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

明妃初出漢宮時，淚濕春風鬢腳垂。

低回顧影無顏色，尚得君王不自持。

歸來卻怪丹青手，入眼平生未曾有。

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

一去心知更不歸，可憐著盡漢宮衣。

寄聲欲問塞南事，只有年年鴻雁飛。

家人萬里傳消息; 好在氈城莫相憶;

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



明妃初嫁與胡兒，氈車百輛皆胡姬。

含情欲語獨無處，傳與琵琶心自知。

黃金桿撥春風手，彈看飛鴻勸胡酒。

漢宮侍女暗垂淚，沙上行人卻回首。

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

可憐青冢已蕪沒，尚有哀弦留至今。

《紅樓夢》第六十四回薛寶釵談詩，談到了王安石的《明妃曲》和歐陽修的和作：“做詩不論何題，只要善翻古人之意。若要隨人腳蹤走去，縱使字句精工，已落第二義，究竟算不得好詩。即如前人所詠昭君之詩甚多，有悲挽昭君的，有怨恨延壽的，又有譏漢帝不能使畫工圖貌賢臣而畫美人的，紛紛不一。后來王荊公復有‘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歐陽)永叔有‘耳目所見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二詩俱能各出己見，不襲前人。”這是曹雪芹借薛寶釵之口談到了一條重要的作詩方法。古人作詩首重立意，講究立意要高，要新。王安石兩首《明妃曲》常受到推許，就在于善翻古人之意，立意新穎，思深氣銳，議論勝人。

漢代已有“憐昭君遠嫁”的歌詩(《唐書·樂志》)。晉石崇《王明君詞》是相傳最早的詠昭君的詩： “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 “昔為匣中玉，今為糞上英。”唐詩中詠昭君的甚多。李白《王昭君》： “今日漢宮人，明朝胡地妾。”不著議論，而意味深長。杜甫在夔州時有《詠懷古跡五首》，其三詠湖北秭歸的昭君村： “畫圖省識春風面，環佩空歸月夜魂。”想象昭君死后猶眷懷故土，于月夜魂兮歸來。白居易十七歲作《王昭君》詩： “漢使卻回憑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亦借設想寫昭君的思歸之念，這些都是人們傳誦的。王安石居這些名作之后，卻敢于標新立異，自出機杼。

第一首之前半首寫昭君漢宮之別。淚濕春風，低徊顧影，臨別時的昭君形象寫得很動人。歐陽修《鼓笛慢》： “更有丹青妙手，應難寫，天然態。” “丹青難寫是精神”，這時淚光熒熒，凝睇欲絕，情知將訣，欲行又止的情態，確是丹青難寫的。舊說把王昭君不被知遇，一概歸罪于毛延壽作畫時中傷。但“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這二句，卻把這個舊案輕輕推翻了。王安石并非特地為毛延壽開脫，而是說昭君之美不僅在貌，更在她的神情意態。這種畫筆難描繪的情態，倒由作者的詩筆，遺貌取神，出色地表現出來了。

后半首寫昭君胡地之憶。“一去”兩句，說她著盡故衣猶不忘漢。“寄聲”兩句，則是說盡管她一心思漢，漢廷卻與她不通音信，臨別時一度動心的漢元帝，或許很快就把她遺忘了。昭君的一番苦心沒受到理解和憐惜，因而更為寂寞孤苦。這又是暗寫漢恩之薄。幸而家里的人還在眷念她。“家人”四句就是家人假設向昭君慰藉，意思是說昭君無須因遠在氈城而常悲苦失意，近在咫尺的長門宮中不是同樣有被遺棄之恨嗎?前人都以昭君萬里遠嫁為不幸，“人生失意無南北”這一句，獨認為問題在于是否真正相知，不在于地域的南北遠近;而從那些以貌取人，寡恩薄情的君王那里是得不到知己的。這也是成功地翻了舊案。這首詩的識見與想象都是人所未到，獨具手眼，因而能在眾多的詠昭君的詩中，后來居上。詩中議論全由家人口中說出，自然妥貼，不著痕跡，避免了有些詩歌常于篇末放言高論的毛病。

