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女來效顰，還家驚四鄰。

壽陵失本步，笑殺邯鄲人。

一曲斐然子，雕蟲喪天真。

棘刺造沐猴，三年費精神。

功成無所用，楚楚且華身。

大雅思文王，頌聲久崩淪。

安得郢中質，一揮成風斤？

先秦諸子善于運用生動的故事來說理，后世的哲人亦多繼承此法，這些故事流傳下來成為后人喜愛的寓言，也成為后世詩文中習用的典故。

《莊子·天運篇》 有一則故事： 春秋時越國的美人西施因患心痛病經常捧心蹙眉，同村的丑女見了感到西施真美，于是也學西施的樣子捧著心皺起眉，結果丑上加丑。同村人見了，有的閉門不敢外出，有的索性攜妻帶子遷居而去。這個故事成為后世“丑女效顰 (pin蹙眉)”的典故，意謂單從表面學習模仿，想弄巧反成拙。

《莊子·秋水篇》 有一則故事： 邯鄲人走路的樣子好看，壽陵地方的少年去邯鄲學人家走路，可他沒有學會，連原來走路的姿勢也丟掉了，只好“匍匐而歸”。這個故事成為后世“邯鄲學步”的典故，意謂一味模仿，不僅學而無成還會失掉固有本色。

西漢揚雄 《揚子·法言·吾子》 有一則故事： 有人問揚雄： 你年輕時不是很喜歡作賦嗎？揚雄答： 是的，那好象是“童子”寫“蟲書”、”刻符”兩種字體。過了一會兒揚雄又說： 那種事是“壯夫不為”的?！跋x書”、“刻符”是秦代八種書體中的兩種，特點是纖巧難工。這個故事成為后世“雕蟲篆刻”、“雕蟲小技” 的典故，謂微不足道的小技、末技。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 有一則故事： 宋國有個人向燕王謊說自己能在“棘 (ji小棗樹)刺”的頂端刻制 “沐猴”(母猴)，但燕王需齋戒三月后方能看到。燕王信以為真，但不能久齋，只得以優厚的待遇供養這個宋人。后來宋人的謊言終被揭穿。這個故事成為后世“棘刺沐猴”的典故，意謂虛妄欺騙或艱辛而又難成的事業。

《莊子·列御寇》 有一則故事： 朱泙漫向支離益學習殺龍，耗盡了千金家產，用了三年時間，學成了屠龍的本領卻沒有用武之處。這個故事成為后世“屠龍之技”的典故，意謂高超而沒有實用價值的技藝。

《莊子·徐無鬼》 有一則故事： 郢人的鼻尖上沾了一片薄如蠅翅的泥土，請匠石用斧子給他削去。匠石把斧子掄得呼呼成風，一下子把泥土削得干干凈凈，郢人鼻端不傷，面不改容。宋元君聽了以后，召匠石拿自己來試驗。匠石說： 郢人死了，沒有能承受這一斧的“質” 即對象了。這個故事后世成為典故，以 “運斤 (斧子) 成風”謂精湛的技藝，高明的手段；以 “郢中之質” 謂施展技藝一手段的必要合作者。

李白的 《古風》 其三十五一詩，是闡述他詩歌創作理論主張的一首論詩詩。詩中運用了以上六個典故。

在詩歌創作上，李白主張“復元古”(《古風》其一)、”復古道”(孟棨《本事詩》 引李白語)。他之所謂復古，是改變齊梁以來直至唐初的形式主義頹風，繼承 《詩經》、屈原直至建安文學的優秀傳統，是以 “復古” 的形式來表示革新的理想和抱負?；谶@種革新的主張，李白 “不僅對六朝遺風的形式主義進行了無情的鞭撻，而且，對創作上毫無出息地模仿、雕飾(這在南北朝時期以及初唐都有它的影響)，也給予了尖銳的譏刺和嘲笑”(敏澤《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 第七章第一節)。李白的這些主張和見解，正體現在這首 《古風》 其三十五中。

