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振庭《“頭朝下”》原文|注釋|賞析

外國俗話說：上帝要讓誰滅亡，先使他發狂。林彪、“四人幫”是一伙兩眼血絲通紅的復辟狂，在他們眼里，我們這個世界是全部顛倒的。正象先前戲臺上丑角曾念過的一段數板一樣： “東西街，南北走，十字路口人咬狗，拿起狗，砍磚頭，反被磚頭咬了手。”

在林彪、“四人幫”的詞典里，和我們普通人不同，我們叫做黑的，他們正好叫做白，我們叫做對的，他們一定說不對。什么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也全被顛倒過來了。

革命不是個好名詞 么? 但林彪、“四人幫” 說，“不行! ”這不徹底，得革革命，得專革那些革過命的人的命。昨天你是革命動力，今天你就正好是對象，這就叫“徹底革命”。徹底到正好頭朝下，敵我掉個過。

政治不是得落實到實際行動上么? 物質不是決定精神么? 生產力不是決定生產關系么?不! 在林彪、“四人幫”那里，正好掉過來，思想落實到思想上，政治落實到政治上，生產關系決定生產力，上層建筑決定經濟基礎，精神決定物質，天才決定世界。他們所謂的“造反”，就是把一切翻過來，女人應該打倒男人，青年人得打倒中年人和老年人，工人打倒科學家，學生打倒老師，兒子一天得把老子娘打三遍才造反徹了底。你若說這不是亂了套么? 對啊! 越亂越好，不亂哪能革命! 林彪、“四人幫”不但這樣說，也這樣干，就是要亂思想，亂理論，亂政治，亂經濟，亂文化，亂法制，亂道德風氣。總之，一切都得亂，越亂越好，一切都得頭朝下，腳朝天。

實踐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么? 不! 要用本本來檢驗真理。本本上“句句是真理” ，豈能受實踐檢驗?再如： 一切真理不是都具有相對性和絕對性的辯證關系么?不! 只有絕對性，沒有相對性，“一句頂一萬句” ，到此就是“頂峰”，而且這一切還是在打著 “高舉” 的旗幟進行的哩!

我們一些同志，在前幾年林彪、“四人幫”橫行時，有過一段頭上戴帽子、時時挨棍子的經歷，照理說應該清醒一點，但不知為什么，也有些眼花了，看事物影象有點不清楚了，或者也有點頭朝下腳朝天，物影倒立，是非顛倒，所以也說了一些讓人吃驚的胡話。對一些本來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ABC，也鬧不清了。這是實實在在的不幸的事實。

清人李汝珍寫了一部《鏡花緣》，他異想天開寫了一些海外奇談，在那些君子國、女兒國、長人國、小人國里都發生了顛倒怪誕的事情，如那個須眉男子林之洋就被當女人看待，被纏了腳。但我們當年看《鏡花緣》時，何曾想得到，我們也會再經歷一次林之洋式的命運，而且這場災害是如此之重，以至我們今天和今后相當長的時間里，還得花很大的力氣，才能把被顛倒了的東西重新擺正。

什么是撥亂反正?首先就得把事實的本相擺端正。從此別再頭朝下，拿大頂。這是起碼的第一步。

(1979 年1月14日《人民日報》)

賞析 寫雜文，講究一個“化”字，即把抽象的化成形象的，把深奧的化成淺顯的。因為只有形象和淺顯，才能為更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雜文的戰斗作用。

宋振庭的《頭朝下》這篇雜文，“化”得就比較出色。它把林彪、“四人幫”一伙顛倒黑白、本末倒置的種種卑劣行徑，概括成一個雜技藝術形象——拿大頂、“頭朝下”，既貼切、逼真，又入木三分、一針見血，真可謂鞭辟入里，“出神入化”。

化入還要化出，在樹起一個“頭朝下”的形象之后，雜文又條分縷析地歷數了林彪、“四人幫”一伙的種種丑行：你要革命嗎?他們則要革革命;你要用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嗎?他們則捧出“句句是真理”的本本，用本本來檢驗真理。由于他們頭朝下看世界，自然一切都是顛倒的。因此，物質便不再決定精神，而是精神決定物質;生產力不再決定生產關系，而是生產關系決定生產力。就連造起反來，也是無以復加的“徹底”，以至于兒子一天得把娘老子打三遍才行。總之，在林彪、“四人幫”眼里，是一切都得亂，越亂越好，一切都得頭朝下，腳朝天。

深刻的剖析，辛辣的諷刺。雜文運用“歸謬法”，把林彪、“四人幫”一伙荒唐又荒謬的歪理，集中起來，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使雜文的投槍、匕首作用發揮得淋漓盡致。記得俄國著名作家果戈里曾這樣說過： “諷刺和嘲笑是偉大的事情，它既奪不了生命，也奪不了莊園，但有罪的人在它面前就象一只被縛起的兔子”。在《頭朝下》這篇雜文面前，林彪、“四人幫”不也象被縛起的兔子嗎?

對丑類的諷刺，自然應是無情的。對犯過錯誤的同志的諷刺，則要掌握恰當的分寸。《頭朝下》正是這樣。它在談到某些戴過帽子挨過棍子的同志仍然說著一些令人吃驚的胡話，干著一些讓人費解的糊涂事時，是這樣評說的： 他們“照理說應該清醒一點，但不知為什么，也有些眼花了，看事物影象有點不清楚了，或者也有點頭朝下腳朝天，物影倒立，是非顛倒” 。使人覺得既尖銳，又中肯。

借助一個“頭朝下”的形象，把林彪、“四人幫”一伙的丑惡嘴臉刻畫下來，且又如此惟妙惟肖，不能不說是“化”的功勞。寫雜文要講究“化”，由此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