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顯祖《【文】·溪上落花詩題詞》原文|注釋|譯文|翻譯|鑒賞

【原文】

長孺、僧孺兄弟，以無著天親，不綺語人也：一夕作《花溪》諸詩百余首，刻燭而就。予經時閉門致思，不能如其綺也。長孺故美容儀少年，幾為道傍人看煞。妙于才情，萬卷目數行下。加以精心海藏，世所云千偈瀾番者，其無足異。獨僧孺如愚，未嘗讀書。忽忽狂走，已而若有所會，洛誦成河，子墨成霧，橫口橫筆，無所留難。此獨未宜異也。僧孺故拙于姿，然非根力不具者。以學佛故，早斷婚觸，殆欲不知天壤間乃有婦人矣。而諸詩長短中所為形寫幽微，更極其致。如《溪上落花詩》：“芳心都欲盡，微波更不通。”“有艷都成錯，無情乍可依。”不妨作道人語。至如《春日獨當壚》：“卓女盈盈亦酒家，數錢未慣半羞花。”僧孺不近壚頭，何知羞態? 《七寶避風臺》：“翠纓裙帶愁牽斷，鎖得斜風燕子來。”僧孺未親裙帶，何知可以鎖燕?《燕姬墮馬》：“一道香塵出馬頭，金蓮銀凳緊相鉤。”僧孺未曾秣馬，何識香尖? 《春閨怨》：“乳燕春歸玳瑁梁，無心顛倒繡鴛鴦。”僧孺未經催繡，安識倒針? 當是從聲聞中聞，緣覺中覺耶? 無亦定中慧耳。然予覽二音，有私喜焉。世云學佛人作綺語業，當入無間獄。如此，喜二虞入地當在我先。又云，慧業文人，應生天上。則我生天亦在二虞之后矣。

【鑒賞】

虞長孺，名淳熙，錢塘人。萬歷十一年(1583)進士。授兵部職方主事，累遷稽勛郎。二十一年削籍歸。弟淳貞，字僧孺。幼時他們家貧無書，“搜奇獵秘，閉門抄寫，方術陰符，靡不通曉。十七喪母，相依習天臺止觀，夜則談鬼神變化狡獪之事，至漏盡不寐。長孺好仙，僧孺亦好仙。已而長孺好佛，僧孺亦好佛。兄弟偕隱南山回峰下，相與棲寂課玄，采莼行藥，以終老焉。”虞長孺晚年“皈依云柄，復三潭放生池，賦詩贊佛，專修凈業。湖上鐘鼓花鳥，于焉一新”，又曾“見知于李于麟、王元美，賦才奇譎，搜抉奇字僻字，務不經人弋獲，以為絕出。于時賢，頗折服湯顯祖、屠長卿，自詭以傲兀勝之。雖未免牛鬼蛇神之誚，可謂經奇者也。嘗曰：我文似古而不似古者，皆我胸中語耳”(《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虞僧孺名氣稍遜，卻因《溪上落花詩》名動一時。衰宏道《孤山小記》曾說：“近日雷峰下有虞僧儒，亦無妻室，殆是孤山后身。所著《溪上落花詩》，雖不知于和靖如何，然一夜得百五十首，可謂迅捷之極。至于食淡參禪，則又加孤山一等矣，何代無奇人哉!”

湯顯祖在序文中，贊賞虞氏兄弟，在于為人、為文的投緣，皆屬于“學佛人作綺語業”。湯氏“弱冠始讀《文選》，輒以六朝情寄聲色為好”(《與陸景鄴》)，“謂弟著作過耽綺語。但欲弟息念聽于聲元，倘有所遇，如秋波一轉者”(《答羅匡湖》)，因而每每“意有所蕩激，語有所托歸，律之‘風流之罪人’，彼固歉然不辭矣”(《校(虞初志>序》)。

湯顯祖主張“凡文以意趣神色為主”(《答呂姜山》)。這可以分為兩個層面。在語言表達層面上，“意趣神色”指的是洗盡凡俗，用最能體現作者個性風格的文字表達真實性情。如評《焚香記》“填詞皆尚真色，所以入人最深”(《焚香記總評》)，談《牡丹亭記》改編時，“要依我原本，其呂家改的，切不可從。雖是增減一二字便俗唱，卻與我原做的意趣大不同了”(《與宜伶人羅章二》)。堅持個性，湯顯祖也不排斥對前人的學習，“稗官小說，奚害于經傳子史?游戲墨花，又奚害于涵養性情耶?”(《校(虞初志>序》)但是師法古人時，他主張務去陳言，師其意，不師其辭，“蓋博故能精，淵故瓷挹。于塵無不有，乃能吐陳宿而為鮮新”(《玉茗堂文集序》)，因此他將模擬古人，將以秦漢文、盛唐詩為圭臬的明代復古派作品，自李夢陽而下，視為贗文，矢志“復自循省，必參極天人微窈，世故物情，變化無余，乃可精洞弘麗，成一家言”(《答張夢澤》)，從而做到“言一事，極一事之意趣神色而止;言一人，極一人之意趣神色而止”(沈際飛《玉茗堂文集題詞》)。

