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典文章賞析·韓愈《送孟東野序》原文|注釋|賞析

韓愈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 其趨也，或梗之; 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音，其皆有弗平者乎!

樂也者，郁于中而泄于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于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奪，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于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于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

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于《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于《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于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丑其德莫之顧邪?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

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于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游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

東野之役于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于天者以解之。

《序》作為文體共分兩種性質：一是書序;一是贈序。前者問世較早，如《太史公自序》、《齊民要求序》等，都是敘述著作者的意趣的。后者則創于唐初，專為臨別贈言之用。這篇《送孟東野序》正是此類之中的佼佼者。

孟東野(751-814)名郊，字東野，浙江人氏，韓愈的學生和摯友，唐代著名的詩人。孟郊一生窮困潦倒。早年屢試不中，直到46歲才成進士，仕途更是坎坷，直到50歲才被任命為溧陽縣尉。這篇序文，就是韓愈送他去江南時的勸慰之言。

孟郊有“詩囚”之稱，這當然是指他作詩時頗下苦心，但由此亦可知其命中多舛的程度了。對于這種心情抑郁已久且又將遠行的至友，到底以何種文章才能夠既敞開心扉、暢所欲言、又可達到寬慰、鼓勵之目的呢? 身為散文巨擘的韓愈，一起手就開門見山地道出了“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這句貫穿全文的中心論點。此真神來之筆也! 對于一個愁眉不展、郁悶已深的人來說，與其和他不著邊際的東拉西扯，不如瞧準病源、一針見血進行針砭來得痛快。換言之，把問題談開、講透要比回避矛盾積極有效得多。

韓愈首先著重分析了“鳴”的產生原因，從自然界的草木金石、風雨雷電之類到人類社會中的三皇五帝、至圣先賢，作者一口氣用了三十八個“鳴”字，其中文筆千變萬化，議論恣肆縱橫，恰如清代吳調侯、吳楚材所評，是“如龍之變化，屈伸于天，更不能逐鱗逐爪觀之?！表n愈在此以潑墨之法述古編新、竭力鋪陳的用意就在于要以本文“不平則鳴”的中心論點去對孟郊進行一次思想上、心理上的說服、啟發，因而這其中包含這樣幾層意思： 一是不要認為自己不該“鳴”，認為今日之不幸均因“鳴”字而起; 二是“鳴”乃天性，想不“鳴”也難做到，不如當個“鳴之善也者”，三是為世所用則“鳴”“國家之盛”，為世所疾則“自鳴其不幸”，兩者無不可。總而言之，韓愈以古今萬物為例，說明的正是一個極普通但卻很重要的道理，即為人不能不“鳴”，為文人更不可不善“鳴”，至于“幸”與“不幸”，在“上”還是在“下”，那就不必強求了。依此看來，韓愈在此文中所闡發的理論基本上還是沒有超出儒家“窮達”之說的范圍。

對于這個“鳴”字，前人大致有三種見解。宋代洪邁指出“但如皋陶、禹、伊尹、周公等人，則非所謂不得其平也”; 清代的何焯與之相似，他認為“‘不得其平’四字，與圣賢之善鳴及鳴國家之盛處，終不能包含?！边@兩位的意思，是身處高位之人，就喪失了“不平則鳴”的資格。清代林云銘提出相反的意見，認為：“俗眼錯認‘不平’為不得用扼腕，何啻千里?獨不思篇中言皋陶、言禹、言伊尹、言周公，皆稱其鳴之善。其不平處豈亦為不得用而然乎?”這一位的看法是凡有言自胸中出，都自有其不得已的原故，這“不得已”就是不平，不必以社會地位的高下來作為劃分“平”與“不平”的標準。而清代吳調侯、吳楚材認為“此文得之悲歌慷慨者為多，謂凡形之聲音皆不得已，于不得已中又有善不善，所謂善者又有幸不幸之分。”顯然，這是對上述兩種意見的調合，認為少數得意者的歌頌之辭也可視為“鳴”的一種。如此，就出現一個對于什么才是真正的“鳴”的概念上的爭論。然而，解決這個問題的答案實際上是現成的。試問，“百家爭鳴”之時有高低貴賤之分嗎?有得意與不得意，幸與不幸，居上位還是居下位之分嗎? 韓愈“不平則鳴”的論點之所以能夠百世流芳，其高妙之處就在于這一句投人脾胃的箴言可以博得所有想發議論之人發自內心的擁護和贊許。韓愈在此篇中提出的“不平”的問題，講到本質上則是一個處在社會生活實踐中的人的心理狀態是否平衡的問題。凡心理不平衡者，都有“不平”之感，也就必然會以各種各樣的方式方法去“鳴”。這種邏輯現象經韓愈一總結就只能得出下面的結論，即“鳴”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不“鳴”就不成其為自然界，不“鳴”就不成其為人類社會。韓愈以良師諍友的身份使臨別贈言達到了如此的高度和深度，孟郊的心情大概總會開朗達觀一些了吧。