詩歌的前四句通過“丑女效顰”、“壽陵學步”兩個典故嘲笑那些沒有出息地模仿他人的所謂詩人及詩作，丑上加丑，弄巧成拙，連 自己的本相也失卻了。典故本身已含有嘲諷譏刺的意味，李白在詩句中運用時，強調“驚四鄰”、“笑殺人”二語，漫畫式地勾勒出一幅諷刺喜劇的場景，濃重渲染了創作上只知一味模仿所引出的可笑可鄙的后果，加重了批判諷刺的力量。詩歌第五、六句，運用 “雕蟲篆刻”之典，批評那些創作上專門追求形式的人，他們寫出的“斐然子”——華美浮艷的詩章，不過是區區小技，這本是“壯夫不為”的，刻意于此，則喪失了人品與詩品清新、淳真的本色。第七至第十句中，第七句明用 “棘刺沐猴”之典，第八、九句暗用“屠龍技”之典，進一步批評刻意雕琢的創作態度： 從真正的創作意義上說，那不過如同在棘刺上刻猴與屠龍之術一樣，純粹是曠費時日、勞而無功。但為什么許多人樂此而不疲呢？詩人毫不留情地指出了他們的用心與目的：“楚楚且華身”，以表面鮮縟光馨的詩句妝點自身，獲取個人的榮耀而已。如此對待詩歌之創作，完全違背了 “詩言志”的古訓，詩人李白由此想及 《詩經》 傳統的被棄，故而第十一、十二兩句從正面申抒自己的感慨：“大雅思文王，頌聲久崩淪?！薄按笱拧迸c “頌”是 《詩經》 中的兩個部分，此即代指 《詩經》，《詩經》 是周代作品；“文王”即周文王，周代開國之君，此處以周文王指周代古樸實際的文風。這兩句詩在詞序的安排上較為參差，詩意為 “大雅”與“頌聲”所代表的 《詩經》 的傳統長久地斷絕淪沒了，因而詩人懷想并力圖恢復古代明君周文王時代真淳厚樸的詩風。這是兩句不借助于典故而從正面表述自己詩歌創作主張的詩句。他的這個主張在 《古風》 其一 (大雅久不作) 中更從詩歌發展史的角度作了全面明確的闡述。詩人的主張是如此，但在當時立即改變模仿、雕琢的積習，恢復《詩經》 的傳統卻也并非易事，所以詩篇結尾二句詩人通過反問的形式運用“郢中之質”、“運斤成風”的典故抒發感慨： 自己縱有運斤成風的手段，到哪里去找郢人為“質”來實現自己的手段呢？其深層的含義則是改革詩風的愿望、抱負與本領，到哪里能得到施展的機會呢？從中透露出詩人改革詩風的熱望、急切，也流露出詩人因缺少志同道合的知己而產生的深婉的悲嘆！

總觀這首論詩之詩，在表現手法上最大的特點就是借助于典故。典故具有豐贍的內蘊，包含一個生動的故事，故而概括性強，表現力強。李白此詩借助典故將抽象的詩歌理論闡發得簡煉深透，且具有極可感知的生動性與抒情性。在典故運用的方式上，六個典故有明用、有暗用；有直述、有反問；有的只寫明典故，有的將原典的本事加以概括 (如 “還家驚四鄰”)或發揮(如“笑殺邯鄲人”)。典故雖多，絲毫沒有晦澀堆積之感。全詩之用典真可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此詩在體式上屬于“古風”，即“古詩”，在內容上呼喚自古以來的優秀詩歌傳統，在手法上借助于大量典故進行說理，在語言上簡古精深。這一切和諧地統一在一起，形成了此詩厚樸、淳古的基本風格。在古代論詩詩中，無論其思想內蘊、表現手法還是藝術風格，都有著獨具的精到之處。它是研究李白文學思想的重要材料，是我國古代文學批評史上不可缺少的一頁，它對于推動唐代詩歌的革新、促使唐詩走向我國古代詩史的頂峰具有重要的意義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