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祝土匪》原文|注釋|賞析

莽原社諸朋友來要稿，論理莽原社諸先生既非正人君子又不是當代名流，當然有與我合作之可能，所以也就慨然允了他們。寫幾字湊數，補白。

然而又實在沒有工夫，文士們 (假如我們也可以冒充文士)欠稿債，就同窮教員欠房租一樣，期一到就焦急。所以沒工夫也得擠，所要者擠出來的是我們自己的東西，不是挪用，借光，販賣的貨物，便不至于成文妖。

于短短的時間，要做長長的文章，在文思遲滯的我是不行的。無已，姑就我要說的話有條理的或無條理的說出來。

近來我對于言論界的職任及性質漸漸清楚。也許我一時所見是錯誤的，然而我實還未老，不必裝起老成的架子，將來升官或入研究系時再來更正我的主張不遲。

言論界，依中國今日此刻此地情形，非有些土匪傻子來說話不可。這也是祝莽原恭維莽原的話，因為莽原即非太平世界，莽原之主稿諸位先生當然很愿意揭竿作亂，以土匪自居。至少總不愿意以 “紳士” “學者” 自居，因為學者所記得的是他的臉孔，而我們似乎沒有時間顧到這一層。

現在的學者最要緊的就是他們的臉孔，倘是他們自三層樓滾到樓底下，翻起來時，頭一樣想到是拿起手鏡照一照看他的假胡須還在乎? 金牙齒沒掉么? 雪花膏未涂污乎? 至于骨頭折斷與否，似在其次。

學者只知道尊嚴，因為要尊嚴，所以有時骨頭不能不折斷，而不自知，且自告人曰，我固完膚也，嗚呼學者! 嗚呼所謂學者!

因為真理有時要與學者的臉孔沖突，不敢為真理而忘記其臉孔者則終必為臉孔而忘記真理，于是乎學者之骨頭折斷矣。骨頭既斷，無以自立，于是“架子”，木腳，木腿來了。就是一副銀腿銀腳也要覺得討厭，何況還是木頭做的呢?

托爾斯泰曾經說過極好的話，論真理與上帝孰重。他說以上帝為重于真理者，繼必以教會為重于上帝，其結果必以其特別教門為重于教會，而終必以自身為重于其特別教門。

就是學者斤斤于其所謂學者態度，所以失其所謂學者，而去真理一萬八千里之遙。說不定將來學者反得讓我們土匪做。

學者雖講道德，士風，而每每說到自己臉孔上去;所以道德，士風將來也非由土匪來講不可。

一人不敢說我們要說的話，不敢維持我們良心上要維持的主張，這邊告訴人家我是學者，那邊告訴人家我是學者，自己無貫徹強毅主張，倚門賣笑，雙方討好，不必說真理招呼不來，真理有知，亦早已因一見學者臉孔而退避三舍矣。

惟有土匪，既沒有臉孔可講，所以比較可以少作揖讓，少對大人物叩頭。他們既沒有金牙齒，又沒有假胡須，所以自三層樓上滾下來，比較少顧慮，完膚或者未必完膚，但是骨頭可以不折，而且手足嘴臉，就使受傷，好起來時，還是真皮真肉。

真理是妒忌的女神，歸奉她的人就不能不守獨身主義，學者卻家里還有許多老婆，姨太太，上炕老媽，通房丫頭。然而真理并非靠學者供養的，雖然是妒忌，卻不肯說話，所以學者所真怕的還是家里的老婆，不是真理。

惟其有許多要說的話學者不敢說，惟其有許多良心上應維持的主張學者不敢維持，所以今日的言論界還得有土匪傻子來說話。土匪傻子是顧不到臉孔的，并且也不想將真理販賣給大人物。

土匪傻子可以自慰的地方就是有史以來大思想家都被當代學者稱為“土匪” “傻子”過。并且他們的仇敵也都是當代的學者，紳士，君子，士大夫……。自有史以來，學者，紳士，君子，士大夫都是中和穩健; 他們的家里老婆不一，但是他們的一副面團團的尊容，則無古今中外東西南北皆同。

然而土匪有時也想做學者，等到當代學者天滅殤亡之時。到那時候，卻要請真理出來登極。但是我們沒有這種狂想，這個時候還遠著呢，我們生于草莽，死于草莽，遙遙在野外莽原，為真理喝彩，祝真理萬歲，于愿足矣。

只不要投降!

(1941年人文書店版《有不為齋文集》)

賞析 作者將莽原社諸朋友稱為“土匪”，文章立論，出人意料，異常突兀，吸引讀者不得不讀下去。一提起“土匪”，人們總是和強盜、暴徒聯系在一起，然而在作者筆下，“土匪”是與“學者”對立而言的。以“學者”自居的正人君子們，“倚門賣笑，雙方討好”，完全是一副裝腔作勢的虛偽面孔，與“土匪”的率直、無所顧忌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文章寫作的年代，正值“現代評論派”打著自由主義的旗號，維護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利益，污蔑青年學生的愛國運動之時，作者以土匪來稱呼堅持真理的莽原社諸朋友，實則是要提倡與封建勢力作斗爭的大無畏的英勇精神，提倡堅持真理的執著、認真的精神。這里，作為貶語的“土匪”，已經失去了本義，而成為“勇士”的同義語。林語堂在20年代所寫的雜文，充滿了對封建軍閥和封建舊文化、舊秩序的憤恨，言辭激烈，常帶有火藥味，這篇雜文突出地顯示了這一特點。

這篇雜文的鋒利性和它的強烈的諷刺效果，還體現在形象刻劃的傳神上。請看作者筆下“學者”的形象： “現在的學者最要緊的就是他們的臉孔，倘是他們自三層樓滾到樓底下，翻起來時，頭一樣想到是拿起手鏡照一照看他的假胡須還在乎?金牙齒沒掉么?雪花膏未涂污乎? 至于骨頭折斷與否，似在其次?！边@是一種夸張的寫法，由于作者準確地抓住了描寫對象在特定情景下的富于個性的表現，所以顯得極為活脫、入木三分。

夸張當然是一種變形，虛擬性的變形帶來了獨有的喜劇效果。它幾乎失去了“形似”，卻得到了“神似”，異常真實地揭露了學者們只顧“臉面”與“尊嚴”，不要骨頭，不要人格的丑態。作者還用同樣的筆法，從對比的角度寫“土匪”：“ 惟有土匪，既沒有臉孔可講，所以比較可以少作揖讓，少對大人物叩頭。他們既沒有金牙齒，又沒有假胡須，所以自三層樓上滾下來，比較少顧慮，完膚或者未必完膚，但是骨頭可以不折，而且手足嘴臉，就使受傷，好起來時，還是真皮真肉。” “土匪”與“學者”面對同一境遇，因為顧忌的有無，精神表現也就大相徑庭。這種對比的寫法，好處在于，一則可以鮮明地澆鑄作者的主觀愛憎感情，二則可使形象更具有生動性，三則可形成藝術描寫上的復沓，增強語言的藝術節奏感。這種寫法，是很值得學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