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結

癸卯歲，漫叟授道州刺史。道州舊四萬余戶，經賊已來，不滿四千，大半不勝賦稅。到官未五十日，承諸使征求符牒二百余封，皆曰： “失其限者，罪至貶削。”於戲!若悉應其命，則州縣破亂，刺史欲焉逃罪;若不應命，又即獲罪戾，必不免也。吾將守官，靜以安人，待罪而已。此州是舂陵故地，故作《舂陵行》以達下情。

軍國多所需，切責在有司。

有司臨郡縣，刑法競欲施。

供給豈不憂？征斂又可悲。

州小經亂亡，遺人實困疲。

大鄉無十家，大族命單羸。

朝餐是草根，暮食仍木皮。

出言氣欲絕，意速行步遲。

追呼尚不忍，況乃鞭撲之！

郵亭傳急符，來往跡相追。

更無寬大恩，但有迫促期。

欲令鬻兒女，言發恐亂隨。

悉使索其家，而又無生資。

聽彼道路言，怨傷誰復知！

“去冬山賊來，殺奪幾無遺。

所愿見王官，撫養以惠慈。

　奈何重驅逐，不使存活為？”

安人天子命，符節我所持。

州縣忽亂亡，得罪復是誰？

逋緩違詔令，蒙責固其宜。

前賢重守分，惡以禍福移。

亦云貴守官，不愛能適時。

顧惟孱弱者，正直當不虧。

何人采國風，吾欲獻此辭。

唐代宗廣德元年(763)，南方的少數民族“西南夷”因反抗李唐王朝的壓迫而進攻附近州縣，元結被任命為道州刺史去應付局勢。但還未到任，道州已被攻陷。第二年五月，元結到道州時，已是“城池井邑，但生荒草，登高極望，不見人煙……堪征稅者無幾，已殘敗者實多，百姓戀墳墓者蓋少，思流亡者乃眾。”( 《上謝表》)真是十室九空，殘破不堪。而皇家的征斂卻變本加厲，有增無減： “到官未五十日，承諸使征求符牒二百余封，皆曰：‘失其限者，罪至貶削。’”詩人對此極其憤慨，他甘冒抗命之罪，上書請免租稅，并寫了這首《舂陵行》反映道州人民的悲慘處境，以達上聽。元結曾號漫郎，又呼為漫叟。稱少數民族為“賊”，是詩人的局限。

全詩可分三部分。開頭四句是總起，寫賦稅之繁與催逼之急。“軍國多所需”，一針見血地揭示了造成人民痛苦的根本原因。一個“多”字，既表示出對統治者橫征暴斂的不滿和反感，又體現了對人民不勝賦稅的深切同情。“切責在有司，有司臨郡縣”以頂針句的形式渲染緊張急迫的氣氛。“有司”是指州縣長官，他們怎樣來聚斂“軍國之需”呢?那就是“刑法競欲施”，競相施用嚴刑進行壓榨。一個“競”字形象地刻劃出那些朝廷命官一個比一個更為兇狠的猙獰面貌。短短四句詩，深刻地揭示了人民長期所受的急征暴斂之苦，以深廣的社會背景總起全詩。

是奉命惟謹地幫著行兇，還是挺身而出為民說話?富有正義感的詩人，不顧削職遭貶的風險，毅然為民抗爭。當然，這種抗爭不是沒有思想矛盾的，自“供給豈不憂”至“不使存活為”就寫這種矛盾心理。矛盾的焦點就是“供給豈不憂?征斂又可悲。”作為一個地方官，怎能不為供給軍國之需而憂愁?但要向困疲不堪的人民去征斂又于心不忍。詩人以非常細膩的筆觸寫出了這一思想矛盾。

