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顯祖《【文】·合奇序》原文|注釋|譯文|翻譯|鑒賞

【原文】

世間惟拘儒老生不可與言文。耳多示聞，目多未見，而出其鄙委牽拘之識相天下文章，寧復有文章乎? 予謂文章之妙，不在步趨形似之間。自然靈氣，恍忽而來，不思而至。怪怪奇奇，莫可名狀，非物尋常得以合之。蘇子瞻畫枯株竹石，絕異古今畫格，乃愈奇妙。若以畫格程之，幾不入格。米家山水人物，不多用意，略施數筆，形像宛然。正使有意為之，亦復不佳。故夫筆墨小技，可以入神而證圣，自非通人，誰與解此?

吾鄉丘毛伯選《海內合奇》，文止百余篇，奇無所不合。或片紙短幅，寸人豆馬;或長河巨浪，洶洶崩屋;或流水孤村，寒鴉古木;或嵐煙草樹，蒼狗白衣;或彝鼎商周，丘索墳典。凡天地間奇偉靈異、高朗古宕之氣，猶及見于斯編。神矣化矣。夫使筆墨不靈，圣賢減色，皆浮沉習氣為之魔。十有志于千秋，寧為狂狷，毋為鄉愿。試取毛伯是編讀之。

【鑒賞】

此序當作于萬歷三十九年辛亥，家居，六十二歲。毛兆麟，字丘伯，臨川人，編有《湯若士絕句》。他深得晚年湯顯祖的青睞，不僅引以為同道，也視其為后繼，寄有厚望。湯顯祖為毛兆麟的《學馀園初集》作序云：“予將老而為客。遂有毛伯丘者，頓致此道。蓋其去諸生成進士也，才一期以余。有慈氏之喪，歸而除一園以居也，殆半期耳。而總其長賦，已成四五，詩凡百篇”，又稱許“丘君乃能出其數千萬言，縱橫流離，磊砢層集，無不如志”，“毛伯君獨能為之”，可謂一篇之中三致意焉。

文中所謂的“靈氣”主要是指趣味和性靈。湯顯祖主張發揚作家的自然靈性來駕馭文學創作，“觀物之動者，自龍至極微，莫不有體。文之人小類是。獨有靈性者自為龍耳。”在他看來，靈性雖非人人所具，卻也不少，“天下大致，十人中二四有靈性”。然而“能為伎巧文章，競伯什人乃至千人無名能為者”，原因在于“今之為士者，習為試墨之文，久之，無往而非墨也。猶為詞臣者習為試程，久之，無往而非程也”，因而“性近而習遠”，個性被時文所磨滅，靈性得不到發揚，不能寫出好的文章，所謂“離其習而不能言也”(《張元長噓云軒文字序》)。

湯顯祖的這種看法，實源于晚明個性解放思潮的代表人物李贄。李贄在《童心說》中，指出文學創作來自于“童心”：“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但是“童心”往往遭受禮教與習俗的遮蔽，“有道理從聞見而入，而以為主于其內而童心失”，“以童心既障，而以從外入者聞見道理為之心也”，于是“發而為言語，則言語不由衷;見而為政事，則政事無根柢;著而為文辭，則文辭不能達”。解決辦法只有發掘和激揚“童心”，祛除聞見道理。李贄指斥“六經、《語》、《孟》，乃道學之口實”，主張去掉積習格套，“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才能達到文學創作的自由境界，“茍童心常存，則道理不行，聞見不立，無時不文’，無人不文，無一樣創制體格文字而非文者”。

湯顯祖曾受到李贄的直接影響，曾有“見以可上人之雄，聽以李百泉之杰，尋其吐屬，如獲美劍”之語。他的“靈性”與“童心”大致接近，“夫童心者，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但也存在著細微差異。李贄著眼于自然天性沒有本質的不同，凡金礦都含有金子;湯顯祖則承認自然天性的高下之別，認為金礦中含金量有多有少。與李贄的去蔽存明主張相似，湯顯祖在序中也主張擺脫拘腐之理的限制，將此視為文學創作的先決條件，“世間惟拘儒老生不可與言文。耳多未聞，目多未見。而出其鄙委牽拘之識相天下文章，寧復有文章乎”。破除流俗的迂腐狹隘之見，其動力源于覺悟者追求特立獨行的人格，張揚個性。在儒家禮教與社會流俗勢力占據絕大優勢的情況下，湯顯祖推崇儒家的狂狷者的處世態度，“夫使筆墨不靈，圣賢減色，皆浮沉習氣為之魔。士有志于千秋，寧為狂狷，毋為鄉愿”。此即《論語·子路》所說：“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所謂的狂者狷者，又與莊子的“畸人”接近。《莊子·大宗師》說：“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成玄英疏云：“畸者，不耦之名也。修行無有，而疏外形體，乖異人倫，不藕于俗。”對此，流俗常人固然視其為怪異乖戾，避之唯恐不及，甚至常常去之而后快，然而在贊賞者或者同道的眼中，無論狂人畸人，都可以稱之為“奇人”。