第二首寫昭君的琵琶曲。“明妃初嫁”四句寫昭君的出塞行，托琵琶以傳達內心悲怨。她遠嫁匈奴，人生失意之恨，胡沙流落之苦，萬里思歸之念，都事有難言，欲說無處，只能借一曲琵琶來遣愁傳恨。陸游《鷓鴣天》詞說： “情知言語難傳恨，不似琵琶道得真。”這琵琶的一聲聲，正是她千言萬語說不盡的滿腔心事。“黃金桿撥”兩句，寫昭君彈琵琶的神態，也寫出了所彈的內容和她的衷曲。“彈看飛鴻勸胡酒”，勸胡酒而眼看飛鴻，就是說心不在胡而在漢，她手下在撥弦彈著一首心連塞南的思歸曲。這一句是從晉嵇康《贈秀才入軍》詩“目送飛鴻，手揮五弦”脫胎而來的，目送著鴻雁南飛，她的心也隨同著飛向漢地。但鴻雁可以自由自在地南來北去，她卻寄身異域，終身不歸，內心該有多少哀痛啊! “漢宮侍女”兩句，寫琵琶的哀音感動了聽眾。漢宮侍女懂得昭君的心事，但無可勸慰，只能暗地垂淚。沙上行人卻不禁自言自語，說了兩句聊且寬解她的話：漢朝對你本無厚愛，而匈奴卻沒有虧待了你，何苦這么悲傷，老是想著回去呢!清蔡上翔《王荊公年譜考略》卷七說，“漢恩”兩句，“亦擬行人回首聊為慰藉之辭，與前篇‘好在氈城莫相憶’，無以異也”。假托家人與行人的慰藉，其實都為了反襯和突出昭君的哀怨之心和思歸之念，想不到這幾句后來卻遭致了不少非議。最后兩句，說昭君死后青冢荒蕪已久，但她的琵琶曲卻流傳至今，人們于千載之下還能從琵琶的哀響中了解她的遺恨，對她懷著無限同情。這首詩在內容與寫法上也都有翻新出奇的地方，不落前人窠臼，尤其與白居易那首一味寫昭君顧念君恩的詩，更顯得不同。

王安石這兩首《明妃曲》立意新奇，并無悖于情理之處，老實說，還保持著傳統的“怨而不怒”的風格。黃庭堅年輕時讀到這兩首詩，說“辭意深盡，無遺恨矣”。認為詩人設身處地，對昭君的不幸處境和內心矛盾，寫得很曲折隱微，又很玲瓏透徹。但對這兩首詩進行攻訐的，歷代不乏其人。北宋時王回(字深父)說“人生失意無南北”這一句不對，南是華夏，北為夷狄，“無南北”不分華夷，有背于孔子說的“華夷之辨”。南宋時范沖對高宗說： “漢恩”兩句，“以胡虜有恩而遂忘君父”，壞天下人心術，“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均見宋李璧《王荊公詩箋注》)。羅大經《鶴林玉露》卷十指責“漢恩”兩句： “推此言也，茍心不相知，臣可以叛其君。妻可以棄其夫乎?其視白樂天‘黃金何日贖蛾眉’之句，蓋天淵懸絕也。”清趙翼《甌北詩話》卷十，亦謂“推此類也，不見用于本朝，便可遠投外國，曾自命為大臣者，而出此語乎?”其實，這些話既不是昭君的本心，也不是作者的立論，“行人”的話說得如此決絕，用意是教她“好在氈城”，不要癡望得太苦了。“行人”的話，則是站在胡人立場，加以勸慰，當然是只能這么說的。歐陽修和作： “推手為琵卻手琶，胡人共聽亦咨嗟。”也是借胡人的反應來表現昭君的思歸曲的。作者的這些設想都語意新奇，根本不是說昭君變了心。這兩詩都是寫昭君的備極哀怨，而又歸思不已。王回、范沖等人未免看錯詩意，妄加曲解了。蔡上翔《王荊公年譜考略》對此特地作了辯解。朱自清先生的《王安石〈明妃曲〉》一文(見《朱自清古典文學論文集》)，也用以為例，說明“斷章取義，不顧全局，最是解詩大病”。

《明妃曲》兩首作于嘉祐四年(1059)，時王安石三十九歲，提點江東刑獄。他于嘉祐三年給仁宗上了萬言書，主張變更法度。但暮氣已深的宋仁宗無意改革，王安石的變法倡議自然擱置不行。這兩首詩寫昭君不得知心，失意流落，其中或許也寄托著他自己政治上不得志的感慨。這兩首《明妃曲》當時傳誦甚廣，歐陽修、劉敞、司馬光等一些前輩作家都為之傾倒，競相和作。歐陽修還一和再和，就王安石的詩意再加推衍，也是善翻新意的名作。《紅樓夢》中薛寶釵提到的“耳目所見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諷刺漢元帝昏庸，對近在咫尺的身邊人都不能辨別其忠奸美丑，怎么談得上有本事對付邊境上的強敵呢?這兩句就是歐陽修《再和明妃曲》中的名句。

“低徊”二句，言漢帝之猶有眼力，勝于神宗; “意態”句，言人不易知;“可憐”句，用意忠厚;末言君恩之不可恃。“漢恩”二句，即“與我善者為善人”意，本普通公理，說得太露耳。二詩荊公自己寫照之最顯者。(陳衍《宋詩精華錄》卷二)