經過戰亂和逃亡，小州人口銳減，即使是“大鄉”也不足十戶，“大族”人家也只留下孤單孱弱之人，而且窮困疲憊不堪： “朝餐是草根，暮食仍木皮”，講話上氣不接下氣，行走步履遲緩。“大鄉”、“大族”尚且如此，小鄉小戶則更不堪設想。面臨瀕于死亡的人民，詩人深情地說：“追呼尚不忍，況乃鞭撲之!”其悲憫同情之意溢于言表。

但是，作為朝廷命官，詩人又不得不為供給而憂，更何況“郵亭傳急符，來往跡相追。”官府催征，急如星火，傳令的人腳印一個接一個。這一“急”一“追”突出了催逼者的急切情狀。對此，詩人一方面表示強烈的不滿： “更無寬大恩，但有迫促期!”另一方面也曾設想過一些催繳的方案，但自己又否定了：叫老百姓賣兒賣女吧?這話一說出口，恐怕立即要引起變亂;沒收他們的家產吧?那他們連最基本的生活資料都沒有了，誰又忍心這樣做呢?

在寫了憂供給與悲征斂的矛盾心理后，詩人又交代了思想變化的關鍵，那就是他聽到的“道路言”。去冬遭亂的時候，以為朝廷命官來了后對人民會仁慈一些，誰知道壓榨盤剝更有過之，于是，內心的憤慨再也無法克制了，嚴厲譴責那些如狼似虎的“王官”： “奈何重驅逐，不使存活為?” “重驅逐”與前面的“經亂亡”相照應，揭露了陷民于水火的“王官”比“山賊”更兇殘的本質，這既是人民的怨傷之言，也是發自詩人內心的憤怒抗議。

最后一部分寫詩人決心靜以安人、違詔待罪的堅定態度。人民的怨憤之言已使詩人從思想矛盾中驚醒過來，自己是一州刺史，安民乃是本分，絕不可因催逼過緊而致亂;又想到以往的賢吏都能謹守職分，哪里因個人禍福而改變?自己絕不愿為適合時宜而去逢迎上司，何況人民是如此貧弱困苦，更不能違背正直愛民之道。就這樣，詩人毅然決定“逋緩違詔令”，違抗詔令，緩征稅租，當然要蒙受責罰，但也心甘情愿，并且寫好這首詩，等待時機，希望上達君王。

元結很重視詩歌的社會功能，認為應“極帝王理亂之道，系古人規諷之流”(《二風詩論》)，達到“上感于上，下化于下”(《系樂府十二首序》)的目的。這首新題樂府就是為“感于上”而作的，詩中真實地反映了道州人民由于頻繁的戰亂和沉重的賦稅而在死亡線上掙扎的悲慘處境以及自己寧違詔以安人，不肯邀功以請賞的情懷。詩歌語言樸素，表現自己的心理活動，真實細致，感人肺腑。三年后，流寓在夔州的杜甫讀了，大為感動，寫了一篇《同元使君〈舂陵行〉》，在序中驚喜地說： “今盜賊未息，知民疾苦，得結輩數十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為邦伯，萬物吐氣，天下小安可待矣。不意復見比興體制，微婉頓挫之詞。”在詩中，更熱情地稱贊說： “道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橫。兩章(指元結的《舂陵行》與《賊退示官吏》)對秋月，一字偕華星。”對元結這首詩的思想和藝術都作了高度的評價。

漫叟所以能然者，先民后己，輕官爵，重人命故也。(黃徹《溪詩話》卷六)

元結刺道州，承兵賊之后，征率煩重，民不堪命，作《舂陵行》。其末云：“何人采國風，吾欲獻此詩。”以傳考之，結以人困甚不忍加賦，嘗奏免稅租及和市雜物十三萬緡，又奏免租庸十余萬緡，困乏流亡盡歸。乃知賢者所存，不特空言而已。( [宋]葛立方《韻語陽秋》卷六)

詩忌拙直，然如元次山《舂陵行》、《賊退示官吏》諸詩，愈拙直愈可愛，蓋以仁心結為真氣，發為憤詞，字字悲痛，小雅之哀音也。(施補華《峴傭說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