先有“奇人”，然后才能有“奇文”。湯顯祖《序毛丘伯稿》說：“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氣者，全在奇士”，還贊同唐人“不顛不狂，其名不彰”之語，以為“必若所云，張旭之顛，李白之狂，亦謂不如此名不可猝成耶。……夫不茍為名而又可以時施，此亦天下之至文也”(《蕭伯玉制義題詞》)。因此之故，湯顯祖稱許鄉里后學的毛兆麟，“如毛伯者，世之奇異人也。”(《序毛丘伯稿》)，后者所編《合奇序》，也深契他的心意，“吾鄉丘毛伯選《海內合奇》，文止百余篇，奇無所不合。”這就不難理解，湯顯祖對奇人奇事，何以那么津津樂道了。他贊賞幼時所處的好友，“鐘陵饒伯宗侖，臨川周無懷宗鎬，皆奇士也”，“三人嵯峨蹣跚而行乎道中，旁無人也”(《哀偉朋賦序》)，他所不期而遇的友生李超然，亦僧亦俠，頗有戰國游士之風。“初弟以僧來見，大似可人。長發章門，便作殘僧矣。學書學劍，拓落無成，重以交匪之嫌”(《與門人李超無》)，“歲往浴佛，有驅烏漫刺，坐我堂東。揖之，知其奇，留之齋。云不能斷酒也，信宿而都無所斷。偶爾破口，公案二三則耳，居常率爾成詩。心有目而目有睛，眉毫鼻吻間盡奇俠之氣”(《李超無問劍集序》)。其言行怪異，匪夷所思，以至于被誣為盜賊，系獄而死。湯顯祖還感慨世之男子不如奇婦人者，“予讀小史氏宋靖康間董元卿事”，“伉儷之義甚奇”，“最所奇者……立俠節于閨閣嫌疑之間，完大義于山河亂絕之際”(《旗亭記題詞》)。

明人陸云龍在翠娛閣選本中曾評點此文說：“序中是為奇勁，奇橫。奇清。奇幻，奇古。”文章之奇的造就，源于湯顯祖在思想和個性上的崇尚超俗好奇，其高超清逸，洋溢于文字。

湯顯祖深受六朝文風之影響，自敘“十七八歲時，喜為韻語，己熟騷賦六朝之文”(《答張夢澤》)，“弱冠始讀《文選》，輒以六朝情寄聲色為好”。出仕后，又“因取六大家文更讀之，宋文則漢文也。氣骨代降，“而精氣滿勁。行其法而通其機，一也。則益好而規模步趨之，思路益有通焉”。早年的偏愛，使得他后來接受漢宋文章的氣骨時，仍不忘對綺麗辭藻重視，“至于文之質，生而已成。虎豹之皮，虹霞之色，不借質于犬羊霾曀必矣”(《與陸景鄴》)。兩方面的兼收并蓄，使得序文既有唐宋古文的清勁簡潔，兼具六朝文章的綺麗精美，總體上呈現出一種剛健又婀娜的風格。《史記》《漢書》的“雄高”和《世說》的“簡澹”，原本為湯顯祖所喜，本文中對四六對偶的句式的靈活運用，氣勢暢達，文詞奇雋，魏晉六朝驕文的“婉媷流麗”更其明顯。

湯顯祖同時代的文學大家中，屠隆這樣評價湯顯祖，“極才情之滔蕩，而稟于鴻裁;收古今之精英，而熔以獨至。其格有似凡而實奇，調有甚新而不詭。語有老蒼而不乏于姿，態有纖秾而不傷其骨。為漢魏則漢魏，為騷選，則騷選，為六朝則六朝，為三唐則三唐”(《玉茗堂文集序》);錢謙益則強調了湯氏六朝與宋代文章的兩者糅合的特點，“義仍少刻畫為六朝，長而湛思道術，熟于人世情偽，與夫文章之留別。凡序記志傳之文，出于曾主者為多。”(《文集原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