當是毫無問題的;說它是一首優(yōu)秀的史詩,也未嘗不可。
清人沈德潛點評:“明遠能為抗壯之音,頗似孟德。”(《古詩源》卷十一)即是從此詩內(nèi)容與風(fēng)格著眼的。如果再就語言上說,我們以為該詩與曹子建(植)的《白馬篇》極為相似,特別是其開頭和結(jié)尾,讀者不妨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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