在第二個層面，“意趣神色”，指的是言意之辨。湯顯祖認同言有盡而意無窮之說，追求“能悟發于音外之音，致中之致”的境界(《義墨齋近稿序》)。如《莊子·外物》所說：“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顯然湯顯祖明確意識到言語的局限，從而致力于將讀者的注意引導言語符號所指向的作家所創造的藝術世界。他喜用王維畫作《雪中芭蕉》來說明，“昔有人嫌摩詰之冬景芭蕉，割蕉加梅，冬則冬矣，然非王摩詰冬景也。其中駘蕩淫夷，轉在筆墨之外耳”(《答凌初成》)，又在《見改竄牡丹詞者，失笑》詩中說：“縱饒割就時人景，卻愧王維舊雪圖。”俗論譏諷王維不知寒暑，實際不理解王維以“法眼觀之，知其神情寄寓于物”(宋惠洪《冷齋夜話》)。在湯顯祖看來，“文亦宜然。位局有所，不可以反置;脈理有隧，不可以臆屬。藉其神明，有至不至。其于貌也，無不可望而知焉。”(《孫鵬初遂初堂集序》)這就需要讀者在欣賞時，有一個披文見義的過程。

在文學創作中，為了驅除世俗觀念的束縛，達到個性自由和思想解放，湯顯祖常常借助于老莊思想與禪宗觀念。“列子莊生，最喜天機”(《寄王弘陽冏卿》)，“幸無更作時義，冥思《老》《易》《太玄》，著書可也”(《與張大復》)。他說：“詩乎，機與禪言同，趣與游道合。禪在根塵之外，游在伶黨之中。要皆以若有若無為美。通乎此者，風雅之事可得而言。”(《如蘭一集序》)又說：“情致所極，可以事道，可以忘言，而結有所不可忘者，存乎詩歌序記詞辨之間。”(《調象庵集序》)

由此可見，湯顯祖的“意趣神色”，實是以自然天性為出發點，以任情為原動力，以糅合釋道的禪理為前驅，祛除那些與儒家禮教觀念與社會風俗結合在一起的常識與情理，從而創造感于時事、超越生活的藝術世界，實現他的審美理想。

在藝術表現上，這篇序言常為古往今來的文人學者所稱道。袁宏道致信江盈科時說：“前見湯海若作二虞《溪上落花詩》引子，妙甚，脫盡今日文人蹊徑。”文章的妙處，首先體現在結構的精巧。序言先以“長孺、僧孺兄弟，似無著天親，不綺語人也”一語蓄勢待發，然后介紹虞長孺、僧孺兄弟。本來《落花詩》作者是其弟，卻先從其兄說起，營造了云隱月潛的效果，目的是讓讀者明白他們難兄難弟，實為合璧。介紹兄長正面著墨，讓弟弟上場，卻全以奇兵出之，制造懸念，再加以反襯，揭示兩人的異中有同，貌離神合。虞長孺“美容儀少年，幾為道傍人看煞。妙于才情，萬卷目數行下”，而虞僧孺“故拙于姿”，又“如愚，未嘗讀書”。然而更奇者，看似愚鈍未嘗讀書的人，卻能“洛誦成河，子墨成霧，橫口橫筆，無所留難”，而且又是“學佛人作綺語”。如此穿插介紹，顯得錯落有致，有風檣陣馬之痛快，插花舞女之姿媚。

明人沈際飛曾評這篇序文，“前半人奇，后半文奇”。作者以四字句為主的句式，短兵相接式地交代了“奇人”之后，隨即以一組由詩題、詩句、詩評三部分內容組成的固定排列，極力鋪陳，告以“奇文”。頗有一瀉千里、穿云鉆霧之妙。形似整齊劃一，卻又于結構相同的每一單位中，抉發反差，出人意表。好比從長江順流而下，既有杜甫喜極而泣之后，“即從巴峽穿巫峽”穿越障礙，如同現代人們坐過山車的刺激驚險，又有像李白朝辭白帝城的彩云，一日千里中，自有一番從容，不忘記觀賞兩岸的猿聲和重重的萬山。行文至此，似已達到極致，作者卻又以“然予覽二音，有私喜焉”，逗弄迤邐，向極忙處偷閑，筆頭再著一花。“學佛人作綺語業，當入無間獄”，為友人在我之先下地獄而竊喜;“慧業文人，應生天上”，為我“生天亦在二虞之后”，若有所失，卻又不肯明白說出。以這樣充滿兒童式的狡黯作結，更覺詼諧，使人神旺，結尾上再得波瀾不絕，余音繚繞之妙。

徐朔方先生曾對此文贊賞有加，在《湯顯祖年譜·引論》中曾說，湯顯祖的古文“因為和當時的科舉有關，特別長于議論，精于章法”，一些文章雖然篇幅短小，卻能夠“縱橫開闔，筆酣墨飽，在小文字中作大波浪，絲毫沒有局促之感”。而像《合奇序》、《溪水落花詩題詞》等文，則被他稱為“空靈小巧的晚明小品的先聲”。這類作品，不僅顯示了魏晉六朝文學旖旎雋永的文風對湯顯祖的影響，還可以看到他從唐宋古文佳作中所吸收的重視結構與個性流露的優點，初步具備了晚明小品的藝術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