文學家與其所處的社會環境之間的關系，文學家的生平際遇與其創作實績之間的關系，是韓愈在《送孟東野序》中有所發揮的另一個非常重要而且寶貴的見解。

從中國文學史來看，首先提出這一觀點的是孟子。即“天將降大任斯是人也……”一段，而具體分析這一現象的則是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他寫下了下面這段擲地有聲的文字：“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詩三百篇，大抵圣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也?！倍抉R遷本人更是在忍宮刑、受奇恥之后，發憤著述，才寫完《史記》的。由此可見，古今中外震撼人心，垂之永久之作，多為郁郁不得志者不平而“鳴”的產物。與“兵至死地而后生”相通，文人墨客也只有在窮困之中才能“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才能以純真的至情至理感人至深，歷久而常新。

從孟子的“苦其心志”到司馬遷的“發憤之說”，從韓愈的“不平則鳴”到歐陽修的“窮而后工”，我們可以清楚地認識到中國封建社會中的知識分子們所走過的是怎樣一條艱辛而又曲折的道路，同時也可以體察到他們是用怎樣一種理論使自己能夠在這條道路上繼續堅韌不拔地行進下去。

在分析了“鳴”的產生原因之后，韓愈又從“鳴”的“善”與“不善”入手進行了深入的探討。作者涉及三代，論述百家，以“鳴”字為經線，用旁逸側出之筆，突兀崢嶸之法。時抑時揚地表達出自己對歷代名人雅士的評價。韓愈把從唐、虞、夏、商到魏、晉、隋、唐的歷史時期劃為三個階段。認為周以前及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是盛世之言;周衰后的孔子至西漢的司馬遷也是“善嗚者也”，但屬衰世之音;至于魏晉之后則“鳴者不及于古”，純屬亂世之音了。這種厚古薄今的論調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一是出于反對六朝以來駢文占統治地位的反常現象的考慮，再是對于魏晉以降志士仁人愈發地“不得其鳴”之現狀的極大義憤。

由此，韓愈就在末尾一段里以正大的議論，閃爍變化的語言向孟郊表示出了自己的真實看法，即：溫故可以知新，從上古至今眾多人物的遭遇就可以懂得，立身處世的關鍵是毋以勝敗得失論英雄。一個人只要敢“鳴”，只要善“鳴”也就足夠了。至于幸與不幸，遇與不遇，在上位還是處下位等等則一概不足論。更何況賢才不被知遇實為古今通例，本無可悲之處，如此，則“其在上也奚以喜? 其在下也奚以悲?”就可以達到一種不悲而樂且幸，“鳴”之而已矣的最高境界了。

對于“鳴不及于古”，其中“善者”，韓愈以“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衰，其志弘以肆，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作出評說。但對于怎樣“鳴”才算是“至善”，韓愈卻一字未提，反以“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作了反問。為什么三代兩漢各種人物都可以“鳴”而且評之為善，到了魏晉以后卻一落千丈了呢。作者以“天怒其德”作口實，此含糊其辭之法也。其本意顯然是在指出亂世之中大批人才被埋沒、被輕視的事實。由此也就講明了“不及于古”的真正原因，并流露出對歷代當權者壓抑、摧殘人才的強烈的不滿情緒。

《送孟東野序》一文在寫作上的特點是非常明顯的。從結構上看，全篇緊緊扣住一個“鳴”字進行論述，其中“鳴”字出現三十八次，句法變換二十九回，聲調頓挫之處更是層出不窮。明代茅坤論及此文時說：“以一‘鳴’字成文，乃獨倡機軸，命世筆力也。前此唯《漢書》敘蕭何追韓信，用數十‘亡’字?！奔戎赋隽诉B用一字貫穿全文的先例，又給予此文以高度的評價。韓愈在這篇贈序中溯古論今，獨辟蹊徑，反復以古人之鳴與今人之鳴相比較，于論述之中寄托感慨，在敘說之中有諷刺，達到了奇而不詭，收放自如，波瀾迭起，令人擊節的閱讀效果，體現出變化多端，格調高奇，深刻雄健，氣象萬千的行文風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文采用了幾種相當成功的手法。

其一是陪襯手法。此文粗看似給人以拉雜散漫，不可捉摸之感，故而清代曾國藩認為此篇的毛病在“征引太繁、頗傷冗蔓。”其實，這條意見正好從反而說明了此文的成功之處。因為，它的所有陪襯都是在為它的主旨服務的。對于“不平則鳴”的問題，對于“鳴”之善與不善的問題，如果不論及古今名家是不可能講得通透的。其二是層層深入的手法。先說自然事物中的不平者之鳴，次說音響樂器之中的善鳴者流，再次講到人類社會中由于種種矛盾現象而引發出來的各式各樣的“鳴”。如此就愈發顯出這一個“鳴”字具備有深厚的歷史背景與多方位的不同角度。其三是立意新穎、盡去陳言。以一“鳴”字為通篇主旨，充分體現出了對孟郊郁結心情的理解與勸慰之情，更真正做到了立異標新，以“鳴”驚人，文成法定，性情畢見。其四是語言錯綜，搖曳多姿，或長或短，或駢或散，均能靈活運用，恰到好處。毫無堆砌牽強之態，反有筆力宏邁，流水行云之感。

《送孟東野序》是韓愈散文中膾炙人口的一篇。不論從思想認識上還是在寫作技巧方面，都是值得認真汲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